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人间舞台》之二《亮相》

  东西南北中  风声和雨声      道是山前必有路  眼下尽是害人坑

人前都是人  背后现鬼样      不吃夜草马不肥  不卖良心财不旺

第五章： 把世上的活物吃绝了

幸好建勋及时赶回来，家里的母亲和二舅吵起来了。二舅说起跟张大妈借钱的事，张大妈说她没钱。二舅也是个莽撞脾气，连想也没想就说：“你怎么没钱，你一家伙就来了一万美金。别以为我不知道，一万美金合多少钱？合八万多呢！你还说你没钱？”

张大妈一听这话，更生气了：“呦嗬！你倒消息灵通！我的钱是白来的吗？啊？大妞他爹走的时候，我哭了多少场？当时谁管我呀？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孤儿寡母的多可怜！你那时候在哪儿哪？你管过我吗？哦，我的眼泪淌成了河，换来这点儿卖命钱，你倒先眼红了，你凭什么眼红？我的钱，我愿意借我就借，我不愿意借，你还杀了我不成？”

“你瞧瞧你，管你借点儿钱，你就说要杀你，怎么惯老西儿一个样儿了，舍命不舍财。”

“你还少跟我这儿废话，我就是舍命不舍财。谁知道你儿子是不是真的叫人家抓起来了，没准儿是你编瞎话，骗我的钱来了。”

二舅也急了：“我惯你说，愿意借就借，不愿意借拉倒，少他妈的说废话！”

建勋回来的时候，老姐儿俩正吵得凶呢。耿大妈立在门口偷听，一见张大妈的大儿子回来了，赶紧小声对建勋说：“你快进去吧，待会儿俩人就打起来啦。”

建勋有时候挺讨厌耿大妈的，人家姐儿俩说话，你在外头偷听什么呀？但是，自己和翠萍每天上班，母亲有耿大妈关照，毕竟省心多了。尤其是眼下母亲崴了脚脖子，陈大妈和耿大妈跑前跑后，帮了不少忙。到底是几十年的老邻居，就是有感情，这个关系不能断，不为别的，母亲在家先不闷得慌。想到这里，建勋先跟耿大妈客气了一下，然后掏出钥匙打开了母亲的门。看耿大妈那意思想进来，建勋笑了一下就让耿大妈进来了。

张大妈和二舅一看建勋回来了，而且身后还跟着耿大妈，俩人都不说话了。

张建勋打开自己随身带的提包，给母亲拿出一个塑料袋，里边装的是天津的特产耳朵眼炸糕，这是张大妈最爱吃的，然后给二舅看另外一个纸盒子，里边是十八街的大麻花。

张大妈说：“早先我爱吃这甜东西，现在不怎么爱吃了。”让耿大妈吃，耿大妈也不吃。

二舅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麻花，当下乐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屋里顿时也不那么火药味呛人了。二舅说：“你二妗子如今牙口不好了，这东西她一口也嚼不动啦。”

张大妈瞥了耿大妈一眼，意思是就知道想着他老婆，耿大妈会心地笑了。张大妈问官司打得怎么样，建勋说眼下还不知道，得过些日子才会有结果。

正说着话有人按门铃，建勋开门一看是三妞，原来建勋去天津以后，三妞听翠萍说母亲崴了脚脖子，就赶紧过来了，刚才是出去买菜去了。耿大妈问三妞做什么饭，三妞说包饺子，还说让耿大妈帮忙，耿大妈爽快地答应了。

建勋陪二舅刚说了几句话，樊菊花又来了，只见她怀里抱着一只白毛小狗，进门先扯着嗓门儿问了一声：“张大妈，今儿怎么样啊？好点儿不？”

张大妈说：“好多啦，不疼了。”

樊菊花非常得意地说：“还是我说的对吧？我一看就是骨折，再没一点儿错的。您要是在家里瞎按瞎揉，非得折腾坏了不可。”

耿大妈说：“当然是你圣明了。从哪儿抱了个小狗呀？”

樊菊花说：“五单元一楼李大妈，他们家的狗下了六只，给我留了一只。”

耿大妈说：“这下你可有事儿干了，养这玩意儿麻烦着呢，见天洗澡，又是吃又是拉的，弄得屋里挺味儿，白给我都不要。”

樊菊花说：“您以为我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呀？得了吧您。知道吗？这他妈小玩意儿，我花了六百块钱呢！白给？谁白给呀？净想好事儿。”

耿大妈说：“你可真是闲的！”

樊菊花说：“那当然了。我现在是，身体复原了，外债全还了，老人死完了，孩子挣钱了，我什么负担都没有了。翻句话说，都这岁数了我还不享受享受，要不死了太冤啦。”

张大妈说：“你真是吃多了撑的，六百块钱买它？钱多了烧的你！”

樊菊花说：“这您就不知道了，我还指望它给我挣钱呢。您知道这是什么狗吗？”见一屋子人都摇头，她接着说：“这是英国品种，说是叫什么英卡，全名我还叫不上来。因为是街坊，人家跟我要了六百，这狗要是在狗市上，翻句话说，起码得一千多。这是只母的，养二年就能下小的，一年两窝，一窝最少四只，一般是六只。翻句话说，往后甭看我在家里待着，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大力气不出，粗气儿不喘，怎么一年我也闹它四五千块钱，不信您走着瞧。”

耿大妈点着头说：“这玩意儿要是能卖钱，倒是也可以。可是，人家现在不是不叫随便养狗吗？说是养一只狗，一年得上好几千块钱的狗头税呢。过去老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现在共产党的税也不少了。”

樊菊花说：“我倒没听说过狗头税这个名，但是必须上税是真的。您说这叫什么事儿？养一只小狗，就叫人家上好几千块钱的税。翻句话说，你干脆不叫人家养不就结了吗？这不就是拿钱来控制咱们穷人吗？翻句话说，你干脆就说穷人不许养狗不就完了吗？我才不给他上呢，咱们院子里养狗的人都不上税。您是不知道，咱们中国好些事儿不说理，人家外国谁养都行，想养多少养多少，爱养大的养大的，爱养小的养小的……”

耿大妈当即打断了她：“你快拉倒吧，你们到是痛快了，晚们这不喜欢狗的人呢？人家过去女的不许养大狗，说是有伤风化。现在，这人们也不是都怎么了，男的养狗，女的也养狗，女的还养大狗。十一单元一个女的，养了一条大板凳公狗，那么粗，那么长，呼哧呼哧的，老在那女的身上蹭，在她屁股上闻，还在她大腿上吧唧吧唧舔。你说多讨厌哪！也不嫌丢人！您再瞧瞧咱这院子，见天早晨起来，大狗小狗一群狗。一到春秋两季就乱配，当着人就连住了，老爷们儿叫喊，老娘们儿看，真腻歪人哪！那天，你说我这个生气劲儿的。我在屋里听见一个老娘们儿在窗户外头喊，小兰小兰，我档着是叫我呢，心说这是谁呀？怎么还知道我的小名呀？我以为是老家来人了，就赶紧跑出去了，结果人家是叫狗哪！你说气人不气人？这缺德玩意儿，给狗取人名。”

