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三帝國許多重要人物的中央，就站着這位混世魔王希特勒，他是我們大家命運的統治者。

希特勒出身微賤，所受的學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極有限，並且說話和態度都非常粗俗。但當他站在我們的面前，卻一點都不感到局促不安，他好像是和他的親信同鄉在一起一樣，讓人感到非常輕鬆。他和具有較高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尤其是談到文學、藝術等等問題，他也一樣滔滔不絕地發言，表示當仁不讓。以後，他的親信當中有一部分人—-都是和他一樣出身微賤的—-就總是故意喚起他對上層階級的惡感，他們這種行為是有目的的，主要是想毀滅這些人對於希特勒的影響力量。

他們這種企圖非常成功，其原因有兩點：一)因為希特勒在早年曾經飽受艱難和侮辱，所以對舊恨還是耿耿於懷。(二)因為他以為自己是一個大革命家，所以不願意這些傳統落伍的思想，會對自己的前途產生阻礙。這也就是解釋希特勒心理的一個重要關鍵。由於這種情感上的複雜關係，所以他對於王公貴族、學者專家、文武官員都會產生厭惡的心理。在他當權之初，他還勉強抑制他的行為，使他能夠合於上等社會和國際社會的標準，一旦戰爭爆發之後，他就把這些假面具全都撕破了。

希特勒的天才與意志力足以影響他人：這個人的頭腦絕頂的聰明，並且記憶力特強，尤其是歷史上、技術上和經濟上的數字，能夠記得十分清楚。凡是送給他看的任何文件，他都仔細加以閱讀，藉以吸收新知識，以補充他在教育上所留下來的空白。他在會議席上常常把他所看見或聽到的話，整段背誦出來，使大家感到驚奇佩服。當他變成了德國的總理兼任三軍最高統帥之後，他常常會這樣向人說道:“六個星期以前，你所說的話和今天完全不同。”這種說法常會使人感到手足無措。關於這些話，是不可以和他爭辯的，因為他可以馬上查出當時的速記記錄，以來證明他的說法的正確。

他說話也具有一種天分，能夠用平易近人的方式，把他的意見發表了出來，還會使用一種連續重複的方式，好像是用一把槌子，來把他的思想敲進聽眾的腦殼裡一樣。不管聽眾是成千上萬人，還是少數幾個人，他所說的話常常是這樣開始的:“從1919年起，我就決心要做一個政治家……”而他在政治思想談話的結論上，卻總是這樣說道:“我絕不放棄，我絕不投降！”

他的講演天才可以說是高人一等，無論是對於一般的群眾，或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們，都同樣能夠發生奇效。他懂得怎樣調整他的語言和態度，以來適應聽眾的心理。當他講話的對象是工業家、軍人、黨員、公務員等各種不同身份的人，他的態度都能配合做各種變化。他最特別的個性就是他的“意志力”。使用他的意志力，他可以強迫旁人隨着他走。他這種力量能發生一種強大的暗示作用，使許多人都受到他催眠的影響。這種情形我曾經多次親眼目睹。在OKW的範圍中，幾乎沒有一個人敢反對他:不是像凱特爾那樣，受了永久性的催眠，就是像約德爾那樣，不敢不服從。甚至於有些很有自信力的人，當他們在敵人的面前都顯得非常英勇，但是卻為希特勒的辯才所征服，為他的邏輯所困惑，而沒有能力反抗他。當他對少數人說話的時候，他一面說話一面就注意每一個人的表情，看是否每一個人都肯接受他的話。假使他發現了他的話對某幾個人不發生作用，於是他就會進一步專門對他們進行說服的工作，一定要消滅了這種反抗的精神，才肯停止。假使那個人還是堅持不為所動，那麼他就會惱羞成怒了。他會喊道:“我還沒有把這個人說服？”於是下一個步驟就是把這個人清除掉。他愈成功，就愈驕縱，愈不肯忍受人家的反對。

