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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黃春秋》雜誌2011年第九期:官越做越小的吳亮平
送交者: signal 2012年03月05日02:48:07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官越做越小的吳亮平
發帖者:唐寶林 (時間:2012-03-05 05: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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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亮平,曾名黎平。浙江奉化人。大夏大學肄業。曾任上海學聯總務部部長,參加了五卅運動。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後留校任教。1927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回國後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主編《環球》周刊,並參加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的領導工作。1932年到江西瑞金,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國民經濟部部長。1934年參加長征,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地方工作部部長、第三軍團宣傳部部長。到陝北後,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1936年負責接待美國記者斯諾訪問陝北,並擔任毛澤東同斯諾談話的翻譯。後任《解放周刊》編輯,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委員,中共撫順市委、東安地委書記。建國後,歷任中共上海市滬西區委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企業管理委員會副書記、化學工業部副部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領導小組成員、中共中央黨校顧問。是中共七大代表、中顧委委員、第五屆人畫政協常委。1930年首次將《反杜林論》全書譯成中文。著有《社會主義史》、《辯證唯物論與唯物史觀》、《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等。

官越做越小的吳亮平

唐寶林

原載《炎黃春秋》雜誌2011年第九期

  (一)

  2011年6月21日,解放初期在原上海中共滬西區委書記吳亮平領導下的部分老同志舉行了座談會。

  吳亮平在1986年逝世時,中共中央訃告曾給予崇高評價,說他是“我國無產階級革命家、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社會科學家”應該說,在中國共產黨人中,獲得這樣評價的人是很少的。但是,至今黨內有些人,對這個評價不以為然,他們對吳亮平的革命功績了解甚少,不明白他為什麼“官越做越小”。

  其實,這個問題早在1939年斯諾再次訪問陝北時就已經發現。他在後來寫的《紅色中華散記》一書中說:“吳亮平在我會見他時年方26歲(指1936年斯諾在保安初次訪問黨中央和紅軍,之後寫了著名的《西行漫記》——筆者),是位……才思敏捷的知識分子,可已是黨內有一定聲望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毛澤東對他顯然頗為賞識,政治局其他委員也都如此。”可是“我不知道他現在的職務,但對他(顯然)沒有躍居高位始終感到不解。”([美]埃德加·斯諾著:《紅色中國散記》,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版。)

  吳亮平1908年生於寧波奉化,12歲,以優異成績考上上海名牌中學——南洋中學。三年中,他除學習課堂知識外,還讀了共產黨機關報《嚮導》等進步書刊。後來他回憶說:“讀書開拓了我的視野,豐富了我的知識,提高了我的愛國主義民族意識。”(《吳亮平未完成的自傳》,《吳亮平文選》第405頁,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2年版。)

  1924年,他與200多名廈門大學師生在上海白手起家辦起了大夏大學,以老同盟會員馬君武為校長,該校收學費低,入學手續簡便,又在滬西工人聚居區,成為吸收窮困學生,為共產黨培養不少早期幹部的據點。吳亮平就一面讀書,一面參加工人運動。目睹日商內外棉紗廠資本家殘酷壓迫中國工人的狀況,“強烈地刺激着我,使我對帝國主義異常憤恨”(同上,第408頁。)他這時擔任了大夏大學學生會宣傳部長,主要社會工作卻是為工人舉辦文化補習學校。

  1925年5月,終於發生因日本資本家剋扣工人工資引發的罷工、日本資本家槍殺工人顧正紅而震驚中外的“五卅運動”。吳擔任黨中央領導的上海市學生聯合會總務部長(即秘書長),受到中央代表惲代英的特別關照。他說:“我當時才17歲……代英同志從思想上、政治上對我進行了細心的幫助和培養。”在惲代英的推薦下,8月和10月,吳先後加入了共青團,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此途竟與大他8歲的張聞天以及王稼祥、沈澤民、伍修權、孫冶方、王明等同路。到校後,他又住在張聞天和伍修權的隔壁房間。張像兄長一樣關心幫助他,從此開始了二人幾十年的戰友與上下級的情誼。