建勋说：“这不希奇，现在给狗取名都是取人名。有个画家，他给他养的狗取名还有姓，也不是姓刘也不是姓张，我一时给忘了，说起来也是够缺德的。”

三妞说：“那没准儿是跟什么人有仇，又惹不起人家，为了出气呗。”

耿大妈点头说兴许是。

樊菊花问建勋：“建勋，你们家里有毛衣针吗？我给我们大宝织两件小毛衣。”

张大妈奇怪地问：“你们大宝？谁是你们大宝呀？”

樊菊花拍了拍怀里的小白狗，大伙儿才明白她说的是狗。樊菊花说：“我还有不少零碎毛线呢，回头找个样子，给我们大宝织两身好毛衣。我这回不管是给狗做窝，还是给狗织毛衣，一切都是以狗为本，狗性化的理念，狗性化的设计，既超前又现代，一定在咱们院子里，领导时尚新潮流。”

三妞问：“你知道什么叫时尚？”

樊菊花说：“那还不简单，短袖套在长袖外边，秋裤外边套裤衩，有什么新鲜的！”

建勋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看不出来，你什么都懂，还会好些新名词。”

樊菊花说：“咳，我这也是跟那些干部们学的。这些年的干部，跟文革时候不一样了，那时候都是背毛主席语录，拿语录压人。现在的干部是不干实事，净说空话，时兴什么说什么，我最讨厌的就是他们这个做派。哎，建勋，你可别多心呀，我不是说你。”

建勋笑了笑没搭话。

半天没吭声的二舅忽然发了言：“嘿，你算是说着了。这些年的干部，什么都不干，就练一张嘴，练得他们又能吃又能说。你要听他们说，他能把世上的好话说尽了，能把死人说活了，么好听说么，可就是说人话不办人事！他们要是吃起来，能把世上能吃的东西想尽了，能把世上的活物都吃绝了！俺们镇上有个镇长，你猜猜人家爱吃么？”二舅看了一眼大伙儿，接着说：“吃蝎子吃蚂蚁不算新鲜，吃牛鞭吃驴鞭是家常便饭。你们就猜不着人家爱吃么？人家爱吃狐狸蛋！俺们那儿挨着白洋淀，这二年淀里没大鱼净是小鱼，俺们那一湾儿有不少养狐狸的。养狐狸图的就是皮，这个皮必须是大雪这个节气的，所以人家只能在这个节气杀狐狸。他一年到头要吃狐狸蛋，他还不吃冷冻的，非得吃新鲜的，所以他就光想杀人家的狐狸。他不吃种狐狸的蛋，嫌那个没营养，他要吃当年长成、没有交配过的。没事儿他就开着个车，四限里跑，只要他往谁家养殖场门口一站，谁家的狐狸准得完蛋。自打他来到俺们镇上当镇长，不到二年，养狐狸的都关张了。你们说，这叫么事呀？”

耿大妈听了叹了口气，说：“晚们老头子头些日子回了一趟老家，回来跟我说，县里来了个新县长。他来了以后，把他老婆安排到财政局，把他妹夫安排到银行，把他小舅子安排到城关当一把手，把他小姨子安排到中学当校长，把他大小子安排到公安局，把他闺女安排到税务局，反正要害部门都是他们家的人。你们说说，这叫什么世道？”

三妞说：“馅调好了，包饺子吧。”

樊菊花赶紧说：“我们大宝要撒尿了。”说完抱着狗走了。

张大妈冲着她的后影说：“你甭跑，你想包我还不叫你包呢，嫌你手上有味儿。”

大伙儿齐忙动手，一会儿饺子就包完了。叫耿大妈一块儿吃，耿大妈不吃，抬起屁股就回家了。饺子煮熟了端上桌子，大伙儿都坐下吃。二舅从头吃到尾，建勋虽然年轻也没他吃的多，二舅一个人吃了上尖的一盆，撂下筷子，“咯咯”打了两个饱嗝，然后“噔噔”放了俩响屁，这回总算是吃饱了。

三妞一个劲儿笑，张大妈瞪了二舅一眼，说：“瞧瞧，又打嗝又放屁，肠子肚子一点儿缝都没有了，倒是不糟践地方。”

幸亏没有外甥媳妇和外甥女婿，二舅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三妞给他盛了一碗饺子汤，二舅让她放在一旁，然后擦了一把嘴，清了一下嗓子。

建勋知道他打算明天走，也知道他要说什么，就赶紧按住了二舅的手，说：“二舅，您多少年也没来一回北京，老姐儿俩好些年没见面儿了，我又跑了一趟天津，您甭着急走，再多住几天，我陪您到处走走，玩玩看看，北京这些年变化可大了。”

二舅说：“不看啦，哪儿都不看啦，看么都没用，他盖多好也顶不了我的事，你说是不是？他楼房盖的再高，也没有我一间；马路修的再宽，没有小轿车我也不走；那花园修的再好看，顶不了吃也当不了穿；那路灯再亮，俺们老两口儿也得见天摸黑，咱使不起那个电钱呀！我越看不是心里越腻歪？再说，我在这儿吃香的喝辣的，你二妗子不定多着急呢！你俩表弟还叫人家圈着呢，我老不回去，人家不定怎么拾掇他们哪！可是我攥着俩空拳头回去，不是也放不了他们吗？我是说呀……”

建勋说：“我知道，我知道。”说着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千块钱来，然后走到母亲跟前小声问母亲：“妈，您说……”这话没法儿往下说，尤其当着二舅的面，建勋看了一眼三妞。

三妞晚上睡觉时，听母亲跟她念叨过这事情，一看这情形就明白了，赶紧立起身来对二舅说：“二舅，我陪您上外头遛个弯儿去。”二舅当然会意，俩人就出去了。

张大妈等他们把门碰上之后问建勋：“你说这事儿怎么办？不来便罢，来了就有事儿。”

建勋问母亲跟别人说了吗？张大妈说翠萍给大伙儿都打了电话，除了四妞送来一千块钱，三妞空着手过来了，其余谁都没露面。建勋也感到这事情不好办，可是不拿出一部分钱来，二舅肯定打发不了。自己一个人出，负担虽然不是太重，但是没有这个道理，而且媳妇翠萍也不干。让别人都出点儿，明显有人不乐意，到现在谁都不露面儿，这不就是人家的态度吗？这可怎么办？看这样子，不给他凑五千块钱，这个坎儿是过不去。自己出两千不多也不少。四妞这回真不赖，从来没去过姥姥家，吧唧一下出一千，这还得说人家吴师蒙这人不错。可是这才三千呀，就算给他凑五千，那两千让谁出呢？建勋不敢打母亲的帐，母亲就是一分钱不出也说得过去，因为母亲没有退休金，母亲是为了七个儿女才没有工作的。