有人認為希特勒之所以能夠一帆風順的緣故，是因為德國這個民族特別容易接受這種鼓動。不過在所有國家，所有各時代中，人類在非常領導之下，常常都可以接受這種鼓動。在近代史上，就不乏很多的例證。法國大革命的時代，許多法國人都追隨在拿破崙的後面，為他的人格所感召。法國人民隨着這位偉大的科西嘉人的後面，一直走向完全毀滅的途徑，他們也明知是如此，但卻還是死而無悔。在兩次大戰之中，儘管美國人是最愛好和平的，但是卻為兩位總統的魔力所吸引着，也走上了戰爭的途徑。意大利人跟着墨索里尼後面走。更不用提起蘇聯，那個巨型的國家，完全違背了它原有的傳統。為何德國會接受希特勒上台至於德國為什麼會接受希特勒的指揮，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戰勝國的政策失敗。這個政策為納粹主義的發展奠定了一個基礎；它使我們產生了失業現象，要負擔着重大的賠款，割去相當多的領土，喪失了自由、平等和軍事力量。當那些勝利國起草凡爾賽條約的時候，他們並沒有遵守威爾遜十四點的理想，因此才使德國人民對各強國都喪失了信心。當時的魏瑪共和國政府在國外得不到任何有意義的外交成就；在國內也不能解決德國人民的困難，所以希特勒登高一呼，馬上就贏得了不少的擁護者。換句話說，這是勢有必至，所以並不是德國人民特別容易受到鼓動。希特勒所提出來的謊言是說，在國外他可以取消不公正的凡爾賽條約，在國內他可以消滅失業現象和取消不必要的黨爭。這也正是每一個德國善良人民所具有的共同希望。當然不會有一個人反對他。在希特勒以前，那些政客們的確是太無能，他們的行動是一點作用也沒有，所以更驅使許多人都投到旗幟之下。

大家總記得 1932 到1933年間的德國情形。失業人數在600萬人以上，連他們家屬一起算起來，那就是至少有2500萬人在挨餓。青年工人不僅是在柏林，而且在德國各大城市中遊行示威，犯罪的人數也增加了。英法兩國拒絕准許德奧兩國在經濟上締結聯盟關係，事實上，這個聯盟對於改善兩國經濟情況，功能實極有限，而且在政治上絕不會有害於英法兩個強國。當時奧地利由於聖澤門和約的限制，已經走到了經濟總崩潰的邊緣。它若不和其他大型工業地區發生經濟上的聯繫，那麼它就無法生存，現在就希望所謂歐洲經濟聯盟能夠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在那個時候，阻止德奧兩國在經濟上締結同盟關係，實在是使最“傾向西方”的德國人，也感到十分不愉快。這時歐戰已經結束了十二年，德國加入國際聯盟也已經有六年，而勝利國家的態度還是這樣，不僅毫無意義，而且更引起了極大的惡感。這個事件使希特勒在 1931年和1932年當中，連續在選舉上獲得了重要的勝利。

瘸子部長戈培爾有句名言：“宣傳只有一個目標：征服群眾。所有一切為這個目標服務的手段都是好的。” 而在宣傳征服群眾前，得先征服宣傳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國文化協會，總部設在柏林，戈培爾任協會主席。該協會下設德國美術協會、德國音樂協會、德國戲劇協會、德國文學協會、德國新聞協會、德國廣播協會、德國電影協會。凡是在相關領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須加入相關協會，並且這些協會的決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聽話者不得食。對於“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協會可以拒絕接受他們為會員，已經取得會員資格的，可以開除他們。這樣，通過德國文化協會對整個文化活動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純潔”出一支效命於納粹政權的文化隊伍。這支隊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宣傳的主力軍，不能不充當納粹政權有組織的忽悠事業的馬前卒。文化藝術成了權力的婢女。幾千萬德國人能夠看到什麼樣的美術作品，可以欣賞到什麼樣的文學作品，可以觀賞到什麼樣的戲劇電影，能夠收聽到什麼樣的廣播，看到什麼樣的新聞等等，這一切都取決於納粹黨的好惡。

馬克・吐溫可以在美國經濟騰飛之際出版《鍍金時代》，可托馬斯・曼這些人在納粹德國沒有容身之地。現實題材中，滿是荊棘和陷阱，那就寫點歷史吧，第三帝國的歷史題材作品一枝獨秀。俗話說，太陽底下無新事。歷史題材的作品照樣會觸犯納粹的禁區。 1933年柏林焚書，為什麼要把艾米・路德維格和沃納・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的旗號就是：“反對偽造我們的歷史，玷污歷史偉人，捍衛我們往昔的尊嚴！”

一旦文藝成為政權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過，希特勒、戈培爾們並不是笨蛋，他們也不想德國的文化藝術 “退化”得無人問津。相反，他們希望藝術性和納粹化能完美結合，不僅德國人喜聞樂見，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親自邀請德國著名女導演里芬施塔爾出馬，就是例子。里芬施塔爾拍攝的《意志的勝利》，成功地將納粹政治藝術化。戈培爾稱讚它“成功地擺脫了陷入簡單宣傳的危險”，將偉大時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藝術高度”。

