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校長是被王友琴所在的高一3班打死的。王友琴就在現場而不救，至今不道歉。


望見北山的博客：校長是怎樣死的 


原北京師大女附中文革初期“8.5事件”綜述 


說到文革，對於當年女附中的在校學生，“8·5事件”是無法繞過、必須面對的記憶，是集體的心靈瘡疤。在1月12日劉進、宋彬彬公開道歉並被媒體廣為傳播之後，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質疑是，宋彬彬既然沒打人，還去阻攔別人打人了，為何要道歉？到底是誰打死了校長？有年輕人直截了當地告訴我，你們從Ａ直接到了Ｃ，我們要知道B。B就是“8-5事件”。 


我是師大女附中1966屆初中生，出身平民家庭，父親在50年代的運動中自殺，文革中我是被鬥爭的學生。我參與了8-5事件的調查過程，了解全部內容。 


1、8-5事件 


1966年8月5日下午，在高一3班少數幹部子女發起的游斗校領導的過程中，少數學生對五位校領導毆打體罰、侮辱折磨，黨總支書記卞仲耘副校長不幸遇難，其他幾位校領導身心受到嚴重傷害。發起者、打人者多為住在京西大院的軍隊幹部子女。她們決定游斗“黑幫”，要求教室里的同學不分階級出身，必須都參與。理由之一是工作組在的時候不讓斗黑幫，現在他們走了，我們可以斗黑幫了；理由之二是現在“主義兵”（全稱：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是反工作組一派）成革命的了，主席已經發出號召，我們也要革命，也要斗黑幫。 


高一3班王友琴第一個公開披露了“8·5事件”，20年後，她在《女性的野蠻》（1986年）一文中寫到：一天下午，這一派的一些同學在教室里開會，“我們要堅持鬥爭的大方向”，“走，打黑幫去！”她們這樣說，似乎這可以使她們擺脫因工作組問題而產生的困境，並以此進一步證明她們的“革命”性。 高一3班其他同學也有類似記憶，一個學生在採訪中證實，班裡打人厲害的，初中都不在本校就讀，初中就在女附中上學的，對老師有感情了，下手沒有她們厲害。她們平時表現一般，並無過人之處。所以，當她們在8-5那天以激進、暴戾的姿態出現後，不僅讓本班同學，也讓年輕的班主任大為吃驚。時任教導處副主任的梅樹民老師也證實了批鬥發起者為高一3班部分幹部子女。 


根據目前所得資料可以確認，當天下午的“游斗”分為四步，一是圍着大操場“遊街示眾”三圈，以擴大影響，吸引更多人參加，二是在宿舍樓旁的一個狹小高台上批判鬥爭，三是押到小操場強迫勞動和體罰，把整筐土、大花盆搬來搬去，最後分散到各處打掃樓道和廁所。整個過程中，不斷有各年級學生圍觀，人數時多時少，聚聚散散。我的一位同班同學是最早的目擊者之一，她說：“當時學生不多，就是高一的，有人不斷出來，給他們頭上戴高帽子或紙簍。後來人多了，我就回教室了。”圍觀的學生證實說，由於胡志濤校長不承認自己是黑幫，有個學生把一大瓶墨水，兜頭潑了她一身，說：“現在就讓你變黑！”隨着游斗活動的升溫，對校領導的侮辱和推搡，很快演變成暴力毆打。有人號召去木工房拿棍子，一些學生就取來帶着釘子的桌子腿椅子腿。據目擊者指認，在游斗過程中對校領導施加暴力和侮辱行為的，不僅僅是高一3班的少數學生，也有高一其他班和初二年級的學生。 甚至，也有個別出身不好的學生為了表示革命，毆打了老師。 


梅樹民老師回憶說，當天他穿了一件新襯衫，晚上回到家裡，襯衫後背血跡斑斑。胡校長對少數學生的暴行始終予以批評和反抗，因而白襯衫被潑墨弄成黑襯衫，長裙被撕裂到胯部，“除了一雙腳，渾身上下都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腰痛得不能躺下”，當夜被家人送到北大醫院，確診為腰椎棘突骨折。卞校長被強迫打掃宿舍樓的廁所。有目擊者看到，卞在洗墩布時，一個初二學生按着她的頭，逼她喝髒水池裡的水，當時她已經站不穩了。也有人看見她從樓梯上摔下去。在經歷了長時間的毆打折磨後，她終於倒下了。當時校園裡大部分學生已回家，她被校工抬上手推車，置於東樓後的小操場，暴曬於烈日之下。 