想来想去，可气的是二姐，你不应该不出钱呀！那些年你在部队当兵，因为驻地离姥姥家近，二舅经常去部队看你，虽然没给你带什么值钱的好东西，但是，这一份情你不应该忘了呀？最不应该的是，怎么连看都不看一眼呢？准那么忙吗？兄弟姐妹之间，要说富是你最富，要说有钱是你最有钱。这年头儿，谁不知道大夫最有钱呀？你准拿不出两千块钱吗？可是到现在，她死活就是不露面儿。怎么办？对，给她打电话。想到这里，建勋马上拨通了二妞家里的电话，碰巧是二妞接的。建勋说：“二姐，二舅要走了，你还不过来。”

二妞冷冷地说：“我连着三个手术，才睡了俩钟头，困着呢，去不了。”

建勋压着火说：“那你过不来，你也知道二舅这回干什么来了，你打算出多少钱？”

二妞好半天不说话，建勋又问了一遍，二妞才说：“别人出多少？”

建勋说：“你甭管别人，你就说你打算出多少？”

二妞明白了，哼了一声说：“我眼下没钱。”

一听这话建勋生气了，马上给了她一句：“你说你没钱，谁信！”

二妞说：“我有钱是我的，我出不出谁也管不着！”说完“呱唧”一下把电话挂上了，气得建勋脸色都白了，嘴唇直哆嗦，握住电话筒，半晌说不上话来。

张大妈赶紧说：“儿子儿子，别生气，甭搭理她！妈我这儿有，我出两千吧。”说着，起身上里屋去取钱。转眼的工夫，张大妈把钱拿出来了。建勋看着这两千块钱，有点儿为难，有心不要吧，那就得自己出，人家翠萍肯定不高兴。翠萍的父母都有退休金，从来不要翠萍的钱。老妈拿出的这两千块钱，要是接过来吧，又真难为情。老妈没有收入，可知道这点儿钱她是怎么攒的？妈都快八十岁了，遇到这么点儿事情，还要让老母亲为自己分忧愁，建勋又感到很过意不去。论说自己是大儿子，是长子。可是在大姐和二姐那儿，他们从来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大姐混，二姐刁，无论哪个都不说理。有这么不懂道理的吗？亲娘舅轻易不来，来了你们都不过来看一眼，建勋越想越生气。

张大妈见儿子脸色越来越不好看，就把钱往建勋手里塞，说：“儿呀，妈知道你为难。你拿着，拿着。妈要钱有什么用？死了还不都是你们的？快拿着吧，别让我着急了！”

建勋看母亲急了，只好把钱接过来，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

这当口三妞和二舅回来了，看见建勋擦眼泪，三妞心里也很难过，二舅一看这情形，也明白了几分，于是就没说话。

建勋起身去了一趟卫生间，把脸洗了一遍，然后出来对二舅说：“二舅，我和我妈商量了一下，给您五千块钱吧。您也甭说什么借不借的，您就拿着花去吧。北京您有这么些个外男外女，按说这不叫个事儿……可是，您老来了几天啦，您也看出点儿眉目来了，没钱的有心没力，有钱的人家……”建勋说不下去了，他不愿意在舅舅面前说姐妹的坏话，可是他不说，又怕二舅产生误会。

建勋本来就不是那花言巧语的人，这一点二舅早就知道，所以二舅连忙说：“我知道，知道。家大人多，这个家不好当，何况人家各人过个人的。这五千块钱我先拿上，回去先把你表弟赎出来，他们有钱，我叫他们出来还给你。”建勋连说不不不。二舅说：“我是有儿子的人，我不能赖人家钱。眼时一下转不开，挪借一点儿可以，但是不能白要，谁家也没开着印钞机，你说不是？这我就知足了。到家我惯你二妗子说，你妈挺结实的，她就放心了。”

本来以为城里人有钱，这回二舅算看清楚了，不是人人都有钱。刚才三妞和他出去遛弯儿，一听三妞说眼下过的日子，真是还不如家里呢。家里高低粮食不花钱，房前屋后点瓜种豆，所以吃菜花钱也有限，衣裳买一件且穿不坏呢。挣了钱，除了盖房就是娶媳妇，旁的项目没有。这城里可真了不得，哪儿哪儿不是钱？真是抬腿就要钱。刚才在街上二舅想尿尿，三妞把她带到厕所跟前，他看见三妞掏出五毛钱给人家，人家找了三妞两毛。他感到非常惊讶，敢情尿泡尿也要三毛钱！从厕所出来他扭头吐了一口吐沫，马上有个带红箍的老头儿跑过来，开口就罚他五块钱，急得他和人家嚷嚷起来了。

老头儿说：“不许随地吐痰。”

二舅说：“我吐的不是痰，是吐沫。”

老头儿强调说：“吐沫就是痰！”

二舅红头涨脑地嚷起来：“吐沫就是吐沫，吐沫就不是痰！”

眼看就要跟人家打起来了，急得三妞紧拦慢挡，总算没动手。三妞又给老头儿说了多少好话，但是屁事不顶，照样还是罚款五块。三妞赶紧给了人家五块钱，这才算完事。这下可把二舅气坏了！气得他浑身哆嗦，说什么也不在北京待着了，还他妈首都北京呢！尿泡尿三毛钱，吐口吐沫五块钱！这不简直就是土匪窝子吗？明天一早就走，回老家！一会儿也不能呆了！

既然两个表弟还在镇上押着，家里还等着这笔钱，建勋也不便多留，当天歇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建勋送二舅到木樨园长途汽车站坐车回去了。

那回建业和于勉打架，严格地说只是拌了两句嘴，无论什么人也休想和于勉吵起来，更甭说是打架了。于勉生了气，顶多说上三句话，三句说完就再也不吭声了，她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不理人，以沉默为抗拒。建业愿意针尖对麦芒地吵，俩人产生了矛盾，把肚子里的东西都倒出来，有什么说什么，吵上一顿心里痛快，吵完了就什么事都没有了。但是摊上一个闷葫芦，建业是一点办法也没有，这是两个人性格上最大的不和谐，要不建业也不往母亲那儿跑。他在于勉面前说了多少话，不管是与非，人家就是一言不发，像没听见一样。建业实在憋不住了，只好跑到母亲那儿跟四妞五妞倒了一回。