  在蘇一年,吳又熟練地掌握了俄文。後來為讀譯馬恩德文原著,又學了德文。於是他既是學生,又是課堂上的口頭講課與教材翻譯,繼又被聘為教員。同時還按瞿秋白為首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要求翻譯了一些馬列主義原著。第一篇就是恩格斯英文本《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這是被稱為“馬克思主義百科全書”《反杜林論》中的一部分,進而又參加了《共產黨宣言》、《兩個策略》、《國家與革命》、《左派幼稚病》等的翻譯工作。兩年的革命鬥爭鍛煉和莫斯科生活,奠定了他成為共產黨最早一代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地位,也使他養成了追求真理,理論聯繫實際,熱心革命,密切聯繫群眾,大公無私,為人正直,是非分明,對同志熱誠,同時也能顧全大局而委曲忍辱等可貴的思想作風。沒有想到,正是這些崇高的品性和修養,不為黨內別有用心的小人所容,生出無數的怪事來。

  逆風知勁草,1927年“四一二事變”後,在國內革命失敗和悲觀的情勢下,大量人員退出共產黨和革命陣營之時,他卻由周達文、張聞天等人介紹加入了共產黨(張聞天也因與吳有許多相同的品質,十分關照他,還把王明暗中打擊他的情況告訴他,力所能及地保護他)。但也因為這樣,他那平坦的人生之路也過早(19歲)地結束了,走上了荊棘滿地的坎坷歷程。

  (二)

  莫斯科中山大學,並非世外桃源,內部充滿着當時聯共內部斯大林派與托洛茨基派、共產國際(實為聯共)與中共(實際是李立三為首的黨中央以及瞿秋白為首的中共駐國際代表團)、中山大學內思想純正作風正派的學員與一小撮投機分子之間的錯綜複雜的矛盾。吳亮平同班的王明,就是一個懷有野心、利用這些矛盾投機鑽營的人。吳亮平還因其誇誇其談,只知背誦教條而不聯繫中國革命的實際而厭惡他。但他深得當時副校長(後來成為校長、共產國際東方部主任)的米夫歡心,先後成為學校的學生公社主席和支部局書記,大搞拉幫結派,對不願追隨他們的正派的同學進行殘酷打擊迫害。他因見吳亮平在同學中成績不錯,幾次拉攏他。吳則對他的為人很看不慣,不屑為伍。從此埋下禍患,以後吳被他屢屢打擊。先是把吳打成“江浙同鄉會反黨小集團”成員。這個莫須有罪名被瞿秋白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否定後,王明集團在打擊瞿秋白的過程中,又把吳視為眼中釘。在蘇聯反托派運動中,把俞秀松、周達文等一大批反宗派教條的優秀幹部打成“托派分子”,進行開除、監禁甚至殺害的殘酷打擊。這時因為吳亮平已經回國,倖免於難,但又難逃王明回國後的打擊。

  1929年10月,因不滿中山大學的教條主義的教學方針及王明集團的宗派主義行為,同時為國內火熱的革命鬥爭所吸收。吳亮平在瞿秋白的幫助下,拒絕校方的好意挽留和優厚的生活條件,回到白色恐怖中的祖國。吳亮平回國時,受到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李立三(政治局常委)的熱情接待,作為中宣部的代表參加中央文化委員會的領導,與文委書記潘漢年一起,首先解決了一年多來幾個文學革命團體如創造社、太陽社等與魯迅之間的爭論。吳親自向魯迅傳達了中央的三點意見:

