現代棄婦怨

王若望

　　在哈爾濱只有十來天，我們就回到上海，可以說是一無所獲，第二年就爆發了抗美援朝戰爭，全國捲入了打倒美帝的狂熱中，各個大城市皆成立了抗美援朝後援會，發動捐獻飛機。

　　大概由於我在宣傳捐獻飛機中表現突出吧，上級指派我參加第一屆“赴朝慰問團”，團長廖承志，以大軍區為單位成立慰問分團(西北、華東、東南、華北、四個分團)。

　　我任華東分團秘書長，浩浩蕩蕩開赴朝鮮前線。後來還組成了第二、第三屆赴朝慰問團，梅蘭芳、巴金等都到過朝鮮前線。

　　參加慰問團，特地挑選文化藝術界知名人士，各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徐鑄成(《文匯報》主編)、武和軒(民革中央委員)、陳仁炳、張孟聞(民盟上海主委)，出發以前每人做了一套統一的禦寒服裝，四個分團有一百四十餘人，分頭去瀋陽會師。

　　那時，南韓李承晚的部隊與美國兵已打到平壤以北，形勢吃緊，志願軍總部命令慰問團先在瀋陽待命。這樣，我們在瀋陽停留至陽曆年底。全體慰問團皆住進東北旅社。

　　有一天下午，我發現電梯間旁的一間小屋，一個女服務員送進窩窩頭和一點兒小菜；當她打開門時，我好奇地看裡頭究竟是什麼人生了病。

　　我驚奇地發現，小房間裡是一位女性，面色憔悴，頭髮不整，似曾相識，一下子想不起在哪裡見過她。我就問那位女服務員，她說：“她是神經病，丈夫是東北局的大官，不要她了，就把女人扔在我們這裡不管”。

　　反正我們在瀋陽閒着，我倒要弄明白，這個瘋女是哪一位高幹的棄婦？

　　我上門去找旅社的政治指導員，由於穿著慰問團的統一服裝，用不着介紹就取得了他的信賴，他告訴我當代高幹依仗權力干出了一出“現代棄婦怨”的悲劇。

　　這位不幸的棄婦原來是方紀同志(參看本自傳第二卷：“抗婚小組”一節中，她與凱豐的強迫婚姻有過詳盡的交代)。

　　方紀的美貌我曾作了如下的描述：“她的美麗在群芳中確實有突出之處，她端莊裡透出娟秀和靈氣，青春的光芒四射，她一旦進入會場，隨便什麼人都會向她行注目禮，覺得能多多看她幾眼也是一種享受”。(239頁)

　　何凱豐，原名克全，江西人，與王明、秦邦憲都是留蘇派干將，何的年齡比方大十多歲，我在延安聽過他多次演講，那時他任中宣部長，他的報告與王明異曲同工，枯燥乏味，口齒不清是他做報告的特徵，喜歡引用斯大林語錄，凱豐的文章散見於《解放周刊》和《新華日報》，江西土話和口齒不清總算避免，但言而無味象個癟三依然如故。象方紀那樣的美人兒與他結合，一枝鮮花插在牛糞上，怎不令人惋惜！

　　政治指導員回答我的提問：“凱豐怎麼把方紀關在瀋陽呢”？那是八路軍乘着蘇聯紅軍開進東四省，我們黨的大批幹部與國民黨部隊爭奪領導權，高崗、林彪、凱豐、羅榮桓等，分別擔任東四省的東北局黨、政、軍領導。凱豐的太太到第二年從關內調來，沒有多久，方紀發現凱豐愛上了文工團的演員，年齡比他小二十多歲，可以做凱豐部長的女兒了。黨組織對下面的幹部搞重婚，生怕影響不好，一定會干預的，唯有對高層幹部不敢碰，惹不得，聽之任之。真正的帶頭人是高崗。