建业和于勉的结合多少有些勉强，虽然现在没有父母包办，也没有政治因素，工薪阶层经济收入也相差无几，只是房子又成了大问题。当时，建业在单位老分不上房子，也不是说没希望，他完全能赶上最后一拨单位分房。房子虽然早就买好了，因为几个领导闹矛盾瞎扯皮，房子搁在那儿，就是分不了。领导有房子住，人家不着急，下边的人是干着急没办法。没房子别说结婚，连对象也不好找，所以一拖拖到了三十多。于勉认识建业时也不小了，二十九岁了，本来于勉对建业不太满意，也是因为单位里分房子，必须是结了婚的才给房，于勉的母亲特着急，生怕耽误了最后这一拨分房，仓促之间就促成了他俩的婚姻。于是，在于勉他们学校分了一套两居室。

婚后俩人不是那么协调，但也没闹太大的意见。日子过的很快，一晃儿子张大鹏都四岁了。但是，俩人之间的缝隙也越来越大，正像四妞说的那样，于勉不愿意随着建业，建业也不愿意随着于勉。好多事情很难说清谁对谁不对，各人在不同的家庭环境里长大，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很难兼容。于勉的父母是知识分子，一切讲究按部就班，有程序，讲理性，注重逻辑，自制力非常强。而建业在大杂院里长大，接触的是平民思想，讲究顺其自然，习惯随心所欲，自我约束能力差一些。

不说别的，俩人对孩子的教育理念和思想方法就完全不同。于勉认为建业有好多不良习惯，所以，她对于儿子张大鹏的教育，一定要从小抓起。小到拿东西，从哪儿拿放哪儿去，有条有理；大到不许说谎话，尊重长辈，勤劳勇敢，都是按照老一套传统的东西来教育。建业则认为这样太累，孩子这么小，就给孩子身上加这么多负担，没必要。他认为树大自然直，好的不用管，管的没好的。况且，现在的社会这么复杂，再拿过去的东西教育孩子，非把孩子教育成傻子不可。他对自己过去在学校里所受的传统教育深恶痛绝，认为自己是受骗了，他以一颗单纯的心来到社会上，才发现社会是一个肮脏不堪的大染缸，才发现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微薄，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地傻。

于是，他认为要想适应周围的环境，就得不断改变自己，像变色龙一样，随时改变自身的颜色，以适应千变万化的社会。一句话就是：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但是，于勉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社会终究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只是迟早的问题。如同文革期间不重视文化教育，但是文革结束以后，颠倒了的认识和思想终究会颠倒回来，所以人是不能没有目标、没有主心骨的，认准了一个道理就要坚持。人之所以是高等动物，就是不能为了生存而生存，人应该有更高的追求。糟糕的是，他俩从来不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而是默默地抵抗，双方都存有改变对方的企图，但是双方都没有改变对方的能力。

其实，上回建业说买汽车，于勉不同意买，这本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有钱就买，或者愿意买就买。他俩争的不是这个，说白了就是要争一口气。你说要买，我偏不同意你买。你主张不买，我就非得要买。你不同意我的想法，我就不同意你的主张。有人说，两口子刚到一起，且有一个争高低的过程呢，一旦分出了高低，以后一切就都迎刃而解了。但是，这个先决条件必须是俩人想往一块走。从他俩的情况看，好像从根儿上就打算离、根本不想一起过一样。那次俩人闹别扭，建业回母亲家之前说了一句话：“不打算过就离！”当时于勉并没有说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于勉怕建业、怕离婚，这一点两个人心里都非常清楚。所以，后来建业气冲冲地走了，又灰溜溜地回来了，于勉什么话也不说，连一点儿表情都没流露出来，这种无所谓的态度让建业更生气！

有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是，他们眼下住的房子是于勉学校分的，然后用他俩的工龄优惠买下了；也就是说，一次享受了两个人的职工商品房优待。双方无论是谁，眼下都没有单独去买社会商品房的能力，还要在一个屋顶下生活，这是目前必须面对的事实。

一个男人如果在经济上没有优势，是很难让女人顺从的，这是目前建业唯一的认识。上次外甥王旋说的那话，“如今在法院工作肥着哪”，建业听了不是没有触动，他也隐约感到周围有些同事出手阔绰，有的人买房，有的人买车，有的人送孩子出国留学，有的人即使什么都不买，只那一副财大气粗的劲头儿，就让人明显地感到，除了工资肯定有外财。一匹马吃不吃夜草，往那儿一站，一眼就能看出来，无论是膘情，还是神气，无论是毛色，还是眼神；就是牵着走上几步，闭着眼睛听声，也能听出踱步有力无力。闹得满城风雨的崔永元打官司的事，建业因为在法院工作多少知道一些情况，但是他不清楚细节。就如同欣赏古建筑和红木家具一样，心里明明知道所有结构绝对不用钉子，完全是榫铆，但是关键部位榫铆之间是怎样穿插、怎样衔接、怎样咬合的，他就很不清楚了，这就是官场上的学问。

闲下来建业和一个下海经商的同学喝酒，议论起平民子弟走仕途，那位同学说的话，至今仍然响在建业的耳边，他说：老百姓的子弟当官儿，一般就是个科级，到头儿是个处级，累得吐了血，没准儿能混个局级，还肯定是副的，再往上就没你的份了，没背景根本甭想当官。这话一是说先天的家庭条件，二是说后天的自身素质。其实，后天的素质也跟先天的条件有很大关系。工农子弟从小到大，听到看到的都是生产和生活的那些具体琐事，学习的是怎样干活和怎样做事。而生长在干部家庭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的就是那种官场上的气氛，体验的是人与人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根本不用学，看也看会了怎样琢磨人和怎样对付人。有道是：天波府的烧火丫头，上阵也是大将军。所以建业有时候也想，不然的话，干脆退出来算了，考个律师本，找几个哥们，开个律师事物所，一门心思就是挣钱，总比现在这样，爬不上去也挣不着钱强。

有时候正在审案子，一说到钱，十万百万千万，建业由不得自己就走神。这孙子有一千万，哪怕我有五百万呢，我就能在清芷苑买一套二百平米的豪宅，再买一辆奥笛车；这小子有一百万，哪怕我有五十万呢，我也能在回龙观买一套一百多米的复式住宅，然后买一辆小赛欧……生活中的诱惑实在太多了，而手里可支配的钱又太少了，不趁着年轻抓点儿钱，将来老了怎么办？建业想了好些日子，最后终于想好了，利用眼下的便利条件，适当地、适可而止地抓一点儿钱。但是，一定要严格把握火候，可以犯点儿错误，但是不能犯法；错到离开法院工作，但是还不能被开除工职。怎么犯这个错儿呢？建业陷入了沉思。这虽然是一个具体操作的问题，但是机会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等待机会。这样的机会来了，绝不能错过去。建业想好了，今后要瞪大眼睛找机会，必须像小时候唱的那首歌一样：时刻地准备着，时刻地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

