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T挖掘機團隊 @DTINLAC

DT挖掘機說明：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們已經通過分析總結了CCP進行生化武器研究的三個團隊：製作病毒團隊、研製解藥團隊、傳播病毒團隊。結論出兩個關鍵的時間點，並且可以確定他們在2016年就掌握了新冠病毒這種武器。那麼剩下的問題就是具體的分析新冠病毒有可能是在哪個病毒實驗室合成的，解藥有可能是在哪個實驗室研製，為什麼要消耗巨資建立P4實驗室，以及這些實驗室到底能做什麼科學研究和實驗。

以下為詳細內容：

首先我們先看一篇報道：

專家呼籲合理調整我國P3實驗室運行政策

“需要儘快加強我國一流大學與科研院所在重大傳染病防控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在實踐方面，應參考美國等發達國家在這類設施的建設和運行管理機制，合理調整我國目前在P3實驗室設施建設和運行方面的政策。” 清華大學醫學院副院長張敬仁近日接受中國科協組織的採訪時指出。

事實上，重大傳染病病原體的研究需要生物安全三級（P3）和四級(P4)實驗室防護設施。SARS疫情後，我國先後建立了近30個P3實驗室和2個P4實驗室，其中P4實驗室分別設在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和哈爾濱首醫研究所，P3實驗室主要集中在國家和地方疾控中心。

“由於疾控中心功能與人才儲備的限制，這些設施對提升我國在新型傳染病的防控實力方面的貢獻微弱。我國的生物醫學基礎研究的高端人才主要集中在一流大學和科研院所，但是只有幾個P3實驗室設在大學和研究機構。”張敬仁表示。

他指出，過去10年來我國新建的P3實驗室屈指可數，北京聚集了我國最著名的大學和國際一流的生物醫學科研人才，但是北京的高校卻沒有一個高級別生物安全實驗室。相比之下，美國的所有醫學院都至少有一個P3實驗室平台。

為何我國P3實驗室平台稀少？張敬仁認為，主要原因是大家普遍對這類設施缺乏合理和科學的認識，在平台建設的審批標準上，過分強調它們在病原體泄露方面的風險和潛在的負面效應，“在這個背景下，這類設施建設的門檻過高，審批手續過於繁瑣，建設和運行的代價昂貴”。

張敬仁建議，應當對大眾和相關的管理人員普及生物安全相關的科學知識，對高級生物安全設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有足夠的認識。在保障設施安全運行的基礎上，在我國一流大學建設一批具有國際一流水平的P3實驗室平台。

此外，張敬仁也指出，SARS結束後，我國逐漸停止了對該病毒及其相關疾病的系統研究，“目前我們仍然沒有針對這類病毒的有效藥物和疫苗，其中一個關鍵的失誤是沒有利用SARS病毒感染的現有信息來建立可靠的動物感染模型。”

“針對人類疾病的藥物與疫苗首先需要在動物模型上得到初步驗證才能推廣到人，沒有有效的動物模型就沒有好藥和疫苗。只有我們平時對這類病原體細緻研究，了解其生物學特性，才能發現新的藥物和疫苗靶標。”張敬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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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推出這篇報道和文章我們先不解讀，我們先注意文中的這樣一段話：“重大傳染病病原體的研究需要生物安全三級（P3）和四級(P4)實驗室防護設施。SARS疫情後，我國先後建立了近30個P3實驗室和2個P4實驗室，其中P4實驗室分別設在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和哈爾濱獸醫研究所，P3實驗室主要集中在國家和地方疾控中心。”，這句話給我們簡單的說明了P3和P4實驗室的幾乎全部信息。

P3、P4就是指一個實驗室的生物安全防護等級，當然這個實驗室的研究一定是和生物相關，換句話說，這個實驗室研究的生物具有危險性，當然這種生物的危險性不是指一隻老虎，你做研究時它從籠子裡跑出來，傷害人，這種危險的生物一般就是指具有傳染性的細菌和病毒。也可以包括一些有害的微生物或者植物種源傳播物質（比如土壤 種子 活體植物等），當然攜帶傳染性病毒或者細菌動物植物或者動物（包括人）的屍體也可以算。這種防護等級同時也表明了實驗對象的危險程度，P4是最高級。