  一,文化工作者要團結一致,共同對敵,不應該爭吵不休;二,我們的同志攻擊魯迅不對,要尊重魯迅,團結在魯迅的旗幟下;三,團結左翼文藝界、文化界成立革命的群眾組織。

  然後吳亮平和潘漢年徵求了魯迅的意見,魯對攻擊過他的同志表示理解,認為他們的心是好的,只是態度不好,並同意成立“左翼作家聯盟”。接着,吳與潘做了大量工作,使“左聯”得以在1930年1月底成立。吳在籌備會上,代表中宣部講了話。(參見吳亮平:《關於三十年代左翼文化運動的若干問題》(1978年6月15日),《吳亮平文選》第270頁。)這是他對中國革命的又一大貢獻。但是因為過去不許宣傳,鮮為人知,甚至不少研究魯迅的學者也不知道。

  接着,為了促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吳亮平又代表中宣部參與籌建了“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編輯《寰球》旬刊,編寫介紹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各國民族民主革命情況,介紹馬克思主義,宣傳革命形勢,幫助人們了解國際情況,鼓舞革命鬥志。還在中宣部日常工作之外,出版了專著《社會主義史》,編譯《辯證唯物主義論與唯物史觀》,全文翻譯了《反杜林論》(此書隨着中共黨史和革命與建設的發展,到1979年文革結束後五次修訂出版)。回上海一年問,當時才22歲的他總共完成了100多萬字的著譯,給成立後就忙於革命鬥爭而理論準備不足的共產黨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但是,1930年6月,王明調任中宣部秘書主持日常工作後,把蘇聯的肅託運動引進國內,害死了黨內許多優秀幹部。對吳亮平,因沒有抓住任何把柄,就把他說成是“托派嫌疑”、“老機會主義分子”,明里暗裡進行整治。吳亮平反駁說:是不是機會主義且不說,我才只有二十出頭,“老”字從哪裡來?王明啞口無言。(吳冷西等:《悼念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吳亮平老師》,中央黨校:《理論月刊》,1986年第11期。)於是,王明就撤銷了他的職務並調離中央機關,“下放基層鍛煉”,去馬路上貼標語,撒傳單,搞飛行集會。吳亮平回憶說:“那時我滿懷義憤,心想你王明可以撤我的職,但撤不了我革命的決心,宣傳馬列主義的決心。”(吳亮‘7-:《(反杜林論>中譯本五十年》,《文匯報》1982年5月12日。)當時他生活困難,靠在法政大學代一點課的收入生活,除參加支部規定的活動外,他全書翻譯《反杜林論》就在這個時候。因為此書雖是“馬克思主義的百科全書”,但文字深奧,特別是杜林的話,故弄玄虛,難於索解,他就把德文版原文,參照英文版和俄文版,力求譯得明了,所以整整譯了3個月。但因適合了當時社會的需要,出版很快,11月出版了這個中國第一部《反杜林論》全譯本。12月,吳亮平在馬路上偶遇已經任國民黨要職的大學同學,躲避不及,以共產黨嫌疑被捕。在獄中,他與難友彭康、廖沫沙、周立波等,與反動當局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並向難友系統講課《辯證法唯物論與唯物史觀》。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滬抗戰”時,他因“大赦令”而出獄。這時王明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已經篡奪了黨的最高領導權,並去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但他害人之心不死,臨走前,布置說:等吳亮平出獄後,將他送到某一蘇區去,秘密把他殺掉。當時在特科工作的戰友張慶孚告訴他這個秘密後,催促他立即離開上海。張聞天代表中央審查了吳亮平在獄中的表現後,沒有理會王明的陰謀,立即將其安排到蘇區工作。(參見雍桂良等著:《吳亮平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45頁。)

  但是,吳亮平躲過了這一次謀害,卻躲不過抗戰爆發後1937年11月王明回國後的又一次打擊。王明和副代表康生這次回國,借斯大林大肅反大屠殺旋風,與康生合作再掀肅託運動,又害死一大批優秀幹部,並把吳亮平的“托派嫌疑”提出來,撤銷了他的中央宣傳部副部長職務,排擠他到地方工作。毛澤東在1938年9月六屆六中全會上,藉助共產國際斯大林支持毛的力量,粉碎了王明的野心,但吳的“托派嫌疑”拖到1941年中央審查七大代表資格時,才由任弼時向其宣布,解除嫌疑。吳在被解除中宣部副部長後,就被毛澤東及對毛搞個人崇拜的幹部邊緣化了,到地方上逐步降級。所以1939年斯諾再次訪問陝北時自然“不知道他現在的職務”,並且“顯然沒有在中央躍居高位”。