其实，建勋把吴师蒙想得太好了，也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这次给二舅出这一千块钱，吴师蒙本来并不乐意，但是他当时没有表示出来。四妞让他送钱去，他也没吭声，虽然他把钱送过去了，四妞也明白他心里是怎么回事了。两口子之间有时用不着语言，四妞心里不免有些不痛快。但是四妞翻过来想，自己也觉得这事情多少有些不合适。

因为自从结婚，不，自从俩人确定恋爱关系直至结婚以来，吴家没有花过四妞的钱。当然，俩人给双方老人买点儿食品，花那点儿钱不算。但是，因为张大妈没有退休金，四妞每个月要给母亲二百块钱。本来是七个儿女一人一百，但是有人困难，比如三妞，所以四妞就干脆给母亲二百。这件事吴师蒙没说过什么，因为事先四妞早就对他说了，婚后要赡养老人。

后来为了接大姐的父亲，四妞出了两千，吴师蒙见大哥建勋也出了两千，二姐出了三千，大家不拘多少都出了钱，况且没花完又都退了回来，每人还得了一份礼物，这事吴师蒙也没什么意见。但是，这次二舅来四妞又出了一千，吴师蒙就有些想不通了。一来这不是直系老人，不过是个亲戚；二是有的人出，有的人不出，这不合理；三是要出钱也可以，等到人家开口跟你要的时候，你再拿过去；凭什么你就急忙主动送去一千？显着你有钱是怎么的？四妞发了话，吴师蒙虽然把钱送过去了，但是他想不通，想不通脸上就不好看。赶上礼拜日，俩人在家里挺别扭。当着公公婆婆的面，四妞不好发作，就抱着孩子一个人回母亲这边儿来了。

一进小区的院子，老远先看见耿大妈了，耿大妈一遛小跑赶过来，一把抢过孩子去，先在小脸蛋上“咂咂”地亲了两口，然后跟四妞一块儿往家里走。小家伙两岁多，什么都会说了，进门先叫了一声姥姥，把张大妈乐得无可无不可地。虽然脚脖子的伤已经长好了，但是还不到一百天，张大妈一般不出去，就在楼里坐着。俩老太太坐在一起，没事就逗孩子，耿大妈说：“来，孙子，耿姥姥给你说段歌谣：梆子梆，卖豆腐，撂下担子抠屁股，抠了屁股卖豆腐，卖的什么呀？熏死人的臭豆腐。”

这话逗得孩子乐，大人也乐。

耿大妈又说：“这个太长，我教你一短的。傻子傻，上南塔，南塔高，摔破傻子大屎包。”

孩子学了两遍，居然学会了。

耿大妈来了兴头儿，接着又说了一个：“来，孙子，我再教给你一段：傻子傻，逮蚂蚱，蚂蚱蹦到了猪圈上，傻子扑到了猪蛋上。”

孩子刚要学，四妞赶紧拦住说：“别介，乖，咱不说这个，这个不好。”转过头来她才埋怨耿大妈：“耿婶儿，您瞧您净教给我们什么呀？不是屎包就是猪蛋，明儿孩子带到幼儿园去，还不让人家阿姨说我们，这是什么流氓家长呀？”

耿大妈不以为然地说：“咳，这怕什么的呀？说说猪蛋怎么啦？又不说人蛋。告诉你，谁没蛋都不行。”然后在孩子裤裆里摸了一把，说：“宝儿呀，来，让耿姥姥摸摸有蛋没有。”

孩子昂着脖子响亮地说：“有。”

耿大妈问：“有几个？”

孩子伸出两个手指说：“有两个。”

三个大人都被孩子那天真可笑的样子逗乐了。孩子眨着一双大眼睛，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忽然歪着小脑袋认真地问四妞：“妈妈，你有蛋吗？”

张大妈和耿大妈都哈哈大笑起来，四妞却沉下脸来吓唬孩子：“别胡说！”然后从耿大妈怀里把孩子抱过来，冲耿大妈说：“您看您看，立杆见影了不是？学好难，学坏快着哪。”

这话说得耿大妈，脸上有点儿挂不住了，她有些抹不丢地解释说：“咳，没事。我的仨小子，不都是跟我长大的，哪一个学坏了？”刚说到这儿她就打住了，因为耿大妈忽然想起自己的老儿子疙瘩包子，他不喜欢女的，喜欢男的，这是怎么回事？一想起这个耿大妈就堵心，刚才的好心情一下全没了。“晌午吃什么呀？外孙子来了。”耿大妈换了个话题。

这话把张大妈问愣住了，挠挠脑袋，想了一会儿说：“谁知道吃什么呀？哎呦，一说起吃饭我就发愁，不知道吃什么好。你说早先愁的是没的吃，现在可好，愁的是不知道吃什么。谁想到咱们的日子能变成这个样儿呢？”

耿大妈说：“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你说早以那时候，咱们孩子多，都是一窝八蛋一大帮，吃了上顿没下顿。穿也穿不上乱儿来，二的拾大的，三的拾二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现在，你看看人家穿的这个，哪一件子也得好几十块，这一身就得一二百。你说说，这么个小东西。”

忽然，听见外边有个女人叫喊：“想着下回给我带点儿脑白金来。”

耿大妈说：“这臭娘们也不怎么那么烧包！还他妈闹白金呢，你干脆吞金子不得了吗！”

四妞奇怪地问：“这是谁呀？”

耿大妈一边比画一边说：“咳，就是四单元的刘老婆子。整个一个大烧包！烧得她呀，一天就不知道怎么着好。那么大岁数了，成天价臭美。脖子上戴一条金项链，有这么粗，跟他妈狗链子一样。还戴一条珍珠项链，那粒跟药丸子一般大，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您再瞧她那双手，长得跟鸡爪子赛的，左手戴三个金戒指，右手戴四个金戒指，还戴一副大金镯子，跟筷子一般粗。逢人就说自己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叫我说就是福大命大操行大！没事儿拿着丑事往外宣扬，你说有她这样的吗？”

张大妈纳闷地问：“什么丑事呀？我怎么没听说。”

耿大妈说：“你没听见刚才她在院子里嚷，要脑白金，那是跟她老闺女嚷呢。她老闺女新近找了个对象，是个臭流氓……”

四妞立刻打断了耿大妈：“您怎么知道人家是臭流氓呀？您可别瞎编排人。”

“怎么是我编排她呀？是她亲口跟我说的！她说他们女婿是个臊猴儿……我要是不跟你说呀，你无论如何也猜不出他怎么犯臊。他爱摸……唉！缺他妈的八辈子德啦！我说着都牙碜，他是……爱摸——逼！”耿大妈最后压低嗓门儿，小声把那个难听的脏字说了出来。