“各家報紙都受到指示”

納粹德國常常被人貶為極權國家。何謂極權？最通俗的詮釋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換言之，權利無所不管，一切事務都要以權力意志為轉移。不過，就媒體而言，納粹政權的無所不管，並不意味着第三帝國的文化事業都是國營或黨有。恰恰相反，報刊電影等等，都可以私人經營。私有不見得就等於自由。納粹政權可以利用私人的錢為自己的事業服務。比如對於私營電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資都是民間的，可是是否可以公映，審查權卻牢牢地攥在戈培爾的教化與宣傳部手裡，不是有錢而是有權才是大爺，這樣一來，不僅國庫的錢可以直接供納粹政權使用，就是民間資本，也間接地為納粹當局所用。至於是否叫座，用不着納粹黨操什麼心，因為它沒有自個掏錢賠本賺吆喝的風險。自然，因為這種管制，難免會有納粹電影上映觀眾未必買賬的情況發生。但是，這並不意味着納粹德國的電影業一片蕭條。畢竟，投資者在商言商。為了利潤，他們會竭力在納粹當局容許的框框內發揮自己的才幹，儘可能地迎合觀眾的欣賞口味，換言之，會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榮，畸形創造。控制報業，也並不需要所有的報刊都是納粹黨辦。即使是報刊為私人創辦和所有，但是，通過購買、清洗、控制股份、審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達到操控的目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納粹黨或黨內個人擁有或控制的報紙，只占全部報紙銷量2500萬份中的三分之二。《伏斯日報》是德國最主要的報紙，地位有如《泰晤士報》之於英國，《紐約時報》之於美國，它創刊於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這家發行了230年的自由主義報紙，被迫停刊。另一份世界馳名的自由主義報紙《柏林日報》，雖然不像《伏斯日報》那樣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闆在1933 年春被迫出讓自己在這家報紙的股份。《法蘭克福日報》是德國第三大自由主義報紙，它在清除了猶太老闆和編輯後繼續出版。軀殼尚在，魂魄已散。那些在納粹淫威中倖存下來的報紙，知道小命捏在納粹當局手裡，它們為納粹黨服務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納粹黨有的報紙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樣一來，納粹黨不用大包大攬就把所有的報刊都一手統到自己的名下，無須為所有的報紙的虧盈付費，就能夠讓所有的編輯記者都得先當納粹黨的文奴，所有的報刊都得跟納粹黨保持一致，否則編輯記者就沒法在新聞出版這個行當幹下去，報刊就沒法存活。

戈培爾對新聞的管制，細緻入微。當過駐德記者的夏伊勒這樣寫道： “每天早晨，柏林各日報的編輯以及德國其他地方的報紙的記者，都聚集在宣傳部里，由戈培爾博士或者他的一個助手告訴他們：什麼新聞該發布，什麼新聞要扣下，什麼新聞怎麼寫和怎麼擬標題，什麼運動該取消，什麼運動要開展，當天需要什麼樣的社論。為了防止誤解，除了口頭訓令外，每天還有一篇書面指示。對於小地方的報紙和期刊，則用電報或信件發出指示。” 納粹當局自己也心知肚明，這種指令見不得人。於是，堂堂第三帝國的教化和宣傳部就如黑幫一樣偷偷行事，把每天規定的這也不能報道那也不能評論的指令，當成納粹黨國的秘密。按照納粹德國刑法典的規定，“泄露國家機密者，處死刑”；“以泄露為目的，而着手取得國家機密者，處死刑或無期重懲役”。納粹當局的這兩項規定，可不是個虛張聲勢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記里就提到，因為偶爾把戈培爾每天向新聞界下達的一些密令副本給過外國記者，德國《波森日報》的一位先生被判處死刑，後來又被減為無期徒刑。在這樣嚴厲的新聞管制下，一份份報紙勢必變得索然寡味。戈培爾和德國新聞協會主席阿曼曾要求，編輯們不要把報紙編得那麼單調劃一。可那是誰之過呢？《格魯恩郵報》的編輯埃姆・韋爾克指責說，報刊之所以變得乾巴巴，是因為宣傳部的官僚主義和高壓手段。韋爾克這下可摸了老虎屁股。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個月的處罰，而韋爾克自己不僅被戈培爾撤了職，還被送進了集中營。

“灌輸納粹黨學說比生產重要”

