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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的一位CUSPEA同学反思政府决策和科学家们定位的文章。“责任和权力需要对称，如果相关机构背负了管控疾病的责任，那么就得赋予他们及时发布真实信息、以及制定和实施管控方案的权力。

1月29日，科技部也发出通知，要求相关科研人员把精力放到攻关项目上、而不是急着发论文。然而，这种迎合网民情绪的临时喊话意义不大。等这场让中国和世界都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疫情过去之后，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依法问责“失职者”，还应对相关政策和机构设置进行反思。唯有这样，这次所付出的昂贵“学费”才不会付诸东流，未来社会才可能更好地应对下一场流行疾病。”

这位同学也是值得我们一读的《人类科技创新简史：欲望的力量》作者。】

疫情肆虐，医学科研人员该做何担当？

董洁林/文   编辑/苏琦

2020年01月31日 17:11  

等这场让中国和世界都付出巨大代价的疫情过去之后，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依法问责“失职者”，还应对相关政策和机构设置进行反思。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来势凶猛，从2019年11月初见发病端倪，到同年12月被甄别为与SARS病毒同一家族的冠状病毒，再到2020年1月疫情大爆发，公众经历了完全无感、迅速重视、高度紧张之后，目前已逐渐进入有序应对阶段，人们也开始回顾反思发现与研究病毒的整个过程。

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在疫情暴发之前，社会并非完全无感。2019年12月底，8名武汉医生在医疗人聚集的微信群发布“×医院已有多例SARS确诊病例”“确诊了7例SARS”等信息，并提醒大家警惕，结果被武汉市有关部门定性为谣言，并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随后，相关讨论嘎然而止。然而，病毒并没有随着人们声音的消失而匿迹，它正按照自己的生存逻辑迅猛发展。

2019年12月底，武汉市卫健委发出《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后，国家卫健委第一个专家组抵达武汉。几周后（2020年1月24日开始），相关专家陆续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柳叶刀》等世界顶级医学期刊发表关于此次疫情的论文。与此同时，武汉、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和国外的很多科学家纷纷加入“学术接力”，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传染方式、病毒结构和特征等进行研究，并在多种顶级学术期刊和网上学术平台上发表论文。

最新的证据，是医学期刊新英格兰杂志（NEJM）1月30日发表的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的论文。据《新京报》报道，来自中国疾控中心、武汉疾控中心等机构的学者们，分析了最早确诊的425个病例的流行病学数据发现，密切接触者之间的人际传播从去年12月中旬开始就已经发生，并在此后一个月内逐渐扩散。然而，直至1月20日，国家级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接受媒体采访时，才首次证实有医务人员感染。

可以说，中国科学家们在与新型冠状病毒斗争中的学术表现堪称出色。他们也是“逆行者”，在社会感到恐慌的时候，他们从安全的大后方奔赴病源第一线采样分析、撰写学术成果，为接下来限制传染和根除病毒贡献了力量。另外，由于中国是这场辐射世界各地的疫情发源地和中心，他们的举动不仅赢得了世界科学界同行们的尊重，也维护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但是，这场传染病对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冲击是巨大的，诸多信息都表明，其控制和社会响应过程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现在很多人都在追问：既然科学家们在2020年1月初甚至2019年12月底就已发现新型冠状病毒“人传人”的证据，为何武汉市卫健委在2020年1月11日仍通报称“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到底是这些科学家在论文发表前未将研究发现告知有关部门，还是有关部门虽然获知了消息、但出于某些原因而选择了迟报或瞒报？

这些追问值得重视，需要有关部门进行详细调查并向公众作出正面回应。

这次特别值得反思的，是相关机构管理人员和科学家们的定位。这些机构的唯一使命，应该是管控社会突发的疾病（特别是流行病），发表论文应从该机构所有人员的考核指标中去掉。如果既要求或奖励他们发论文，又要他们管控疾病，会造成相关人员职业上的利益和伦理冲突。在该机构的人员选择和配置上，也应尽量多一些懂得疾病防控的专家和管理者，他们需要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果断决策。而顶级科研人员往往习惯性地对问题追根溯源，对于一个需要快速决策的机构，这种“科研美德”可能让社会错失良机。另外，责任和权力需要对称，如果相关机构背负了管控疾病的责任，那么就得赋予他们及时发布真实信息、以及制定和实施管控方案的权力。

1月29日，科技部也发出通知，要求相关科研人员把精力放到攻关项目上、而不是急着发论文。然而，这种迎合网民情绪的临时喊话意义不大。等这场让中国和世界都付出了巨大代价的疫情过去之后，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依法问责“失职者”，还应对相关政策和机构设置进行反思。唯有这样，这次所付出的昂贵“学费”才不会付诸东流，未来社会才可能更好地应对下一场流行疾病。

（作者为《人类科技创新简史：欲望的力量》作者，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编辑：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