　　方紀鬧着要離婚，但黨組織不許，理由是剛到新開闢的根據地就鬧離婚，怕影響不好，怪就怪在凱豐另外搞女人，怎麼不怕影響不好？方紀氣不過，慢慢得了個癔症，經醫生診斷，其實就是神經病，去年凱豐離開了滿洲，就把他的妻子扔在我們這裡，比扔掉一塊抹布還乾脆，而且特別關照，要保密，又說是怕傳播出去影響不好。不過東北局人事處答應每月支付兩百元人民幣作為這個瘋女的生活費。指導員問起：王同志為啥對方紀這麼關懷？

　　我說：“在方紀沒結婚前我們就認識，她與凱豐的婚事比封建婚姻還要野蠻，完全是運用組織壓力強迫配對，沒想到來到瀋陽碰巧看到了這一齣悲劇。是不是同意我看看她？也許能測定她的神志還有幾分是清醒的”。

　　得到賓館指導員的允准，我把方紀領出那間充塞着臭味的黑屋。她認不得我了，我親切地連叫了兩聲她的名字，她才回應說：“你是毛陳”(我在寶雞時的化名，證明她的記憶蠻好。)我邀請她到東北旅社的餐廳吃飯，方紀走出黑屋，大概從玻璃窗里見到自己的面影，她招呼我“慢着,慢着”。她折回去，重新整理一下衣裳，並且搓開手指梳理頭髮(可憐，她連梳子都沒有)。我重新審視她，沒有愛情的女子容易衰老，當初那麼美麗的方紀，現在活象一個祥林嫂，頭髮不再蓬亂也不能掩蓋蒼老而憔悴的面容！我在餐廳里叫了幾個菜，她象餓煞鬼一般狼吞虎咽，似乎好多天沒有吃飽，只有從吃相難看上判斷，才象是精神異常的樣子。

　　在就餐時我問：“你想回家嗎”？

　　“我提出我要回家，這裡不答應”。

“你的老家還有父母姐妹嗎”？

　　“爸爸不在了，媽媽還在，還有一個哥哥在天津市工業局”。

　　“還記得你老家的地點嗎”？我繼續測試她的記憶力。

　　“怎麼不記得”？

　　“我能給你什麼幫助呢”？

　　她木呆的眼神突然閃出一絲智慧的火花，欣喜地說：“你能送我回家嗎？我媽在天津”。

　　我十分有信心地對指導員說：“方紀同志的神志可清醒咧。要求我送她回天津老家，為什麼你們不答應？甩掉一個包袱不是很好嗎”？

指導員苦笑着說：“一個神經病患者，放到社會上她要是胡言亂語呢？就是怕影響不好”。

我生氣地說：“又是那個影響不好！你們寧願養着一個瘋女，只是為了給黨的部長遮醜！犧牲一個女人，去保護一個首長的名聲。如果你的妹妹是方紀同志，你將心比心，就會覺得你做了凱豐的幫凶角色”！

　　指導員臉紅脖子粗地為自己辯護道：“上級關照下來，不這麼做也不行呀”！我拍拍胸願意承擔責任，希望儘快回老家，對公對私都是上策。

我從朝鮮回國以後，仍舊關注方紀的命運，只是從安東乘火車回到上海，沒有在瀋陽停留，我寫了封信給東北旅社政治指導員，他回信告訴我：最後請方的哥哥來到瀋陽，護送方紀回天津老家，你所說方不象有神經病，她的哥哥也是這麼說，他氣憤地辱罵凱豐耍了詭計，這樣，凱豐就可以逍遙自在地亂搞女人了。

