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子杀母”是汉武帝晚年的立储原则

　　也许是一生杀戮太多的原故，晚年的汉武帝一直处于自责和忏悔之中，并在其中感悟到了权力掌握不好的可怕性。尤其是当国家权力掌握在一个权力欲超强的女人手里，其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恐怖的面目，绝不逊于男人，甚至远远超过男人。而这一感悟，恰恰来自于他曾祖母吕雉当年的实际表演。为了制止这一可怕现象的出现，汉武帝晚年立下了“立太子，杀生母”的立储原则。

　　当刘邦的“革命事业”还未起步时，吕太公慧眼识“英雄”，把纯朴的女儿吕雉，嫁给了比她大十五岁，斯时尚未出人头地的刘邦。后来，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击败项羽，当上了皇帝。吕雉也就一跃成了大汉皇后。汉十二年(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驾崩，十七岁的皇太子刘盈即位，是为汉惠帝。由于惠帝羸弱，国政大权便由吕太后执掌。此时，那位原本纯朴的姑娘，在权谋争斗的诡谲变化和保卫皇太子地位的“战斗”中，早己蜕变成了一个心狠手辣的毒妇。为了翦除异己和消除心中积累的怨恨，手握“绝对权力”的吕太后，首先毒杀了曾经与她儿子争太子位的赵王刘如意。进而把如意的生母、刘邦生前的宠妃、她恨之如骨的戚夫人，施以哑药，砍掉手脚，装入瓮中，且称之为“人彘”，并让自己的儿子惠帝刘盈前来观看。吕雉就是用这样惨绝人寰的手段，戕害了一个曾经与自己争宠的女人。随后，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吕后又害死了大部分刘邦其他嫔妃的儿子。

　　当历史演进到汉武帝这一代时，刘彻并没有忘记曾祖母当年的恶行。在他晚年，也就是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当卫皇后和太子刘据被酷吏兼小人江充以巫蛊之罪陷害，死于非命后，需要再立太子时，他做出了一个重要且极端的决定，即“子为储君，母当赐死”。汉武帝之所以要确定这一残忍的防范原则，就是谨防类似“吕后”这样垂帘涉政所导致的悲剧再度发生。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汉纪十四》中是这样记载汉武帝晚年立太子过程的：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 “时钩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数少，形体壮大，多知，上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犹与久之。”其译意为，老年刘彻的宠妃钩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虽然年纪尚小，但身高体壮，好学多知，刘彻特别疼爱，想立其为太子，但考虑到弗陵年幼，而其生母还很年轻，因此犹豫再三。后来，汉武帝终于下定决心，在将钩弋夫人以罪赐死后，方才立刘弗陵为太子，即后来的汉昭帝。汉武帝对确立这一防范原则的初衷，是这样向大臣表述的：“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汝不闻吕后耶?故不得不先去(除)之也。”

　　汉武帝这一看似不通人情的残酷的防范原则，在封建专制社会的皇位继承中，却也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合理性。虽然在以后的历史演变中遵守这一原则的皇帝很少。

　　但，后来的北魏却遵守了这一原则，每当皇帝欲立太子时，宫中必是哭声一片，因为，这意味着太子生母的生命行将结束了。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留崽去母”现象，到魏宣武帝准备立儿子元诩为太子时，却发生了变化。宣武帝不忍看到元诩的母后死于非命，动了恻隐之心，让这个幸运的女人止步于地狱的门槛前。然而，历史并没有因为宣武帝的恻隐之心而带来美好的回报，也没有因此翻开美丽的一页，却反而印证了汉武帝防范原则的正确性。这个幸免一死的女人，即日后的胡太后，不仅篡权涉政，而且荒淫无度，极尽房帏之阴事。最后，竟然在权力的诱惑与争夺中，杀死了自己的亲生独子。

　　不过，更彰显汉武帝“子为储君，母当赐死”这一防范原则正确性的，还有唐代的另一个女人，那就是武则天。与吕太后和胡太后不同的是，武则天从唐太宗的后宫才人到出家，再还俗到成为唐高宗的妃子-贵妃-皇后，直至皇太后;其演变过程本身的吊诡，就充满了阴谋和杀戮，这一过程早己提前验证了汉武帝防范原则的真理性。

　　从武则天为了取代而栽赃王皇后，不惜掐死自己的亲生女儿算起，为了实现登上权力顶峰的梦想，她先后害死了自己的女儿、儿子、儿媳、兄弟、姐妹、侄女、孙女、姑母等不下二十人，被她害死的高官也有近百人。更惨无人道的是，她也用类似吕雉的残酷手段来对付她丈夫唐高宗留下的宠妃萧良娣，把被剁掉手脚的萧妃投入酿瓮中，使之受尽屈辱折磨而死，还说是：“令其骨醉”。林语堂在评价武则天时，是这样说的：“谋杀既然成为了习惯，凶手对谋杀就失去了恐怖……在武则天心里，屠杀就是伟大，就是权威。”

　　呜呼!难道上天赋予女人禀性中温厚善良的母性，在膨胀的权欲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然而，汉武帝的防范原则在历史面前并没有由此终结，一千九百五十年后，又一个汉武帝防范原则范围内女人出现了。与前几位相比，她不仅再次验证了汉武帝防范原则的真理性，同时，也由她终结了被她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满清王朝，这个女人就是叶赫那拉氏-慈禧太后。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屈辱的一段时期，从甲午战争到八国联军，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曾经的泱泱大国被一次又一次地侵占和羞辱。光绪皇帝在维新派的影响下，企图以变法图国强。慈禧太后一开始并不反对变法，只是当她发现如此下去会动摇自己的权力基础时，便迅速翻手出刀，砍下了维新派六君子的头颅，扼杀了“百日维新”，并把光绪囚禁于瀛台，以确保自己的地位和绝对权力。

　　当八国联军快打进北京之际，仓皇出逃的慈禧太后，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居然还下令把光绪的宠妃-珍妃扔下井去淹死。

　　写至此，不由得想起了四十多年前，在那场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个利用手中权力搅得周天寒彻的，权力欲极强的，被世人称之为“红都女皇”的女人。幸亏苍天有眼，没有让她得逞。

　　难道女人善良的天性在权力的面前真的那么不堪一击?难道汉武帝的防范原则真的成了铁律?有西方学者在《政治中的人性》一书中是这样说的：“绝对不可能从人性原则推断政治学。”这句话，也正好诠释上面的疑问。也可以这样说，以自然层面上女性的“善心”多于男性，来推断她们在政治层面上也会比男性更“善”，那就是太天真了。至少，在中国历史中我们没有看到这一点。

　　也许，汉武帝刘彻在两千多年前经过自己的无情杀戮后，就己经看透了“政治中的人性”。不管怎么说，他的预先防范原则虽然很残酷，虽然是针对防范女人垂帘涉政的，但当我们忽略统治者的性别时，这一原则至少给予历史这样的警示：当权力失去制约而成为绝对权力时，罪恶就必然产生，不管统治者是男人还是女人。

（ 萧家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