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校长是被王友琴所在的高一3班打死的。王友琴就在现场而不救，至今不道歉。


望见北山的博客：校长是怎样死的 


原北京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8.5事件”综述 


说到文革，对于当年女附中的在校学生，“8·5事件”是无法绕过、必须面对的记忆，是集体的心灵疮疤。在1月12日刘进、宋彬彬公开道歉并被媒体广为传播之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质疑是，宋彬彬既然没打人，还去阻拦别人打人了，为何要道歉？到底是谁打死了校长？有年轻人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们从Ａ直接到了Ｃ，我们要知道B。B就是“8-5事件”。 


我是师大女附中1966届初中生，出身平民家庭，父亲在50年代的运动中自杀，文革中我是被斗争的学生。我参与了8-5事件的调查过程，了解全部内容。 


1、8-5事件 


1966年8月5日下午，在高一3班少数干部子女发起的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少数学生对五位校领导殴打体罚、侮辱折磨，党总支书记卞仲耘副校长不幸遇难，其他几位校领导身心受到严重伤害。发起者、打人者多为住在京西大院的军队干部子女。她们决定游斗“黑帮”，要求教室里的同学不分阶级出身，必须都参与。理由之一是工作组在的时候不让斗黑帮，现在他们走了，我们可以斗黑帮了；理由之二是现在“主义兵”（全称：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是反工作组一派）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经发出号召，我们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帮。 


高一3班王友琴第一个公开披露了“8·5事件”，20年后，她在《女性的野蛮》（1986年）一文中写到：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她们这样说，似乎这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 高一3班其他同学也有类似记忆，一个学生在采访中证实，班里打人厉害的，初中都不在本校就读，初中就在女附中上学的，对老师有感情了，下手没有她们厉害。她们平时表现一般，并无过人之处。所以，当她们在8-5那天以激进、暴戾的姿态出现后，不仅让本班同学，也让年轻的班主任大为吃惊。时任教导处副主任的梅树民老师也证实了批斗发起者为高一3班部分干部子女。 


根据目前所得资料可以确认，当天下午的“游斗”分为四步，一是围着大操场“游街示众”三圈，以扩大影响，吸引更多人参加，二是在宿舍楼旁的一个狭小高台上批判斗争，三是押到小操场强迫劳动和体罚，把整筐土、大花盆搬来搬去，最后分散到各处打扫楼道和厕所。整个过程中，不断有各年级学生围观，人数时多时少，聚聚散散。我的一位同班同学是最早的目击者之一，她说：“当时学生不多，就是高一的，有人不断出来，给他们头上戴高帽子或纸篓。后来人多了，我就回教室了。”围观的学生证实说，由于胡志涛校长不承认自己是黑帮，有个学生把一大瓶墨水，兜头泼了她一身，说：“现在就让你变黑！”随着游斗活动的升温，对校领导的侮辱和推搡，很快演变成暴力殴打。有人号召去木工房拿棍子，一些学生就取来带着钉子的桌子腿椅子腿。据目击者指认，在游斗过程中对校领导施加暴力和侮辱行为的，不仅仅是高一3班的少数学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年级的学生。 甚至，也有个别出身不好的学生为了表示革命，殴打了老师。 


梅树民老师回忆说，当天他穿了一件新衬衫，晚上回到家里，衬衫后背血迹斑斑。胡校长对少数学生的暴行始终予以批评和反抗，因而白衬衫被泼墨弄成黑衬衫，长裙被撕裂到胯部，“除了一双脚，浑身上下都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腰痛得不能躺下”，当夜被家人送到北大医院，确诊为腰椎棘突骨折。卞校长被强迫打扫宿舍楼的厕所。有目击者看到，卞在洗墩布时，一个初二学生按着她的头，逼她喝脏水池里的水，当时她已经站不稳了。也有人看见她从楼梯上摔下去。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殴打折磨后，她终于倒下了。当时校园里大部分学生已回家，她被校工抬上手推车，置于东楼后的小操场，暴晒于烈日之下。 