中國的兩家P4實驗室其中的一家就是大家熟知的武漢P4實驗室，它的全稱為“中國科學院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簡稱武漢P4實驗室。另一家在哈爾濱，也就是中國農業科學院哈爾濱獸醫研究所，全稱是“國家動物疫病防控高級別生物安全實驗室”，簡稱哈爾濱獸醫P4實驗室。從公開的資料，兩個實驗室分屬中國科學院主管和農業部下屬單位中國農業科學院主管，武漢P4主要是研究引起新發傳染病的傳染人類的病毒（包括傳染昆蟲、植物的病毒好像也研究），哈爾濱P4是研究傳染牲畜的病毒，比如2016年的豬瘟，正常的話應該是他們的研究對象。關於哈爾濱P4實驗室由於主題的原因，本系列不做挖掘，在這裡只是提示一句：這個實驗室有關院士叫陳化蘭（哈爾濱獸醫研究所唯一中科院院士）做了一個實驗，將H5N1禽流感病毒與H1N1人流感病毒進行了基因重組，研製了一種新的病毒。

好了，壓壓驚，我們還是回到正題。那麼P3 P4的安全等級的概念有了，也明白了主要研究的對象，那麼P3可以研究哪些病毒？P4可以研究哪些病毒？

這個表格中歸納了P3和P4實驗室可以研究的常見病毒見下表：

微小核糖核酸病毒

從上面的表格中可以看出，如果是研究SARS，MERS，2016豬瘟，新冠這些病毒，只需要P3實驗室就可以，沒有必要建立P4實驗室，那麼武漢P4實驗室到底是做什麼的。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來研究一下P3實驗室。在上面的報道中，這位清華大學醫學院副院長張敬仁給我們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等於是泄漏了核心機密：

“由於疾控中心功能與人才儲備的限制，這些設施對提升我國在新型傳染病的防控實力方面的貢獻微弱。我國的生物醫學基礎研究的高端人才主要集中在一流大學和科研院所，但是只有幾個P3實驗室設在大學和研究機構。”

這句話講了兩個意思1，這些實驗室集中在科研院所，主要是中科院系統，些設施對提升我國在新型傳染病的防控實力方面的貢獻微弱 2 生物醫學基礎研究的高端人才主要集中在一流大學和科研院所。

“此外，張敬仁也指出，SARS結束後，我國逐漸停止了對該病毒及其相關疾病的系統研究”，那麼石正麗和她的團隊研究並分離SARS新冠病毒是為了什麼？難道是個人行為，如果是個人行為，那麼多的研究經費和國家榮譽從哪裡來的？

“目前我們仍然沒有針對這類病毒的有效藥物和疫苗，其中一個關鍵的失誤是沒有利用SARS病毒感染的現有信息來建立可靠的動物感染模型。”這句話說的是關鍵的失誤是沒有利用SARS病毒感染的現有信息來建立可靠的動物感染模型，那麼2016年的豬瘟實驗是做什麼的，SARS期間採集那麼多SARS活體毒株是為了什麼。

下面這篇報道揭開了P4 P3實驗室的高度機密，中國政府的這些實驗室不是為了研究消滅病毒的，而是為了研製病毒的！

在中國科學院院長白春禮的這篇振奮振奮人心的報道中我們得知P3實驗室共有81家，P4實驗室2家，中國科學院是國家生物安全和衛生領域的一隻重要研究力量，2003年SARS疫情發生後，中科院將生物安全相關的學科領域作為重點發展方向，充分發揮多學科交叉優勢，系統布局了生物安全基礎和應用基礎研究領域的研究體系，建立以P4實驗室為核心的生物安全研究網絡，成立“生物安全大科學中心”，培育了一支“多兵種協同” “大兵團作戰”的生物安全科技攻關力量。

再看一篇報道：

一個詭異的事情發生了，在第一篇報道中，P3實驗室的數量是SARS疫情後，我國先後建立了近30個P3實驗室，在第二篇報道中通過科技部建設審查的P3實驗室有81家，在第三篇報道中 共有43個P3實驗室，那麼到底具有多少家P3實驗室？

我們先來看看2003年SARS時已經建成的並參與SARS研究的P3實驗室：

1 上海市疾病防控中心

2 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

3 武漢大學（注意高校唯一）

4 中科院昆明分院（昆明動物研究所） 租用並改造實驗室

5 中科院上海藥物所 同1 上海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6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租用 上海一家民營企業

有沒有驚出一身冷汗，所有的SARS期間擁有P3實驗室進行研究的都是在上一篇文章中所列的參與基因武器研製的團隊。

同時，一個關鍵性的人物，被譽為中國病毒之父的田波，武漢大學教授，中科院院士，出現在報道中。隨着田波的出現，舒紅兵和郭德銀、高福等人將浮出水面，2003年另一個關鍵人物饒子和兼任中科院生物物理所所長。這一切是巧合嗎？絕對不是巧合。