【王老自己的最後一任妻子是他老朋友的女兒。】

【附錄】～～～～～～～～～～～～～～～～～～～～

中共高層的荒淫無恥

魯直人

遵義會議前，毛澤東的對手除了博古、李德本人外，還有一個反對者，那就是時任"少共"中央局書記(即共青團中央書記)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凱豐(何克全1906-1955)。凱豐是江西萍鄉人，二十年代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他就同王明、博古等交往很多、關係密切，後來就成為以王明為首的"二十八個半"和"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之一。到蘇區以後就和博古搞在一起，他對於老同學洛甫、王稼祥的"反水"站到了毛澤東的一邊，支持和參加了毛澤東的"非組織活動"，十分不滿，認為毛澤東等"結夥煽動反對中央"即他的好朋友博古和國際顧問李德，簡直是大逆不道。在遵義會上，他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九軍團中央代表身份出席會議的，當時黨內反對毛澤東的一條理由，認為"毛澤東算什麼?不過就是憑着《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那一套老玩意在打仗！"就是凱豐說的。會後，他被撤銷了所擔任的紅九軍團中央代表職務。到延安後，凱豐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代部長，還寫下《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在洛川會議和12月政治局會議上，先後被選為中央軍事委員和政治局委員。抗戰初期，凱豐在南方配合周恩來做統戰工作，1940年底才回到延安，任中宣部代理部長。七大後，凱豐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長，後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中共瀋陽市委書記。1952年11月，凱豐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和馬列學院（今中共中央黨校）院長，1955年3月，49歲的凱豐在北京逝世。

搶占他人妻子的"小三"

近讀已經過世的原外交學院院長陳辛仁（1915--2005）的回憶錄，才知道這身為革命元老的凱豐，也曾橫刀奪愛，充當過破壞他人家庭婚姻、搶占革命幹部妻子的"小三"。

陳辛仁是1935年與妻子房紀在東京結婚的，一年後生下女兒阿英。當年男二十，女十七。抗戰爆發後，陳辛仁到新四軍任職，房紀則到西北大後方的寶雞工作。分別後三四年時間裡，陳辛仁也曾接到過女方的四五封來信，但一直沒有實現把房紀調到新四軍來工作的願望。一天，新四軍政委饒漱石突然找陳辛仁談話，開門見山地勸他並可以批准他"另外結婚"。陳辛仁當時覺得十分可笑，自己為什麼要"另外結婚"呢？饒漱石直截了當的說："現在改名王茜的房紀，早已經被人家調到他的辦公室擔任秘書工作了，與此同時，也兼私人秘書。他們已經結合到一起，這是兩廂情願的事情，如今木已成舟了！"

聽到這番話，如晴天霹靂，陳辛仁才知道自己的家庭發生了婚變，悲憤的說："我不理解，在那崇高的革命聖地，竟發生了這種令前線指戰員寒心的惡劣行為！"就在與饒漱石談話之後，陳辛仁收到了化名王茜的女方寄來的一封信，簡單寫着幾句話："別來數年，不知音訊，相見無期，請另覓伴侶，善自珍攝。"地址上是讓何凱豐來轉的。

接到這封信後，陳辛仁才清楚地斷定，那個改名換姓的房紀，已經徹底落入了隱藏在大後方的一個色狼陷阱，她要高攀大樹做靠山，但卻找到了何凱豐這樣一段朽木頭。後來又得知，凱豐在占奪房紀的同時，還兇狠地拋棄了和其在長征路上同甘共苦的髮妻廖似光（1911-2004），廖本人竟是被凱豐命令警衛員把她趕出家門外的，也是一個婚變的受害者。

陳辛仁書中回憶，他在遭受沉重打擊的同時，百思不得其解，為什麼在那人人憧憬的革命聖地，竟然出現了披着高幹外衣的色狼，利用職權，公開拋棄自己的髮妻並非法占奪前方軍人的妻室，還不曾受到黨紀國法的懲處。這種衣冠禽獸般的可恥行為，豈能讓受害者容忍？