“哎呦！怎么连这话都往外说呀？你说这个混帐老婆，可真是不够数！”张大妈连连拍着巴掌叹息。

四妞瞪着眼睛愣了好一会儿，忽然尖叫一声：“哎呦！我的耿婶儿耶！您怎么净胡说八道呀？人家说的是SOHO，就是在家上班族的意思！不是臭流氓，人家那是MBA，是公商管理硕士。您怎么说人家是臭流氓呀？往后不知道的您问问，别净瞎胡说！”

耿大妈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轻蔑地说：“我干嘛不知道呀？不就是工商局的吗？别以为晚们不懂，他们成天价老说事。今儿拿你的称盘子，明儿没收你的菜，后儿个抄你的三轮车，不是都拿整顿市容说事吗？什么说事呀？说什么事呀？拿什么说事呀？哼，甭以为晚们不懂！我活了大半辈子，什么事没经过？什么人没见过？就她那个没过门儿的女婿，那个小白脸子，吃的肥贼傻胖的，哼，都不用细瞄，我一上眼，就不是什么好鸟！不信咱就走着瞧。”

四妞忽然想起来了，那还是没拆迁在大杂院的时候，有一回每天美在院子里炫耀，说她女儿小秀参加合唱团出国演出，去的是直布罗陀、布隆迪……结果耿大妈就在背地里说人家：“跟着和尚出国啦，到了那儿，好家伙！直不楞登不能提……您想想，这是什么演出呀？纯粹是丢人现眼去啦！回来不揣上个小杂种就是好的，还臭美呢！”反正大伙儿都讨厌每天美，所以，也没有人把这难听的话传过去。

四妞觉得，可能耿大妈是故意的，她看不上谁就编排谁，只是难为她脑子这么快，编的还这么巧。记得自己刚买手机的时候，耿大妈看见便问是什么牌子，自己给她说了，她脱口而出：“一听就是外国牌子，肯定价钱不低。晚们疙瘩包子花八百块钱买了条裤子，我问他价钱怎么这么贵，他说是外国牌子。我问他是什么牌子，他说是屁眼儿卡蛋。您说我就纳了闷儿了，屁眼儿怎么会卡住蛋呢？您说说，穿条裤子还得这么大学问！唉，这叫什么世道！”

四妞曾经说过，她很爱听耿大妈说话，说出来的话，直接就是文学语言。但是，她有时候也挺讨厌耿大妈，嫌她脏话太多。自己也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好像吃臭豆腐一样。四妞爱吃臭豆腐，按时尚的话说，这不太好，甚至很不好，可是没办法，她就是爱吃。吴师蒙讨厌她吃，她就背着他吃，吃完了刷牙、漱口、嚼口香糖，怎么折腾也不能彻底去了那股味儿，尤其是打个嗝，吴师蒙说比放屁还臭！俩人老为这事拌嘴争执。但是有一样好处，比如四妞不想干那种事儿的时候，她就大吃特吃臭豆腐，然后故意不刷牙不漱口。吴师蒙要是不知道，兴冲冲挺着一杆大枪闯过来，四妞只消冲他脸上轻轻哈一口气，吴师蒙当下软溜溜缩回被窝去，一句废话都不用说。四妞看见他那倒霉样子就哈哈大笑，吴师蒙用被子捂住头，恨不能把脑袋夹到裤裆里，躲她远远的，准保一夜平安无事。

吴师蒙说四妞俗，四妞说：“你倒不俗呢，骑到人家身上，一边呼哧呼哧死劲攮，一边念叨“卧操卧操卧操”，神马东西！”吴师蒙就没话可说了。

对于耿大妈这种人，四妞是既喜欢又讨厌。从小听耿大妈这样的家庭妇女说这些家长里短，四妞感到很亲切，因为生活当中就是这些陈谷子烂芝麻，就是这些鸡毛蒜皮。四妞懂得过日子不能光有几大件，小零碎也是缺不得的，虽然都是破七烂八，可是少了哪一样也不行。后来上了大学，走进知识分子行列，四妞很欣赏学院里那些女教授，言谈举止文质彬彬，穿衣戴帽娉婷袅娜。以后接触多了，才知道她们背地里也骂街，而且骂的更恶心。她们也有肮脏的一面，如同一座漂亮的大厦甩不掉自己的阴影一样，大厦越高阴影越长，大厦越宽阴影越黑。如此说来，四妞觉得她们还不如耿大妈这样的家庭妇女豁朗、自然，这是四妞喜欢耿大妈的一面，如果耿大妈不说那么多脏话就好了。

耿大妈的话很多都是拿身边常见的事物作比较，或者比喻，所以特别形象。但是，好些事情发生的场合不一样，四妞觉得说话多少也得注意一点，不能信嘴胡说。想着刚才自己沉了脸，四妞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便起身给耿大妈斟了一碗茶水。刚把茶水摆在耿大妈跟前，有人按门铃，四妞开门一看是樊菊花和陈大妈。俩人一进门，樊菊花就大嚷小喝地叫喊起来：“张大妈，您知道吗？物业把咱们给告啦！”

张大妈还没说话，四妞先问了她一句：“因为什么呀？”

“还不是因为房租的事。”

耿大妈问：“把咱全告啦？”

“没有，这回告了十户，十户十户地来。他们也他妈精着哪，化整为零，各个击破。翻句话说，只要咱们大伙儿齐心协力，他就拿咱没有办法。”四妞问什么时候开庭，樊菊花说是礼拜一。

陈大妈忍不住发愁地说：“你们这回都没告，就把我们给告了，你说这可怎么办？我们老头子脑血栓，手弹弦子腿拌蒜，一点儿能耐都没有，成天就会瞎扯淡。打官司他也上不了法院，还得我去。您说我一个妇道人家，哪会打官司呀？”

樊菊花说：“陈大妈，您这儿写诗哪，怎么还合辙押韵的？我跟你说不用着急，您非得着急。翻句话说，天塌了有众人顶着呢，砸不着您的脑壳。翻句话说，咱们这回打官司有律师，律师给咱们出庭，轮不着您说话。耿大妈，张大妈，我跟您说，既然咱们请律师，就得给人家活动经费。人家说了，给老百姓打官司不挣咱的钱。可是翻句话说，干什么不得有经费呀？所以，刚才大伙儿一商量，每家先出三十块钱，这样的话，三百家就是小一万，够他们几个律师使一阵子的，完了不够再说。”

张大妈这才明白了：“我说昨天晚上听见他们嚷嚷打官司，闹了半天是因为这个。行行行，这钱我出，咱什么都干不了，还不出点儿钱？只要官司能打赢，出多少都行。”说着从口袋里抓出一把钱来，给樊菊花点了三十，耿大妈也赶紧掏了三十。