這時候的石正麗在哪裡？1990年7月畢業於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獲碩士學位的石正麗在2000年5月獲法國蒙彼利埃第二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正在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工作，當然這個時候，輪不上她的出場。

在下面的一篇報道中，描述了SARS期間分離和研究SARS病毒的完整細節。報告人，路甬祥，時任中科院院長，也就是在當年陳竺，任中科院副院長，江綿恆任中科院副院長，江澤民時任國家主席，軍委主席，總書記。

注意 主席團的成員 李鐵映 徐匡迪 張玉台等顧問

為了更加明晰，我們摘錄上面的報道：

1、路院長向與會的主席團成員和李鐵映、徐匡迪、張玉台等顧問介紹了中科院為防治“非典”疫情傳播所作的部署和前一階段組織科研攻關的進展。

2、第一，按照中央和北京市的部署，中科院實行“早發現、早隔離、早報告、早治療”的“四早”措施，工作到位，目前在院機關正式職工中還沒有出現集群性的發病現象，僅有的幾例患者是下屬企業工廠或家屬。

3、第二，組織全院尤其是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究力量開展科研攻關，與疾病控制中心和高校合作，在尋找病毒來源方面進行了艱苦努力。

4、北京基因組研究所與軍事醫學科學院合作，完成了4組SARS病毒的基因測序，測序結果發現了變異行為，目前正在增加樣本，尋找病毒變異的規律。緊急開發了酶聯試劑盒和PCR抗原測試兩種病毒檢測方法，實現了早期判斷確診，很快就能批量供應。

5、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微生物所和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在加緊研製疫苗和有效藥物。上海有機所、藥物所和昆明動物所在對現有的數百種化合物藥物進行篩選的基礎上尋找抗病毒藥物。此外，一些旨在開發有效藥物的長期研究工作也已經啟動。

6、改造有關實驗室，啟動有關防治病毒的基礎性研究工作。病毒所原本只針對人類以外的病毒進行研究，面對SARS病毒對人類的危害，緊急改造建成P3實驗室，啟動P4實驗室改造計劃，引入活病毒進行實驗，為認識和防治SARS病毒做長期艱苦工作準備了條件。

7、昆明動物所和上海的研究機構與軍事醫學科學院一道，在解放軍總後勤部的支持下，組織建立高等動物研究中心，利用靈長目動物進行病毒學實驗。動物所自籌資金，在廣東進行查找病原體來源的研究。

A. 注意主要參與的單位 北京基因組研究所、軍事醫學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中科院微生物所，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上海有機研究所、上海藥物研究所、昆明動物所、解放軍總後勤部，這裡出現了兩個軍隊的單位軍事醫學科學院和解放軍總後勤部。

B. 武漢病毒研究所原本只針對人類以外的病毒進行研究，面對SARS病毒對人類的危害，緊急改造建成P3實驗室，啟動P4實驗室改造計劃，引入活病毒進行實驗，為認識和防治SARS病毒做長期艱苦工作準備了條件。就是說 武漢病毒研究所在SARS期間已經掌握了SARS病毒的活體病毒，並開始在緊急改造建成的P3實驗室中進行活病毒實驗研究。

C. 昆明動物所和上海的研究機構與軍事醫學科學院一道，在解放軍總後勤部的支持下，組織建立高等動物研究中心，利用靈長目動物（就是猴子）進行病毒學實驗。

整合這麼大的力量幾乎全員出動難道真的是為了消滅疫情，為了消滅冠狀病毒嗎？顯然不是。在這份報道中我們可以確認SARS冠狀病毒活體毒株在2003年就已經出現在武漢病毒研究所的P3實驗室中，而用作傳染人類病毒實驗的更高級別的動物實驗中心類似人的靈長類動物活體實驗中心已經準備完畢！並且是在解放軍總後勤部的支持下，是一個嚴格的保密單位和軍事禁區，因為這裡將來要進行生化武器的試驗測試。

與此同時，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赴武漢考察了武漢病毒研究所和田波教授領銜的在武漢大學生命科學院。下面是相關報道：

5月14日下午，正在武漢考察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在武漢大學生命科學院聽取武漢大學現代病毒研究中心、中科院武漢病毒所關於抗“非典”科研工作匯報時指出，科技人員要儘快研究出抗“非典”的科研成果。