中共高官在延安的第一輪換妻潮

"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文革期間，受到審查的陳辛仁從專案組口中得知，凱豐到了關外之後，為了另娶新歡，又像拋棄髮妻一樣地把房紀給遺棄了，凱豐喜新厭舊的犧牲品，同時對外還散布"王茜已經死了"的謊言，不過化名王茜的房紀並沒有死，仍孤獨地活了很多年，直到1971年患癌症病故，時年才52歲。不過她雖然沒有像傳言的那樣早死，但早就是一個精神病患者了，文革期間，當專案組向她問起陳辛仁的歷史情況時，她兩眼直視前方，旁若無人地說："是共產黨派來的嗎？我準備去開黨代表大會去了！"一看患者病狀如此，專案組就沒有再深究下去了。凱豐搶奪陳辛仁之妻時，陳正在擔任着新四軍軍政治部敵工部科長，四支隊十四團政治處主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政治部宣傳科科長等職務。就連這樣高級指揮員的妻子，凱豐也敢毫無顧忌地下手，可見此人不僅色慾包天，而且權勢炙人。

其實，中共自建黨之後，高層利用權力以逞淫亂是一種常態，從曾任中共宣傳部秘書的鄭超麟的回憶錄"革命與戀愛"的章節中，我們可以看出，已有家室的中宣部長彭述之先是與蔡和森的妻子向警予胡搞，後來又與羅亦農的妻子睡到了一起；向警予死後，蔡和森又奪去了李立三的妻子李一純；而羅亦農後來又奪去了賀昌的妻子諸友倫；李一純則先後與楊開智、李立三和蔡和森都組成過家庭；而與朱德的前妻（朱敏的親生母親）私通者，正是出賣羅亦農的叛徒後遭中共暗殺。他們之間關係的混亂與亂來，到今天都很難梳理清楚。由此也可以理解，為什麼到了延安後不久，中共高官開始了第一輪的換妻潮，毛澤東首先停妻再娶，拋棄賀子珍而和江青搞在了一起；戰功威赫的老紅軍黃克功求婚不成、竟連開兩槍殺害陝北公學只有16歲的女學生劉茜，而且事後還大言不慚地反誣"劉氏狼心惡毒，玩弄革命軍人!"鄧力群趁着李銳在延安整風時挨整之際，趁虛而入，占有了後者年輕的妻子范元甄。說起來，這些都是當時延安流行的一種風氣，正如西諺所講的，"美女與駿馬永遠是屬於部落酋長的"。所以，作為文化人的王實味、丁玲來到延安之後，從革命聖地的一派光明中看到了依舊是封建性的專橫與野蠻，這才寫下了《野百合花》、《三八節有感》，抨擊革命聖地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等不良現象。

有一個史料，賀龍從前線來到延安，衝着王實味這幫子文人大罵："老子在前方賣命，你們在後方罵娘！"其實，現在看來，那些罵娘的，倒是從社會公正的角度出發，說了些大實話，結果給自己帶來了慘遭砍頭的殺身之禍。難道說，如凱豐這樣高級幹部搶奪民女的流氓行徑，不該批判嗎？不過，對這些高級幹部，倒是相安無事，延安整風期間，凱豐不僅沒有為自己的醜行為受到懲處，反倒成了整風運動中督促學習和檢查工作的主要負責人，就連被他欺騙搶奪來的房紀，後來也成了駭人聽聞的"搶救運動"中的一個犧牲品。到了今天，隨着權力的不受約束和金錢的腐蝕毒化，中共官場上淫亂更為變本加厲，無以復加。如重慶的司法局長文強，能利用職權威逼十多個女明星與其同眠、並強姦幾名女大學生、一擲千金地給幼女"開處"等等駭人聽聞的惡性醜聞，只不過是中共這種淫亂常態的順延與膨脹的個案而已！

（引用材料來自於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版《陳辛仁回憶錄》）

【附錄】～～～～～～～～～～～～～～～～～～～～

矢志革命的凱豐

黃河之濱集合着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

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

同學們，努力學習，團結、緊張、活潑、嚴肅，我們的作風，

同學們，積極工作，艱苦奮鬥，英勇犧牲，我們的傳統，

像黃河之水洶湧澎湃，把日寇驅逐於國土之東，

向着新社會前進，前進！我們是勞動者的先鋒！

　　在抗日戰爭的烽火里，成千上萬的革命青年，高唱着這首《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校歌》，馳騁疆場，奮勇殺敵。這首歌詞的作者就是凱豐。