游斗中的暴力行为给多数围观者带来的是精神的震慑和恐惧。现场也有老师和高年级学生对施暴者进行劝阻。高三1班刘沂伦回忆说：“王丽莎拉住一个小孩说别打人，别打人，这个小孩回头瞪了我们一眼，问，你们什么出身？我们一愣，立刻哑口无言。我们出身好，应该立场坚定，怎么能阻拦斗黑帮呢？于是我们就不再说什么，只在旁边看着。” 


刘进、宋彬彬等作为工作组时期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在工作组因路线错误被撤走以后，也深感自己犯了错误，颇为灰头土脸。但是在干部子女中间，她们依然存有一定威信（并延续至今），有些人一直追随着她们，每天集中在工作组留下的办公室检讨错误，寻找革命方向。当时她们对高一3班发起游斗活动的几位军干子女并不熟悉，闻讯两次去劝阻，要求现场学生不要打人，看到围观的同学陆续离开后，她们也走了。多年以后回忆当时的情况，她们认为自己的劝阻没有力量，是因为自己跟着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理不直气不壮。由于没有预见到惨重后果，她们为当时不能奋力阻拦暴力行为，而造成卞校长死于非命，感到终生的懊悔。这就是她们认为要公开道歉的原因。 


傍晚，昏迷的卞校长被刘进、宋彬彬、李松文等多位师生送到邮电医院，医生要求出示学校证明方可抢救，为此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达成共识，由李老师牵头作保，院方予以抢救。于是，我们就在胡杰电影里看到了那个名单，从右往左依次写着：师大女附中 李松文 徐岩春 李小琦 马恬 王满华 刘进 宋彬彬。经抢救无效，卞校长于晚9点去世。 


给医院作保的老师学生名单，为李松文老师所写： 


　　　　　　　　　　　　　　　　师 
　　宋　刘　王　马　李　徐　李　大 
　　彬　进　满　恬　小　岩　松　女 
　　彬　　　华　　　琦　春　文　附 
　　　　　　　　　　　　　　　　中 


当夜，刘进、宋彬彬与几位高年级学生找到北京新任市委书记吴德，报告了卞校长被学生暴力致死的情况。身处困境的吴德听完汇报，沉思良久，说：“死了就死了，以后不要打人了。” 


2、8-5之前 


正如文革中的每一事件都有自己的因果，卞校长之所以成为学生愤怒发泄的对象，也有具体的原因。一是管过人事的老师揭发她是刘仁介绍入党的，刘仁与彭真作为北京市委领导，是文革最早被打倒的“反党集团”，由刘仁介绍入党也就成了假党员。二是大连工学院俄语教员袁淑娥检举她有生活作风问题。1959年，卞校长住院时认识了袁淑娥，从此多有往来，两家成为朋友。1963年，通过卞校长，袁把丈夫丁德泗从北京空军转业到女附中做英语老师,随后两人婚姻破裂。袁淑娥多次来找卞校长，希望扣发丁的部分工资，以补贴家用，卞校长认为应该遵循法院判决，予以拒绝，愤怒的种子就此埋下。袁淑娥在文革爆发（6月1日）前，曾写了上万言的针对卞校长的上告信，分别寄给毛主席、团中央、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因为女附中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信最后分别到了邓小平和胡克实手里。 


袁淑娥的万言书转到工作组手里，增加了把卞校长划为“四类干部”的充足理由。工作组突然决定在6月21日、22日连续两个半天举行批斗大会，这是工作组进入学校后举行的唯一一次批斗大会。袁淑娥带着母亲儿子冲了会场，声泪俱下，对卞校长进行诬陷和控诉。会场的愤怒情绪达到沸点，卞校长被学生用木枪你捅一下我捅一下，伤痕累累，当场呕吐。袁淑娥还带着学生到卞校长家，满墙贴满侮辱性文字。 