納粹上台之初，德國的收音機普及率不高，一時間也沒法讓家家戶戶都很快擁有一台收音機。於是當局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下達了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大夥在一起收聽廣播，誰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來。因此，國民們連耳根清淨的自由都沒了。而且，許多廣播節目被安排在上班時間播出，在播出的時候，人們必須放下手頭的工作收聽廣播。即使廣播的時候你是在咖啡廳或者餐館，那也不會成為漏網之魚，因為像餐廳、咖啡館之類的所有公共場所，都必須配備收音機。而對於行人來說，街頭的揚聲器照樣會把納粹黨的聲音傳送到你的耳朵里。從這個角度而言，納粹政權確實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在當時，沒有哪個國家有德國那麼密集的無線電覆蓋度。要命的是，這種廣播往往不是一兩分鐘就能夠完事，希特勒這些人的演說，動不動就長達兩三個小時。如果把全國的人因此花費的時間累計起來，那會相當於浪費多少個工時！可納粹當局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在戈培爾看來，“灌輸納粹黨學說比工人們的生產更重要”。否則，即使德國財富再多，人民再怎麼幸福，可要是政治跟納粹黨毫不相干，這對戈培爾這些納粹領袖們來說，又有什麼意義呢？

無線電波跟報刊不同，一份外國報紙或雜誌禁止在德國發行，一般人是無法看到的，而電台就不一樣了，如果不能進行有效地技術干擾，一家英國電台的廣播，柏林人也可以收聽到。為此，第三帝國就把收聽外國電台視為一種嚴重的刑事犯罪。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記里提到這樣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軍飛行員的母親接到通知，說她的兒子已經失蹤並被認定死亡。可是幾天后，英國廣播公司公布的德國戰俘名單裡卻有她的兒子。次日，有八個朋友和熟人來信告訴她這個消息。可是好心被當成了驢肝肺。這位母親向警察告發了這些人收聽敵台，於是他們全都被捕了。在這樣的政治環境裡，還有幾個人敢輕易接受和傳播戈培爾們不喜歡的信息？在恐懼中自我收斂，就會自然地成為一種生活常態。如此一來，戈培爾就可以肆無忌憚地隨意操縱輿論了，而他的西洋鏡永遠不用擔心被人公開戳破。國外到底是怎麼回事，比如人家是怎麼看待希特勒德國的，這類的信息是否可以傳播，以怎樣的形式傳播等等，都是納粹當局說了算。戈培爾部長心裡也清楚，謊言重複一千遍，也不會成為真理，但謊言如果重複一千遍而又不許別人戳穿，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因為謊言的陷阱到處都是，人們不掉進這個陷阱，就會掉進那個陷阱。極權政治之下，只存在掉進陷阱的次數多少和深淺問題，而不存在百毒不侵之人。

不過，第三帝國宣傳部炮製的那些政治謊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國人的內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為在政府欺騙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會用欺騙政府來保全自己。在極權政治里，有時候很難分清到底是誰在騙誰。 1943年2月8日，戈培爾在玻璃體育館的演講，贏得一陣陣雷鳴般的掌聲。可是在第三帝國，大人物對黨徒或百姓講什麼不會贏得熱烈的掌聲呢？領導人放個屁都是重要講話。當戈培爾對聽眾說：“你們願意打一場總體戰嗎？如果有必要的話，你們願意打一場比我們今天所能想象得到的更為全民化更為極端化的總體戰嗎？”聽眾報以狂熱的回應：“願意！”在這種場合，不想進集中營就不會說“不願意”。可在離開講台時，戈培爾卻對心腹說：這些聽眾真是一群白痴，“加入我對這幫傢伙發問，是否願意從哥倫布大廈的樓頂上往下跳的話，他們也同樣會吼‘願意’的。” 其實，對戈培爾的演說，何嘗就不可能也有聽眾在心裡譏笑他：真是個白痴！我們一鼓掌他就以為我們真的支持他！重要的是，每個人都必須歡呼雀躍，一副十足的腦殘模樣。為了更好地蒙人，納粹德國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比如，對於隱瞞和掩蓋真相的一個理由就是，如果如實地公開披露，會損害國家的威望，為英法等西方國家提供了攻擊德國的口實。這種是非顛倒的邏輯，卻為一些對“德國”情意綿綿的忠誠國民所接受。他們認為，對納粹的抨擊就是對德國的抨擊，作為一個德國人，他們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評德國這樣那樣的問題就是傷害他們的感情。結果，被當局當猴耍了還覺得自己是愛國呢。這樣的國家，不瘋，那才怪呢。

摘抄轉貼《德二戰裝甲之父反思錄:閃擊英雄》

作者:[德]海因茨・古德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