　　凱豐（1906—1955），原名何克全，生於萍鄉市湘東區老關鎮三角池村。1925年夏，凱豐在萍鄉中學畢業，考入武昌高等師範。在此期間，他經常閱讀《語絲》、《莽原》等進步書刊。為了抵制湖北的“反赤運動”，凱豐寫了一篇關於武漢“反赤”情形的通訊，登在魯迅主編的《莽原》上，署名“未名”。該校校刊也不時刊登凱豐署名何克全的文章，後來他擔任校刊的主編。1927年2月，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2月，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30年回國，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初，任團中央巡視員，不久任團廣東省委書記，化名“開封”，按諧音寫成“凱豐”。

　　1931年5月，因叛徒告密不幸被捕。在獄中，凱豐堅貞不屈，3個月後，經黨組織的努力，終於被營救出獄，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和《東方青年》主編。

　　“九一八”事變後，為了揭露國民黨政府的賣國行徑，愛護並引導學生運動，凱豐在《紅旗周報》、《東方青年》等報刊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歷數國民黨罪行，充分肯定廣大青年學生的民族覺悟和愛國熱情。凱豐還分析了學生運動的特點，指出了學生的鬥爭應與工農的鬥爭密切結合，以及在新的形勢下共青團工作的任務。1933年春，凱豐到江西瑞金中央蘇區工作，先後擔任團中央宣傳部長和書記，在1934年1月在瑞金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凱豐被增補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後又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執行委員。

　　1934年10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主力奉命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突圍轉移。出發前夕，中共中央派凱豐到紅九軍團擔任中共中央代表，隨九軍團行動。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凱豐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九軍團中央代表身份出席了會議。會議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和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這一切得到了與會大多數同志的擁護。凱豐由於對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嚴重錯誤缺乏認識，不支持毛澤東，會後，中共中央撤銷了凱豐所任紅九軍團中央代表職務，不久，他改正錯誤並恢復職務。在長征路上，在與張國燾路線錯誤的鬥爭中，凱豐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態度堅決。

　　1937年春，凱豐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代部長，並常到抗大講政治經濟學課程，作形勢報告。1937年初，凱豐寫下了催人奮進的《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在洛川會議和12月政治局會議上，先後被選為中央軍事委員和政治局委員。

　　1938年2月，凱豐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宣傳部長，並參加黨報《新華日報》編委會。1939年1月。凱豐到重慶工作，配合周恩來做了大量統戰工作。1940年底，凱豐回到延安，任中宣部代理部長。這期間，凱豐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組織、督促、檢查工作。1942年9月，凱豐籌組了中央編譯局，親自編寫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教程》等著作，還編譯了幾本題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小冊子。

　　1945年中共“七大”以後，凱豐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長，參加解放戰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凱豐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中共瀋陽市委書記。為抓好瀋陽這座幾百萬人口的大城市的生產、市政、社會秩序和抗美援朝戰爭後勤工作竭盡全力。

　　1952年11月，凱豐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馬列學院院長，為黨的宣傳理論工作付出了極大的心血。1953年，凱豐為中宣部編寫了《為動員一切力量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鬥爭—關於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宣傳提綱》。中共中央指示各級黨組織應根據這個宣傳提綱對廣大幹部和群眾進行總路線的宣傳和教育。

　　凱豐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積勞成疾，終因醫治無效，於1955年3月23日在北京逝世，終年49歲。

　　凱豐自1927年參加革命後，一直沒有回過家鄉。他時刻牢記共產黨員的宗旨，廉潔奉公。1951年3月，凱豐得知二女兒淑英成家並參加了工作，就寫信勉勵女兒、女婿，“在工作中仍應繼續學習，提高政治文化。”告誡他們“應當時時注意廉潔奉公守法”，並在“廉潔奉公守法”幾個字下加了着重號，這充分顯示了一位革命家的精神風範。