  這裡就涉及毛澤東與吳亮平關係問題了。

  (三)

  1932年11月,吳亮平到中央蘇區紅軍學校做政治工作,在一次群眾大會上,初識毛澤東。這時,毛40歲,吳才24歲。一見面,毛就說:“你是吳亮平,《反杜林論》不就是你翻譯的嗎?”“這本書我看過好幾遍了,今天碰到你,很高興”。(吳亮平:《永遠銘記毛主席關於戰鬥唯物主義的教導》,《紅旗》1978年第1期。)毛澤東在紅軍打漳州時看到了一些書,其中就有《反杜林論》。後來長征,丟掉了許多東西,但這本書沒有丟,一直帶到陝北。由於經常閱讀這本書和其他馬列主義著作,經常請教吳亮平,後來又請吳當他接見斯諾及其他到陝北訪問的外國友人的翻譯或寫信,在開初好幾年,毛對吳十分尊重,在通信時,還稱他為“亮平兄”、“亮平老師”,並給他的功績崇高的評價。特別是翻譯《反杜林論》和由於斯諾《西行漫記》在世界上的暢銷而引起的巨大反響,把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艱苦卓絕的奮鬥從被嚴密封鎖的陝北地區傳播到全國和全世界,給毛澤東和中共帶來巨大的正面影響,毛澤東稱他“功不在禹下”,意思是引進馬克思主義,引出中共和中國革命的影響,這一進一出,像大禹治水疏通河道那樣,其功大矣。吳亮平則在聽到並見到毛澤東在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領導紅軍反圍剿及長征中的事跡,也十分崇敬,並在任何情況下,都竭力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和形象。

  但是,後來接觸多了,特別是延安整風和解放後歷次政治運動後,也了解到毛澤東的許多弱點,正如他在“文革”後黨中央1979年召開的理論務虛會上的發言所說:“從毛澤東個人來說,他犯錯誤的根源有三:一是帝王思想,二是小農意識,三是驕橫專斷”(轉自高小山、吳菲菲:《追憶亮平大伯》,《吳亮平傳》,第323頁。),這是沒有與毛澤東近距離接觸多年的人是無法概括的。但這又是吳亮平難以接受的。雖然由於毛澤東學斯大林,縱容眾多人搞對他的個人崇拜的氣氛中,從吳的地位處境來說,他不能提出批評。但他與毛二人的關係,自然也不再融洽。

  吳亮平心境複雜,一方面他必須從黨和革命利益的大局出發,竭力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和威望。另一方面,又有一種“伴君如伴虎”的心態,又不願曲意奉迎,對毛搞個人崇拜和迷信,因此也漸漸感到不相適應。特別從毛澤東對張聞天的關係中,他看透了,決不能長久在毛澤東的身邊工作。

  張聞天在遵義會議前的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曾反對和批評過毛澤東。但有的批評是正確的,如毛搞的“肅清AB團,而形成黨內恐怖”;(《張聞天年譜》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頁。)有的錯了,如反對羅明路線,特別是反對“鄧、毛、謝、古”,從而在毛心中記恨一輩子。如毛毛在《父親鄧小平在動亂歲月》(《中華兒女》1999年第9期。)中所說:“毛澤東是一個偉人,但同時又,是一個性情中人,他記怨又記恩,看人和處理人不免帶有很強的感情色彩。”但張聞天的錯誤主要是認識問題,他的為人與吳亮平有許多相似之處:光明磊落,豁達睿智,從來不爭權,不圖名。所以在實踐中認識到錯誤後,立即與博古、李德的錯誤路線進行鬥爭,說服博古辭職後,幫助毛澤東復出,在遵義會議上,進人了周恩來為首的“三人軍事小組”。由於張在群眾中的威信,大家都擁護張任總書記。因為張不接任,致使有20多天黨內無領袖。最後,張見實在推不掉才接任。(1997年3月22日楊尚昆會見劉英時的談話,《百年潮》1998年第4期。)之後,張更尊重毛澤東,一是注意民主,實行集體領導,糾正博古時期的獨斷專行,尤其尊重毛澤東的意見;二是重視發揮毛澤東在軍事上的作用。所以,毛澤東這時期對張聞天比較滿意,戲稱張為“明君”,自己為“大帥”。(《何方談史憶人》,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頁。)因此延安整風前幾年二人關係較好。