陈大妈说：“我就不信，人家律师跟咱不沾亲不带故的，凭什么不赚钱给咱打官司呀？”

樊菊花说：“咳，其实他们也是为了宣扬自己，顶算是做广告呗。翻句话说，也就是咱们给他打造一个平台，让他抓住一个施展才华的机遇，他当然是巴不得的了。”

听着樊菊花满嘴的新名词，四妞不由得笑了一下说：“上回我听你说，咱们不是还要告拆迁办呢吗？怎么不告了？”

樊菊花冷笑一声说：“哎呦！我的傻妹妹！这是什么年头儿呀？官官相护！权钱交易！本来咱的官司最好打了，拆迁办这块把咱们坑了，其实物业这块也是受害者，两家告一家，还有不赢的道理吗？问题是，翻句话说，这个官司的瓶颈在哪儿呢？当初拆迁办跟物业这块，说的是租房子，说好咱们搬进来就给他交租金。可是，拆迁办这块跟咱们又说是买的房子，咱们当然就不交租金了。翻句话说，物业这块惹不起拆迁办这块，他就跟咱们过不去，把咱这块给告了。没想到这次开庭，咱们选了三个代表，到了法院开庭的时候，咱们选的三个代表给法官讲了半天三个代表，结果人家法官不听咱们选的三个代表，给他讲的三个代表，还把咱们选的三个代表给轰出来了。人家法院什么理由都没有，就给你一个不受理，还说这是上边的指示，违反游戏规则，您说您有什么法儿？到头来，三个代表也他妈白弄了。”

张大妈小声问耿大妈：“她这是说的什么呀？我一点儿都听不懂，怎么还左一块右一块的，是卖豆腐呢？还是卖五花肉呢？”

耿大妈摇了摇手说：“你别打岔。”

四妞仍然不服气：“那也可以去找区政府呀，我听说当初开动迁大会的时候，不是副区长在两千人面前说的吗？这房子是国家出钱给拆迁户买的，虽然当时没有录下音来，可是这两千人也可以作证呀！难道他一个堂堂的区长，还赖帐不成？”

耿大妈撇撇嘴说：“人家早挪窝啦。把咱们老百姓骗走了，他也拍屁股走人了。这会儿说不定早上调了，你上哪儿找他去呀。咱又没有把柄，找着人家也不认帐。”

张大妈纳闷地问：“他干嘛上吊？他都上吊死了，咱还上哪儿找他去？”

耿大妈不耐烦了：“哎呀不是！你怎么老打岔呀？我说的上调就是提升。这他妈缺德玩意儿，要是真上吊倒好了！人家当官儿，当的有滋有味儿的，他才舍不得上吊呢！”

樊菊花说：“法院这块不好弄，政府那块更不好弄。这话说白了，就因为咱们是老百姓。你不信，只要咱这拨拆迁户里有一个大头儿，咱准保不吃眼下这个亏。不过翻句话说，人家大头儿也不住咱这破南下洼子。”

张大妈叹口气无奈地说：“咳，什么时候也是咱老百姓倒霉。”

耿大妈说：“咱们也是忒他妈倒霉。你说人家前头吧，都让回迁，住上新房子了，人家还是在城里。你说后头吧，愿意回迁就回迁，不愿意回迁政府给一大笔钱，想买哪儿的房子，就买哪儿的房子。人家都合算，就是咱们不合算。饶把你轰到城外来了，还让你掏房租，你说说，都是共产党领导，咱们就是他妈后娘养的！”

四妞说：“这事情我闹不清是开发商捣的鬼，还是拆迁办弄的猫儿腻，因为政府确实是拨了拆迁款的，而且还不是小数目。要是开发商搞的鬼就好办，大家联名去告他，怎么说他也是个商人，国家有法律管着他呢。要是拆迁办弄的猫儿腻，就不好说了。因为咱们是市政修路过来的，按说这应该是政府行为。但是，修这条路主要是开发路两边的房地产，这就有可能是政府和开发商的合作项目。现在好多事情都是互相穿插，互相渗透，这样就给投机分子造成了很多机会。你比如说危改项目，这个单纯就是政府行为，破房子改成好房子，大家回去住新房，国家和个人都出一点儿，地产商少挣一点儿，这事情大家都说好。再比如说修立交桥，并不能腾出好地段来给开发商，开发商也不跟着瞎掺和，纯粹是市政建设，不管给的补偿是多是少，甚至是作出一点儿贡献，老百姓也没什么说的。但是象咱们这种情况，分明是你拿着我们的黄金地段，盖了好房子，卖了好价钱，你把我们发配到三环、四环以外，你使我们遭受了损失，你受益了，凭什么不给我们补偿？这是明摆着官匪勾结！我听说，现在国家建设部很重视这件事，因为这不是一个北京的问题，全国各地都有这个问题，有的地方，纯粹是领导为了升官搞的形象工程，老百姓闹得很厉害，国家不解决是不行的。”

樊菊花说：“要真是那样敢情好了。现在老说惩治腐败，抓贪官污吏，可是翻句话说，抓了一把又一把，跟叫花子身上的虱子一样，就是抓不干净。”

耿大妈说：“多废话呀，没虱子还是叫花子吗？”

陈大妈说：“关键问题是咱们在那张租赁合同上签了字，咱们一签字，他就说咱早知道这房子是租给咱的，既然是租赁的，就得给人家交房租。”

耿大妈说：“多废话呀，我不签字他不给我钥匙。再者说了，我哪知道那是租赁协议呀，要知道是租赁协议，我还不签呢！”

四妞说：“您听我说，要是这样的话，他们肯定不占理。因为《合同法》规定，签合同必须双方都知道内容是什么，如果有一方不知道，这个合同就没有法律效益。我看过《合同法》，上边专门有一条，原话是怎么说的我记不清了，意思大致是：如果有一方不知道合同内容是什么、或者意味着什么，那么这个合同就不生效，严重的还可能构成诈骗罪呢。”

张大妈说：“咱们哪知道呀？人家说，大妈您签个字吧，签完字就给您钥匙。我说我不会写字，人家说那您就按个手印吧，你说我能不按吗？咱以为按手印就是为了领钥匙呢。”

陈大妈说：“可不是吗。你拿人家发的钥匙，当然不签字就得按手印，要不然的话，谁知道哪家领了钥匙，哪家没领钥匙呀。”

四妞说：“咱们现在已经入关了，好多事情再按过去那种办法，肯定行不通了，咱们国家现在很重视法制建设，我估计这件事情，最后肯定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陈大妈说：“那敢情好，但愿如此吧。”