李長春同志認真聽取了武漢大學現代病毒研究中心、中科院武漢病毒所專家關於抗“非典”病毒科研工作進展情況。他就目前研究成果應用於臨床、“非典”病毒會不會長期困擾人類？找到治療“非典”病毒感染的方法後，“非典”病毒會不會產生新變化？“非典”病毒感染來源及途徑等，與有關專家進行了探討。

中科院武漢病毒所副所長袁志明研究員向李長春等領導同志簡要匯報該所研究方向和重要成果、組成“非典”攻關專家組及所做工作進展情況、積極參加中科院及湖北省啟動“非典”應急項目、P3實驗室建設及P4實驗室籌建等情況。

中央政治局委員、湖北省委書記俞正聲，文化部長孫家正，中宣部副部長胡振民，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姜偉新，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柳斌杰，湖北省省長羅清泉，省委副書記鄧道坤，省委常委、省委秘書長孫志剛，省委常委、省宣傳部長張昌爾，副省長蔣超良等領導陪同李長春同志考察。

注意：蔣超良是武漢疫情爆發時的湖北省委書記。2003年俞正聲是省委書記。當然這個田波教授的地位和重要性就顯示出來了，因為他領銜的武漢大學現代病毒研究中心將來就會懸掛“國家病毒學重點實驗室”的招牌，也是武漢大學病毒研究團隊和武漢病毒研究所團隊的真實面具。在這塊招牌下，郭德銀、舒紅兵、王延軼都會陸續出現。一個被刻意掩藏的真相已經露出端倪。

讓我們看看武漢病毒研究所P3實驗室在2013所擁有的設備清單以及部分設備吧，這個時候，王延軼已經出現在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名單上。（隱去隱私信息）

下面列出集中管理的主要儀器：

1、200KV透射（冷凍）電子顯微鏡 (FEI Tecani G20 TWIN)

2、100KV透射電子顯微鏡 (日立 H-7000FA)

3、場發射掃描電子顯微鏡 (日立 SU8010)

4、活細胞雙碟片激光共聚焦顯微鏡 （PE ULTRAVIEW Vox）

5、超高分辨率熒光顯微鏡 (GE API OMX V4)

5、冷凍超薄切片機 (萊卡 EM FC7 UC7)

6、分選流式細胞儀 (BD FACSAria III)

7、分析流式細胞儀 (貝克曼 EPICS XL 4CLR)

8、小動物活體成像儀 (CRI maestro)

9、生物分子相互作用儀 (ForteBio Octet RED)

10、冷凍樣品製備系統 (FEI Vitrobot Mark IV)

11、超薄切片機 (LKB super nova)

12、超高速冷凍離心機 (貝克曼 XL－100K)

13、超高速冷凍離心機 (貝克曼 OPTIMA L-100 XP)

14、分析型超高速冷凍離心機 (貝克曼 Protemelzb XL- A )

這些儀器都是做什麼用的？擁有這些設備能不能製作出新冠病毒來，還是請我們的神秘科學家來解讀吧：

這些設備中，1-3都屬於電子顯微鏡。病毒因爲太小，在普通顯微鏡下無法被觀察到，必須要用電子顯微鏡才能看到精確結構。而冷凍電子顯微鏡還可以用來做蛋白質大分子精確的結構解析。

4-5. 屬於熒光顯微鏡。熒光顯微鏡是分子生物學中常用的技術。比如你要觀察一個病毒有沒有進入細胞，只要用熒光標記病毒，在熒光顯微鏡下觀察細胞裏的熒光信號就可以了。

6-7. 是流式細胞儀。這是生物學中細胞分選所用的儀器，可以根據細胞內的熒光信號分離細胞。比如，你用一個帶有熒光的病毒去感染細胞，你現在想把所有被病毒感染的細胞分離出來，就是用流式細胞儀。

8. 小動物成像儀。顧名思義，可以在活體動物中實時成像，包括熒光信號等。

9. 生物分子相互作用儀 這是用來檢測分子尤其是蛋白質之間相互作用的強弱的。比如體外純化的冠狀病毒S蛋白和細胞表面受體的結合力強弱就可以用這個儀器來研究。

10-11. 冷凍樣品製備系統和超薄切片機 電子顯微鏡必須要有特殊製作的樣品。這且都是爲了製作可以在電子顯微鏡下被觀察的樣品而准備的

12-14. 超高速冷凍離心機 離心的目的就是按照分子的大小把細胞中的各種分子分開。

這幾個儀器可以用來分離病毒，各種細胞內的細胞器，以及蛋白沉澱等。

結論：雖然這些儀器在普通的生物學實驗室也會被用到 但是武漢病毒所的儀器可以説是非常豪華，而這些儀器可以滿足各種病毒的分離 製造，研究的需要。

P3實驗室的防控級別用專業的詞語很難理解，我們採用一篇報道中科研人員在P3實驗室中的狀態就知道SARS病毒的危險性了。通過這種描述也會間接體會建設P4實驗室的難度和投資之巨大。