【附錄】～～～～～～～～～～～～～～～～～～～～

　　陳辛仁（1915.11.7－－2005.7.25）左翼作家。筆名辛人，廣東普寧縣人。北平中國大學學生，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方部成員。1933年夏，北平“左聯”組織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嚴重破壞，隨後，他積極投入恢復“左聯”的工作，編輯“左聯”機關雜誌《理論與創作》。1934年，北平“左聯”再次遭受大破壞，同年夏，他被迫流亡日本，在東京積極參加東京“左聯”各項活動，參與編輯《雜文》（《質文》）月刊。在上海《申報·自由談》發表《藝術的形式和遺產》等雜文13篇，翻譯了海涅的《德國宗教及哲學史概觀》，並努力學習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翻譯出版《現實主義論》（蘇聯吉爾波丁著）、《批評論》（蘇聯倍司巴洛夫著）等書。1936年，在香港編輯《民族戰線》雜誌，並在上海《夜鶯》創刊號和1卷2期發表翻譯論文《現實主的問題》（日本高沖陽造作）、《作為意識形態的藝術》（日本森山啟作）。同年6月，加入中國文藝家協會，同時在以魯迅為首的《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上簽名，擁護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同月，在《我們對於推行新文字的意見》上簽名，贊同使用、推廣拉丁化新文字。同年8月1日《現實文學》1卷2期發表他的論文《論當前文學運動的諸問題》，贊同魯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批判“左聯”叛徒殷作楨反動的“戰爭文學”理論，也贊同“國防文學”口號。他還在《太白》半月刊上發表《文學得攙緊科學的手》一文，倡導科普文學。又在《文學》7卷4號上發表《但丁的言語觀》，在《新認識》3號上發表《論知識份子的新生》等文章。

建國後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江蘇省委書記處書記。1954年9月至1958年 12月，駐芬蘭大使。1959年1月至1966年5月，外交部國際關係學院院長、黨委書記、外交部黨委委員。1972年1月至1974年12月，駐伊朗首任大使。1975年1月至1978年10月，駐荷蘭大使。1978年10月至1980年12月，駐菲律賓大使。1981年2月至1982年6月，對外文委黨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82年7月至1986年7月，文化部顧問、對外文化交流委員會主任。1986年8月後任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文化部黨史徵集委副主任、外交學院兼職教授。第二屆、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附錄】～～～～～～～～～～～～～～～～～～～～

·凱豐、方紀夫婦

黃河清

凱豐，延安時代中宣部長；方紀，延安時代革命青年、大美人。王若望認識凱豐、與方紀則是好朋友。凱豐停妻再娶，威逼小他十幾歲的方紀嫁他，方紀不從。王若望與妻子李明支持方紀，組織了一夥年青女子成立抗婚小組為方紀打氣。凱豐讓許多人來做方紀思想工作，說動了資格最老的女革命家蔡暢來動員方紀聽黨的話，嫁給他。胳膊扭不過大腿，方紀最終不情不願地成了凱豐的新妻子。

【馬評：“自古紅顏多薄命”，不管是否宣誓入黨都一樣。中國男子最不憤的“殺父之仇，奪妻之恨”只要宣誓入黨，也能忍了，把一切獻給黨嘛，包括老婆。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因被高衙內奪妻而逼上梁山。延安還上演過《逼上梁山》戲，凱豐就在延安上演現實版的奪妻劇。林娘子被高衙內威逼時，林沖能從大相國寺和魯智深的聚會上趕來相救。林娘子最後自殺殉節，沒能讓高衙內得手。房紀被凱豐逼婚時，陳辛仁不但無法相救，而且蔡暢要房紀聽黨的話，最終使凱豐得手。延安的第一波換妻潮後，還有進城的第二波換妻潮。劉少奇和凱豐兩波換妻潮都趕上了。棄婦，如毛澤東的賀子珍，李維漢的金維映，劉少奇的王健和凱豐的房紀，都因不憤而被當成瘋子。“黃河之濱集合着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讓凱豐名垂千古，即使霸占了優秀子孫中最優秀的人妻兒女。功利一定能夠戰勝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