  但是,在毛澤東心裡,如上所述,張聞天在任“左”派中央第二把手時批評和壓制過毛,毛耿耿於懷,等待時機要算總賬;張聞天初出茅廬,沒有什麼工作成績和實際經驗,只靠從莫斯科帶回“幾麻袋教條”就躍居高位,毛不服,甚至鄙夷,說他是“洋房子先生”,“言必稱希臘(指馬列)”,只了解蘇聯皮毛,對中國則“一事不懂”;張被大家看作理論家,三天兩頭發表文章,動輒引證馬列,既引起他的反感,也對他形成很大壓力。毛對張的合作只是當時條件下的臨時的需要。所以,毛澤東雖然說張是“明君”,實際上如李銳所說:毛澤東後來“談到王明路線和洛甫任總書記時說‘你當權不如我當權”’。(《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頁。)

  從張這方面考慮,固然佩服毛的領導和軍事才能,但也覺得實在不好相處。他已明顯感到毛容易猜疑和記怨,而且很厲害,在一起共事處處要留神,而對毛輕視馬列和世界文明,也不以為然。正如黃克誠所說:毛喜歡順着來的人。張聞天不會,也不想學。於是張終於逐漸被毛排斥。二人分裂公開化的首個事件,是1938年毛與江青結婚。當時多數中央幹部和地方領導同志(通過電報、書信)都反對毛與江青結婚,說江青在上海桃色新聞很多。大家都反映到總書記張聞天那裡。張原以為結婚是個人的私事,別人不便干涉。但見大家的意見確實很有道理,領導人的婚姻不能等閒視之,就把大家意見綜合後,給毛寫了信,比較婉轉地傳達了。毛澤東讀罷勃然大怒,當場把信撕了,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着!”(《何方談史憶人》,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頁。)

  於是,到延安整風時,張聞天便被清算。傳統說法是延安整風主要是反對王明、博古,但此二人已經靠邊站,主要目標卻是張聞天(教條主義的代表)和周恩來(經驗主義的代表)。整風后大肆宣傳毛澤東從遵義會議起就是“黨內的總負責人”,“毛澤東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把張聞天和周恩來的實際作用和歷史真相完全抹殺了。而且,張聞天寫的一些黨內文件和文章,如張聞天與周恩來起草的《中國革命戰爭戰略問題》、張、周和林伯渠等起草的《論持久戰》、《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都成了《毛澤東選集》的“偉大篇章”。(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黨校聯合向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的書面報告《關於<毛澤東選集>中著作原稿的審核、考證意見》。中央檔案館藏。該《意見》稱,經過中共有關部門的審核、考證,發現在《毛澤東選集》四卷的160餘篇著作中,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只有12篇,經毛澤東修改的有13篇,其餘諸篇壘是由中共其他領導成員、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及毛澤東的秘書等起草的。)還把西安事變時,毛澤東主張審蔣被張聞天糾正,紅軍到陝北時張聞天出面糾正陝北根據地肅反擴大化,營救劉志丹的事,都記在毛澤東的身上。1959年,張聞天支持彭德懷反對毛澤東餓死幾千萬人的“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極“左”路線,終於被徹底打倒,成為“反黨集團”分子。