在抗擊“非典”的戰役中，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立下了汗馬功勞。該所與軍事醫學科學院合作，經過36個小時奮戰，完成了4株冠狀病毒基因組測序，並在短短4天之內研製出可快速檢測“非典”的酶聯免疫試劑盒。4月20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專門視察該所，對其科研人員及科研成果進行了高度評價與讚揚。

前幾天隨所里楊煥明教授去溫州贈送“非典”檢測試劑盒時，免疫監測試驗室副主任文潔曾讓當地記者吃了一驚：捋起她的衣袖，就能夠清晰地看到她手臂上留下的一個個針孔。文潔說，在做血清對比實驗時，有時來不及取正常人的血樣，他們實驗人員常常就從自己身上取。

與醫護人員一樣，科研人員進入無菌實驗室，也都要穿上又厚又悶的防護服，沒多久就會被汗水浸濕。但因為要直接面對“非典”病人的血樣、尿樣、糞便、痰液甚至是提純的SARS病毒，具有一定的危險性，這樣的防護工作必不可少。文潔說，比起他們所里抽調進P3實驗室的同事來說，這些困難算不得什麼。在那裡，整個都是在密閉、負壓的狀態下進行工作的，一般需要在裡面工作十幾個小時，甚至幾十個小時，連喝水和去洗手間都屬於奢望。

另一位孩子只有2歲的同事楊玲，遠赴內蒙古疫區採集病毒樣本都沒吭一聲，可望着辦公室牆上貼着的孩子照片，卻時常忍不住抹眼淚。因為是突然接到任務，不少人連回家取件換洗衣服的時間都沒有，只好託付後勤人員上街隨便買一件來穿。

這段報道描述了北京基因研究所的科研人員在P3實驗室里研究病毒及現場採集活體病毒的經歷，也知道了科研人員在P3實驗室里工作的艱辛。同時也了解了一些病毒採集的常識。據DT挖掘資料，北京基因研究所的大部分病毒後來移至武漢病毒研究所，併入病原微生物資源與信息平台。

到這裡，另一個主要人物石正麗應該出場了：

2003年7月，武漢病毒所SARS期間堅持開展學術活動，分子病毒研究室副主任、水生動物病毒分子生物學學科組組長石正麗研究員介紹了正在開展的研究項目——羅氏沼蝦肌肉白濁病病毒研究。

2003年8月非典之後，武漢病毒所研究員石正麗啟程前往北京，作為代表參加全國第九屆婦女代表大會。

當年的石正麗研究員，39歲，法國蒙彼利埃(Montpellier)第二大學博士畢業。任武漢病毒研究所病毒室副主任，中荷法“無脊椎動物病毒學聯合開放實驗室”主任。主要研究對國民經濟有重大影響的水生動物病毒病原，包括病毒病原的鑑定、病毒的超微結構與感染機理、病毒基因組的結構與功能、研究與開發適合病毒早期檢測的試劑盒，主持多項包括國家“863”、中科院方向性項目課題、院生物技術特別支持項目。

以下注意：

2004年3月2日在武漢病毒所與法國生物梅里埃公司達成合作意向的會談中，袁志明、陳新文、陳則、石正麗等研究員與法國梅里埃公司來賓進行了座談和交流。

2004年4月，石正麗研究員主持的“對蝦病害複合核酸探針和複合免疫檢測技術研究”圓滿完成研究任務，順利通過驗收，並獲得滾動資助。

2004年6月，2004年中國科學院新生病毒性疾病控制學術討論會在武漢病毒所召開，會議參加人員：康 樂（中科院生物局局長）, 李和風（中科院領導） 委員：韓華，段子淵，吳 駿，趙汐潮，袁志明，陳 則，王漢中，石正麗，李天憲 秘書長：鄧 菲 秘書組：朱必春，梁莉，王華林，梁昌鏞

2005年7月7日，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陳竺到武漢病毒研究所視察，陳竺聽取了該所所長胡志紅的二期創新工作匯報，及該所研究員石正麗的“蝙蝠是否是SARS病毒的自然宿主”的研究進展報告。