游斗中的暴力行為給多數圍觀者帶來的是精神的震懾和恐懼。現場也有老師和高年級學生對施暴者進行勸阻。高三1班劉沂倫回憶說：“王麗莎拉住一個小孩說別打人，別打人，這個小孩回頭瞪了我們一眼，問，你們什麼出身？我們一愣，立刻啞口無言。我們出身好，應該立場堅定，怎麼能阻攔斗黑幫呢？於是我們就不再說什麼，只在旁邊看着。” 


劉進、宋彬彬等作為工作組時期的學生代表會負責人，在工作組因路線錯誤被撤走以後，也深感自己犯了錯誤，頗為灰頭土臉。但是在幹部子女中間，她們依然存有一定威信（並延續至今），有些人一直追隨着她們，每天集中在工作組留下的辦公室檢討錯誤，尋找革命方向。當時她們對高一3班發起游斗活動的幾位軍乾子女並不熟悉，聞訊兩次去勸阻，要求現場學生不要打人，看到圍觀的同學陸續離開後，她們也走了。多年以後回憶當時的情況，她們認為自己的勸阻沒有力量，是因為自己跟着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理不直氣不壯。由於沒有預見到慘重後果，她們為當時不能奮力阻攔暴力行為，而造成卞校長死於非命，感到終生的懊悔。這就是她們認為要公開道歉的原因。 


傍晚，昏迷的卞校長被劉進、宋彬彬、李松文等多位師生送到郵電醫院，醫生要求出示學校證明方可搶救，為此雙方發生了爭執，最後達成共識，由李老師牽頭作保，院方予以搶救。於是，我們就在胡杰電影裡看到了那個名單，從右往左依次寫着：師大女附中 李松文 徐岩春 李小琦 馬恬 王滿華 劉進 宋彬彬。經搶救無效，卞校長於晚9點去世。 


給醫院作保的老師學生名單，為李松文老師所寫： 


　　　　　　　　　　　　　　　　師 
　　宋　劉　王　馬　李　徐　李　大 
　　彬　進　滿　恬　小　岩　松　女 
　　彬　　　華　　　琦　春　文　附 
　　　　　　　　　　　　　　　　中 


當夜，劉進、宋彬彬與幾位高年級學生找到北京新任市委書記吳德，報告了卞校長被學生暴力致死的情況。身處困境的吳德聽完匯報，沉思良久，說：“死了就死了，以後不要打人了。” 


2、8-5之前 


正如文革中的每一事件都有自己的因果，卞校長之所以成為學生憤怒發泄的對象，也有具體的原因。一是管過人事的老師揭發她是劉仁介紹入黨的，劉仁與彭真作為北京市委領導，是文革最早被打倒的“反黨集團”，由劉仁介紹入黨也就成了假黨員。二是大連工學院俄語教員袁淑娥檢舉她有生活作風問題。1959年，卞校長住院時認識了袁淑娥，從此多有往來，兩家成為朋友。1963年，通過卞校長，袁把丈夫丁德泗從北京空軍轉業到女附中做英語老師,隨後兩人婚姻破裂。袁淑娥多次來找卞校長，希望扣發丁的部分工資，以補貼家用，卞校長認為應該遵循法院判決，予以拒絕，憤怒的種子就此埋下。袁淑娥在文革爆發（6月1日）前，曾寫了上萬言的針對卞校長的上告信，分別寄給毛主席、團中央、北京師範大學黨委（因為女附中隸屬於北京師範大學），信最後分別到了鄧小平和胡克實手裡。 


袁淑娥的萬言書轉到工作組手裡，增加了把卞校長劃為“四類幹部”的充足理由。工作組突然決定在6月21日、22日連續兩個半天舉行批鬥大會，這是工作組進入學校後舉行的唯一一次批鬥大會。袁淑娥帶着母親兒子沖了會場，聲淚俱下，對卞校長進行誣陷和控訴。會場的憤怒情緒達到沸點，卞校長被學生用木槍你捅一下我捅一下，傷痕累累，當場嘔吐。袁淑娥還帶着學生到卞校長家，滿牆貼滿侮辱性文字。 