  張聞天與吳同為留蘇幹部,理論上都比較強;二人品性相同,卻都與毛格格不入。而且二人關係一直如師如友如兄弟,在莫斯科和上海已如上述外,到陝北後,吳又有相當長一段時間在張直接領導下負責中宣部工作,還參加了張聞天主持的《馬克思恩格斯叢書》的編輯,並在張聞天兼管的理論刊物《解放》周刊擔任編輯主任,具體擔任編輯工作。因此吳亮平的子女曾說:張聞天是吳亮平生前最崇敬的人之一,而且也是對他影響最深的人之一。(《吳亮平傳》,第264頁。)而且因為吳與張聞天共同反對毛與江青結婚(30年代初吳在上海文委工作,知道江青的底細,自然與許多高級幹部一起反對毛與江結婚)。於是,延安整風在清算張聞天的同時,吳也遭到株連。自然,吳亮平常常幫助毛澤東學習馬列主義著作,幫助他接待斯諾訪問及寫作《矛盾論》、《實踐論》的歷史真相被一筆抹殺。吳亮平對毛、張關係的發展,十分清楚,回憶這段歷史時,親口對人說:“因為毛澤東和張聞天當時都是我的領導,他們兩人之間的交往至今我都歷歷在目。”(同上,第262頁。)

  (四)

  1949年全國解放後,黨內出現了急於過渡和階級鬥爭極端化的左傾路線與重點發展國民經濟的穩妥路線的鬥爭。吳亮平擁護後者。他首先在1953年“高、饒反黨事件”中,調到北京掛起來,停職一段時間。後來劉少奇親自過問,才出任化工部副部長。在這個崗位上,他為我國化工行業的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並對當時好大喜功的計劃親自寫信給上級領導人提出意見,但卻又被指為“反黨”。吳堅持民主作風,反駁說:在工作中要允許提不同意見,對領導同志有意見不等於反對領導,更與“反黨”扯不到一起。在調查中,他發現個別省用國家撥款建造化肥廠的錢用於建造賓館,又提出批評,惹得省里同志不快,說他“管得太寬”。但是他堅持為黨和國家的利益干實事,說實話。(同上,第149頁。)

  吳亮平的這種思想作風,與當時主流派的幹部格格不入,於是又被排擠。1963年10月,調到國家經委降到企業管理局工作。有人怕他不滿,試探地問他:“副部長到經委似乎應該是副主任!”他立即揮揮手說:“這沒有什麼。我們是去做工作的,管它是主任還是委員。”

  毛澤東的大躍進運動失敗後,一度退居二線,劉少奇主席和周恩來總理主持政府工作,注意借鑑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工業的先進經驗,讓吳亮平牽頭運用“托拉斯”的組織形式來管理工業、交通企業。吳又做出了傑出貢獻,實現了我國工業管理上的一項重大改革。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文革結束。吳亮平年近70歲,卻感到“天亮了”,心情非常舒暢,發揮他在理論和經濟建設上的長處,積極參加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勤奮寫作一系列經濟建設文章,為黨中央獻計獻策,並為大量戰友中的冤假錯案的平反而熱情奔走。

  吳亮平一心為國為民,不計個人名利。正如他在上海解放初對工人幹部陳祥珍所說:“革命勝利了,人民感謝黨和領袖,這就不好了,應該是黨和領袖感謝人民,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原則問題。”(陳祥珍:《在亮平同志教導下成長》,中共上海市普陀區委黨史研究室編《吳亮平在滬西》,2006年內部出版,第48頁。)在經歷了幾十年的歌頌領袖、歌頌黨是“人民大救星”的教育的今天,聽聽吳亮平這個馬克思主義關於“領袖、黨與人民群眾的關係”的基本原則的教導,實在有振聾發聵的震撼力。

  (2011年6月21日,解放初期在原上海中共滬西區委書記吳亮平領導下的部分老同志舉行座談會,緬懷吳亮平。本文的一些內容來自於這次座談會,特此致謝。)

  (本文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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