2005年9月29日《科學》雜誌發表中科院SARS研究成果：以中國科學院科學家為主進行的聯合研究調查結果表明，蝙蝠攜帶有類SARS病毒。

從2004年3月開始，聯合研究小組在廣西、廣東、湖北和天津四個地區採集3個科6個屬9個種共408隻蝙蝠的血清、咽拭子和肛拭子樣本。

在武漢的病毒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和澳大利亞Geelong的動物健康研究室(AAHL)同時對這些樣本進行了SARS病毒抗體和基因的檢測，結果在菊頭蝠屬的4個種里發現SARS病毒抗體和基因，其中大耳菊頭蝠顯示70%以上的抗體陽性率。基因序列分析表明，蝙蝠類SARS病毒與人SARS病毒基因組序列同源性達92%。但是二者之間的差異對於蝙蝠類SARS病毒是否能夠跨物種傳播起關鍵作用，也就是說，目前科學家在蝙蝠體內檢測到的類SARS病毒還不會直接感染人類。

9月27日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報(PNAS)上也發表了香港科學家類似的研究結果。

該項研究成果獲得了國家科技部和歐盟等項目的資助。參加研究的單位有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中國科學院動物研究所、澳大利亞科工委組織(CSIRO)的動物健康研究室(AAHL)、澳大利亞昆士蘭主要工業和漁業部、美國保護醫學中心和中國科學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

好了，該給石正麗更高的榮譽了。之所以選擇石正麗是因為她一直是我黨培養的立場堅定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德才兼備的女科學家。正是她，才能堅定地尋找蝙蝠身上的病毒的艱巨任務！那麼我不僅要問，為什麼那麼篤定地確認SARS病毒就是在雲南大山深處的蝙蝠身上？而又是為什麼同時國際縱隊中的澳大利亞、香港的科學家都驗證這一發現！戲演的過於完美就顯得不真實了。

結論：當終南山等的果子狸來源說不能掩蓋他們試驗病毒採樣活體病毒標本進而製造病毒的事實的時候，找到了一個新的背鍋者，蝙蝠，並且為將來的病毒起源說做好準備，SARS病毒到底是在一隻野生的蝙蝠身上找到的，還是石正麗在給蝙蝠注入了SARS病毒後再找到的，這其中的奧妙只有石正麗知道。看看石正麗和學生們抓蝙蝠的照片吧，裡面暗藏着玄機！

於是，2005年9月，從事病毒研製的幾乎所有關鍵科學家都浮出水面：武漢病毒所的石正麗、澳大利亞的王林發，香港的袁國勇。這些頂級的病毒學家。還有一位動物所的科學家動物研究所張樹義研究員，當然他應該是研究蝙蝠的，或許知道哪裡去抓攜帶冠狀病毒的蝙蝠，當然，他應該是個打醬油的，或許不是。

基於石正麗同志的傑出貢獻，她榮獲2006年度“中國科學院先進工作者”稱號，入選湖北省新世紀高層次人才工程。

好了，武漢病毒實驗室里的SARS病毒毒株終於找到了母親，只是一切都是剛剛開始，巧合的是在將近15年後，另一枚冠狀病毒也會找到同樣的母親—蝙蝠，為它找到母親的人還是這批人。

那麼為什麼要在武漢病毒所建立一個新的P4實驗室，可以結論了：

現有的實驗條件完全可以製造新型冠狀病毒這類生物基因武器。

P4實驗室是為了這種病毒武器實驗研製成功後交付給P4實驗室地下部分的軍方，批量地生產病毒武器，同時可以研製更高級別的病毒，如以埃博拉病毒為基礎的病毒。

根據森垃普爾官網：

截至目前，國內在建的P4實驗室共有3個，分別在軍事醫學科學院、哈爾濱獸醫研究所以及中科院武漢病毒所。

這篇報道發布消息的時間是2014年，已經確定的是已經建成的兩個P4，也就是武漢P4和哈爾濱P4，那麼軍事醫學研究院的P4呢，也就是那個同樣參與了SARS病毒毒株採集的軍事單位，這個單位有一個著名的人物那就是陳薇少將，她將會在2020年出現在P4實驗室的舞台上。

我們查詢不到軍事醫學科學院P4實驗室建立完成的確定消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2014年—2016年那場著名的豬瘟發生時，還沒有建成，不過不需要建了，因為武漢的P4就要建成了，武漢P4地下那些神秘的設施就要啟動了。