工作组撤走后学校的无政府状态，在胡志涛校长的回忆文章《八五祭》（写于1986年）中得到了证实。文章写到，8月4日下午，几位集中学习的校领导被突然闯进来的七八个学生，用棍子和皮带殴打了一顿。晚上，家人看到她身上的伤痕说：“你们学校怎么这样乱？！”她说：“工作组走了，没有人管，有什么办法？！”8月5日上午，胡校长去北京市委“上访”，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再次强调工作组撤走后，学校处于无人管理的混乱状态，基层领导干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胡校长虽然预见到了，但是她已自身不保。 


卞校长也预见到了致命的危险在迫近，家人劝她躲一躲，她认为自己作为校领导，不能离开岗位。8-5一早离家上班，她和老伴王晶垚握手告别。 


3、8·5之后 


校长之死，让刘进痛感到这样下去也许还会出大乱子，必须组织起来，应对新形势。由她牵头，8月8日宣告成立了 “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主任刘进，副主任有宋彬彬等十几个，各年级各班还有联络员，也包括反工作组的“主义兵”。2013年10月，女附中1967届初中生、法学教授李红云在网刊《记忆》102期发表的文章中，披露了女附中成立红卫兵的原始会议记录，证实红卫兵和筹委会在同一天宣告成立，进一步证实8月5日游斗校领导的活动并不是以红卫兵的组织形式发起。发起者、打人者后来都会是红卫兵，但8-5当天她们还没有这个身份。 


1970年春，女附中为卞仲耘内部平反。1978年6月3日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做出了《关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决定》。1979年，袁淑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挟嫌报复罪逮捕。西城区检查院认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实、诽谤他人，已构成诽谤罪，但已过追诉时效，1981年3月14日发出“不起诉决定书”。 198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在答复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所提建议时，认为“西城区人民检察院（80）西检审刑字第72号对袁某某不起诉的决定，应予维持。”因校长之死被捕的还有一位女三中68届高中学生，叫刘××，她初中在女附中就读，8-5那天因在现场施暴突出而被举报。刘××因此被“双开”，后来也因同样原因被释放，恢复党籍军籍。 


刘进参加了1978年在八宝山举行的卞校长追悼会。1996年在胡志涛校长去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当面对王先生表示慰问，并合影留念。2006年4月，她带着鲜花和叶维丽、于羚去看望了王先生。2006年6月，刘进给梅老师写了道歉信，信中说“我向老师表示道歉，为了贴第一张大字报对老师造成的伤害表示道歉，为了40年前那一天没有保护好老师表示道歉！希望老师能够接受我的道歉！”刘进得到了梅老师的谅解，梅老师向她说出了8-5真相，并逐字逐句审校了她交由学校存档的文革初期调查报告。 


最后，我想以胡志涛校长在《八五祭》里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以此纪念敬爱的卞校长和胡校长： 


她是在校园里出现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混乱、大骚动中，被一群纯真、热情，又是她最心爱的学生用种种残忍的手段把她活活地折磨死的。这真是一次空前绝后的“尊师重教”的大倒退，这个历史教训应该永远牢牢记住。 


2014年1月14日




凶手所在的1966年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一（3）班51人名单


边惠珍 常青 陈凌宁 陈小宁 邓方 丁润生 丁燕申 顾媛 郭雁行 侯小丽 
胡南萍 黄颂康 蒋力 李凡 李佳 李培澄 李幼幼 厉仁侠 梁良 廖胜东
林言 刘木金 刘新平 柳天青 马彤华 潘梅 齐大铮 齐克琛 邵其环 生敏
苏江 孙晓红 王滨生 王静芳 王美德 王小林 王友琴 王镇江 吴润玉 邢家珍
杨津文 杨雷 杨团 杨莹 叶小鲁 曾小兰 张汩 张淮野 张颖琦 郑毅力
周胜利


【高一（3）班的名单里没有邓榕，却有王友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