工作組撤走後學校的無政府狀態，在胡志濤校長的回憶文章《八五祭》（寫於1986年）中得到了證實。文章寫到，8月4日下午，幾位集中學習的校領導被突然闖進來的七八個學生，用棍子和皮帶毆打了一頓。晚上，家人看到她身上的傷痕說：“你們學校怎麼這樣亂？！”她說：“工作組走了，沒有人管，有什麼辦法？！”8月5日上午，胡校長去北京市委“上訪”，找到分管文教口的同志，再次強調工作組撤走後，學校處於無人管理的混亂狀態，基層領導幹部的人身安全已得不到保障。胡校長雖然預見到了，但是她已自身不保。 


卞校長也預見到了致命的危險在迫近，家人勸她躲一躲，她認為自己作為校領導，不能離開崗位。8-5一早離家上班，她和老伴王晶垚握手告別。 


3、8·5之後 


校長之死，讓劉進痛感到這樣下去也許還會出大亂子，必須組織起來，應對新形勢。由她牽頭，8月8日宣告成立了 “文化大革命籌備委員會”（簡稱“籌委會”），主任劉進，副主任有宋彬彬等十幾個，各年級各班還有聯絡員，也包括反工作組的“主義兵”。2013年10月，女附中1967屆初中生、法學教授李紅雲在網刊《記憶》102期發表的文章中，披露了女附中成立紅衛兵的原始會議記錄，證實紅衛兵和籌委會在同一天宣告成立，進一步證實8月5日游斗校領導的活動並不是以紅衛兵的組織形式發起。發起者、打人者後來都會是紅衛兵，但8-5當天她們還沒有這個身份。 


1970年春，女附中為卞仲耘內部平反。1978年6月3日中共北京市西城區委做出了《關於卞仲耘同志的昭雪決定》。1979年，袁淑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挾嫌報復罪逮捕。西城區檢查院認為袁借文化大革命捏造事實、誹謗他人，已構成誹謗罪，但已過追訴時效，1981年3月14日發出“不起訴決定書”。 1989年12月1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辦公廳在答覆一位全國人大代表所提建議時，認為“西城區人民檢察院（80）西檢審刑字第72號對袁某某不起訴的決定，應予維持。”因校長之死被捕的還有一位女三中68屆高中學生，叫劉××，她初中在女附中就讀，8-5那天因在現場施暴突出而被舉報。劉××因此被“雙開”，後來也因同樣原因被釋放，恢復黨籍軍籍。 


劉進參加了1978年在八寶山舉行的卞校長追悼會。1996年在胡志濤校長去世一周年的紀念會上，當面對王先生表示慰問，併合影留念。2006年4月，她帶着鮮花和葉維麗、於羚去看望了王先生。2006年6月，劉進給梅老師寫了道歉信，信中說“我向老師表示道歉，為了貼第一張大字報對老師造成的傷害表示道歉，為了40年前那一天沒有保護好老師表示道歉！希望老師能夠接受我的道歉！”劉進得到了梅老師的諒解，梅老師向她說出了8-5真相，並逐字逐句審校了她交由學校存檔的文革初期調查報告。 


最後，我想以胡志濤校長在《八五祭》裡的一段話作為結束語，以此紀念敬愛的卞校長和胡校長： 


她是在校園裡出現的一場驚心動魄的大混亂、大騷動中，被一群純真、熱情，又是她最心愛的學生用種種殘忍的手段把她活活地折磨死的。這真是一次空前絕後的“尊師重教”的大倒退，這個歷史教訓應該永遠牢牢記住。 


2014年1月14日




兇手所在的1966年北京師大女附中高一（3）班51人名單


邊惠珍 常青 陳凌寧 陳小寧 鄧方 丁潤生 丁燕申 顧媛 郭雁行 侯小麗 
胡南萍 黃頌康 蔣力 李凡 李佳 李培澄 李幼幼 厲仁俠 梁良 廖勝東
林言 劉木金 劉新平 柳天青 馬彤華 潘梅 齊大錚 齊克琛 邵其環 生敏
蘇江 孫曉紅 王濱生 王靜芳 王美德 王小林 王友琴 王鎮江 吳潤玉 邢家珍
楊津文 楊雷 楊團 楊瑩 葉小魯 曾小蘭 張汩 張淮野 張穎琦 鄭毅力
周勝利


【高一（3）班的名單裡沒有鄧榕，卻有王友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