我們先來看看軍事醫學研究院的維基百科說了些什麼：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位於北京市海淀區太平路27號，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的研究院之一，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最高軍事醫學研究機構。

軍事醫學科學院原來隸屬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2016年，在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中，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被撤銷，成立中央軍事委員會後勤保障部，軍事醫學科學院改隸中央軍事委員會後勤保障部[6]。仍為正軍級。

軍事醫學科學院承擔軍事醫學、基礎醫學、生物技術、衛生裝備、藥物研究等任務，負責軍事鬥爭、反恐防恐、重大疾病防控的衛生勤務任務。

2017年改革前，原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下設：

衛生勤務與醫學情報研究所

放射與輻射醫學研究所

基礎醫學研究所

衛生學環境醫學研究所

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毒物藥物研究所

衛生裝備研究所

生物工程等研究所

野戰輸血研究所

疾病預防控制所

軍事獸醫研究所

解放軍第三〇七醫院

解放軍醫學圖書館

實驗儀器廠

實驗動物中心

研究生隊

眼科診療中心

耳鼻喉科診療中心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這個神秘組織自2003年SARS以來和冠狀病毒的關係：

1、中科院等捐贈３０萬人份非典檢測試劑盒 發布時間：2003-05-12

中國科學院與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向全國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揮部捐贈了30萬人份的SARS病毒酶聯免疫檢測試劑盒(ELISA)，這些試劑盒將被送至防治非典一線，為非典診斷提供準確、快速、便捷的工具。

SARS病毒酶聯免疫檢測試劑盒是在中國軍事醫學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所與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全力協作下共同研製，由北京華大GBI診斷試劑公司生產的。軍事醫學科學院的科學家們在3月下旬完成SARS病毒的分離和確定後，中國科學院於4月16日完成對SARS病毒的全基因組測序和分析，又於4月19日研製成功“SARS病毒酶聯免疫檢測(ELISA)試劑盒”，並由北京華大GBI診斷試劑公司建立質控制度，夜以繼日投入批量生產。至4月30日，已生產了可用於30萬人份檢測的試劑盒，並通過了嚴格的質量檢查。

在中央與全國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揮部的支持下，各有關部門本着“積極慎重”的態度，多次組織有關專家對這一試劑盒的質量及試用效果進行了全面審查。4月27日，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頒發了藥品註冊批件(國藥試字2003004)；4月29日，北京市衛生局與中國科學院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局又再次組織來自基礎免疫、臨床免疫、醫學統計、臨床診斷等方面的專家同參與研製的中國科學院、軍事醫學科學院的代表一起，從基礎和臨床兩方面，共同就檢測數據結果進行了充分討論，最後對其臨床意義達成一致意見，確認發病10天左右的非典患者的確診率為96%。

在這篇文章里，確認了軍事醫學科學院的科學家們在2003年3月下旬完成SARS病毒的分離和確定。

2【人民網】2萬餘頭豬因蝙蝠暴亡 科學家解碼致命豬病毒的起源

人民網武漢4月5日電 4月5日在線發表的《自然》雜誌刊登了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等單位的一項研究成果，科研人員發現了2016~2017年在中國造成24000多頭豬死亡的致命疾病是一種起源於蝙蝠的新型冠狀病毒。該研究強調了積極監控蝙蝠及其他野生動物中的病毒性感染，對獸醫衛生、公共衛生和全球經濟的價值。

2016年10月底，廣東清遠一種豬場暴發仔豬致死性疾病，發病仔豬表現為嚴重急性腹瀉、嘔吐、體重迅速下降，5日齡以下的仔豬死亡率高達90%。其他三個豬場隨後也出現了疫情。截至2017年5月，共造成24693頭仔豬死亡。

根據臨床症狀，中科院武漢病毒所聯合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華南農業大學、新加坡杜克-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新發傳染病研究所和美國生態聯盟的科研人員，對病豬樣本進行了豬流行性腹瀉病毒、傳染性胃腸炎病毒等已知豬腹瀉相關病毒的檢測。

科研人員介紹，然而在疾病暴發高峰期，所有病毒檢測結果均為陰性，表明該疾病是一種新發疾病。隨後，對腸道樣本的高通量測序結果、病毒分離和感染實驗證實，該疾病的病原是一種冠狀病毒，將其命名為豬急性腹瀉綜合徵冠狀病毒，簡稱SADS冠狀病毒。

研究團隊對2013-2016年期間在廣東採集的591份蝙蝠樣品進行了SADS冠狀病毒特異性檢測，共有58份結果為陽性，陽性樣品基本來自菊頭蝠。其中一株在發生疫情豬場附近的蝙蝠洞穴中發現的冠狀病毒與SADS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一致性高達98.48%。

結果進一步表明，引起這次仔豬腹瀉疫情的SADS冠狀病毒來源於蝙蝠HKU2相關冠狀病毒的跨種傳播。“根據對和病豬有密切接觸的豬場工作人員的血清學調查結果，尚無證據顯示SADS冠狀病毒可進一步跨種感染人。”

值得注意的是，SADS和2002-2003年暴發的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具有諸多相似之處：兩者均發生於廣東，都由新發冠狀病毒引起，源頭都是菊頭蝠。

“蝙蝠是多種冠狀病毒的自然儲存宿主。”科研人員介紹，SADS冠狀病毒的發現與溯源研究證實蝙蝠攜帶的某些冠狀病毒可跨種傳播至家畜並造成嚴重疾病。針對蝙蝠持續開展冠狀病毒的監測，發現、鑑定對人畜健康構成潛在威脅的蝙蝠冠狀病毒，對於防控新發傳染病、保障畜牧業生產安全具有重要意義。（周雯 陳逗逗 王以豪）

我們認真地解讀一下這份報道

1、豬瘟的爆發是在2016年10月底開始，地點是廣東清遠（一個偏遠的山區）是一種豬場暴發仔豬致死性疾病，發病仔豬表現為嚴重急性腹瀉、嘔吐、體重迅速下降，5日齡以下的仔豬死亡率高達90%。其他三個豬場隨後也出現了疫情。截至2017年5月，共造成24693頭仔豬死亡。也就是說疫情爆發時間是2016年10月-2017年5月。

2、在疾病暴發高峰期，所有病毒檢測結果均為陰性，表明該疾病是一種新發疾病。隨後，對腸道樣本的高通量測序結果、病毒分離和感染實驗證實，該疾病的病原是一種冠狀病毒，將其命名為豬急性腹瀉綜合徵冠狀病毒，簡稱SADS冠狀病毒。這句話的意思是疫情爆發時現場檢測不知道是冠狀病毒引起，隨後對樣本進行檢測，發現是一種冠狀病毒，命名為SADS。

3、研究團隊對2013-2016年期間在廣東採集的591份蝙蝠樣品進行了SADS冠狀病毒特異性檢測，共有58份結果為陽性，陽性樣品基本來自菊頭蝠。其中一株在發生疫情豬場附近的蝙蝠洞穴中發現的冠狀病毒與SADS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一致性高達98.48%。注意這句話2013-2016年也就是在豬瘟爆發之前已經在廣東採集蝙蝠樣本（估計是石正麗的抓蝙蝠小組），而且巧合的是疫情附近的蝙蝠洞穴中有蝙蝠具有相關的冠狀病毒。

好了，不用解讀了，凡是有點理智的人都會清楚，這是赤裸裸的謊言。讓我們做個總結吧：

1、2003年3月下旬，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的科學家們在已經完成了SARS病毒的分離和確定。武漢病毒所和武漢大學的P3實驗室同時也拿到了分離SARS病毒的毒株。

2、自2004年初起，石正麗接到組織的政治任務，開始帶領學生按照設計的地點抓蝙蝠採集蝙蝠樣本，實際上是將冠狀病毒感染蝙蝠，以此造成病毒來源於蝙蝠的假象。

3、2005年7月7日石正麗基本完成組織交付的艱巨任務，得到陳竺的確認。

4、2005年9月29日《科學》雜誌發表中科院SARS研究成果，向全世界宣布SARS冠狀病毒來源於蝙蝠。

5、2013年冠狀病毒武器已經接近完成，石正麗團隊再次接到組織任務，這次任務不同的是要到指定的地點（試驗場所已經選好）去抓蝙蝠並採集足夠的蝙蝠樣本。

6、2016年10月-2017年5月在廣東清遠進行病毒在豬身上的傳播傳染試驗，獲得相關的數據和樣本。

7、而掩蓋真相的蝙蝠樣本已經準備好，於是交與和2003年SARS時期澳洲、香港、武漢病毒所的檢測團隊，同樣的一群人做出結論，同樣來自蝙蝠的病毒造成了這次豬瘟。

這個結論不是陰謀論，是無可辯駁的真相！

而早在2005年的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和武漢大學的P3實驗室里，一切已經開始。

請聽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