樊菊花记下张大妈和耿大妈的名字，说她还要继续收钱去，然后急急忙忙地走了。

窗户外边忽然传来一阵叫卖声，张大妈问耿大妈：“这是卖什么的？我怎么听着像是吆喝卖丫头肉哇？还有人敢卖人肉？”

耿大妈说：“咳，也不知道从哪儿跑来一个老头儿，卖羊杂碎的，他吆喝挺个别，跟别人不一样。人家都是‘卖羊杂碎来’，他非得分开吆喝，羊头肉他故意吆喝成丫头肉，还这么吆喝：羊——肝羊肚，没——心没肺。”耿大妈给张大妈学了一遍。

陈大妈说：“还不是故意招人。倒是他的羊杂碎挺好吃的，收拾的也算干净。”

耿大妈说：“什么干净不干净，叫我说就是眼不见为净。你甭以为电视上演的大屠宰场，工人都穿着白大褂，戴着白口罩，杀好的猪肉一个劲儿拿水冲，那就是干净。你看那英国人，干净不干净？可是，他们养的牛都得了精神病，都成了疯牛，人要是吃了这种牛肉，人也跟着疯。叫我说呀，看见的脏，未必是脏，看不见的脏，那才是真脏呢。”

陈大妈说：“你说这话我赞成。”

张大妈问陈大妈：“他陈大爷干嘛呢？能出来进去的吗？我这些日子光在屋里囚着，也出不了门儿……”

陈大妈说：“凑合着能上个厕所，出是出不来了，这马上就得找保姆。吃他妈的跟头肥猪一样，反正我是掫不动他。四妞，我听说你们雇了一年保姆，多少钱一个月呀？”

四妞说：“我们雇的是我婆婆老家的小姑娘，给三百块钱，管吃管住。走的时候，给了她点儿旧衣裳，给她打的火车票。不过，您雇保姆三百就雇不来了，保姆愿意看小孩，不愿意伺候老人，尤其是伺候老头儿。至少得比看小孩多一百块钱，还得找中年妇女或者是老太太。人家小姑娘嫌脏，再说，也不好意思。”

陈大妈点着头说：“是，我知道，这个老王八蛋，只配给他找个老太太。”

耿大妈乐了，说：“怎么？你还吃醋呀？”

陈大妈说：“我吃他的醋？现眼！谁稀罕谁牵着走。我是说，找小姑娘糟践人……”

耿大妈乐了，打了陈大妈一巴掌，说：“你这儿说人哪，还是说狗呢？”

忽然，有人在外边使劲砸门，四妞赶紧把门打开，来人急急忙忙地问：“姓陈的老太太在这儿吗？”陈大妈赶紧跑出来，人家说：“陈大妈，您赶快回家看看去吧，您屋里响声不对头，听着好像是老爷子叫喊呢。”陈大妈一听这话连忙跑回去了，耿大妈也跟着跑去了。

张大妈本想跟过去看看，转念一想，还是把孩子抱过来，让四妞过去瞧瞧。于是，四妞就上陈大妈这个单元来了，还没进门，就看见门口围着一群人，唧唧喳喳地议论。四妞挤进人群，门开着一条缝，四妞就推门进去了。

原来陈大爷想喝口水，陈大妈不在，他打算自己去厨房拿暖瓶，刚走了几步，腿一软就摔倒了，头也磕破了，玻璃杯也摔碎了，爬了半天也爬不起来，一生气他就叫骂起来。

陈大妈进门赶紧扶他起来，无奈陈大爷身子太重，陈大妈和耿大妈俩人也拉不动他，正好四妞跑了进来，三个人拉了几下，还是拉不动。外边一个看热闹的壮年汉子，进来把陈大爷抱起来放在床上，问了一下没摔坏人家就走了。陈大妈把门关上，忍不住叨叨了几句：“你说你就不能等一会儿，着的哪门子急？晚喝一会儿也渴不死人，我还能出去多大工夫。”

陈大爷的火气更大：“谁他妈知道你跑哪儿去啦？你要是在外头让汽车撞死了！我还能等你回来给我倒水？”

陈大妈对四妞说：“四妞，你听听，你听听！这不是耍混蛋吗？我告诉，你个老东西，乖乖地给我听着！你可甭惹我，你要是惹急了我，我还就不管你了。反正我能跑能颠，我用不着你，你可离不开我。你就横吧，横吧，你越横我越怕你！我可怕你了！”

耿大妈上去劝说：“得了吧啊，别他妈不知好歹。你有病，你还有理啦，谁叫你得病啦？”

听了耿大妈的话，陈大爷没有说什么，可是脸色更难看了。

四妞赶紧上前劝解：“陈大爷，您消消气，消消气。我告诉您说，陈大妈不是故意不管您，刚才上我们家就是给您打听保姆去了，您看您说的多难听呀。陈大爷，不论您年轻时候多么英雄好汉，这人一老了就没出息了，身上的零件用了几十年，早都用坏了，心气儿再高也没用，您不服老可不行。再者说了，老伴儿老伴儿，老来做伴儿，越老越离不开。有句老话您肯定知道：满堂的儿女，跟不上半路的夫妻。儿女再多也不如有个老伴儿，您怎么不明白这个道理呀？得了，您别闹了，我陈大妈正烦着呢，人家物业把咱们给告了，陈大妈正为出庭的事儿着急呢，这回告的十家里头有您。”

陈大爷一听打官司的事情，脸色果然好了不少。

陈大妈说：“你不是有个当大官儿的儿子吗？还不说快点儿跟他商量商量怎么办。反正，我寻思这官司不好打，就冲眼下人家这么办，明摆着就是一边倒。谁都知道是拆迁办坑了咱们，可是咱们告拆迁办，人家法院就是不受理；可是物业告咱们，人家法院就受理。这不明摆着欺负人吗？赶紧叫你儿子找人，托托关系，找找路子，要不晚了就来不及啦。”

陈大爷哼一声说：“你不是瞧不起我儿子吗？瞧不起人家还找人家干嘛？愿意说你说去，反正我不说。”

四妞见陈家老两口说到这个份上，觉得自己在这里有点儿多余，就拉着耿大妈走了。

陈大爷见她俩走了才对陈大妈说：“你说你这个傻娘们儿！当着外人怎么什么话都说？咱就是让老大去托人，也不能嚷得大伙儿都知道呀？都知道就不管事了。”

陈大妈还是闹不明白：“我就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咱托咱的关系，跟别人有什么关系？能关系到谁呀？”

陈大爷说：“说你傻你就傻，你档着托关系是光明正大的呀？我告诉你，这就是走后门，这就是不正之风，这就是腐败！干这事就得偷偷摸摸。你没看见十七门儿的，房子到手一年多，他们也不敢装修，过了二年多才敢搬过来住。为什么？不就因为他们是占拆迁户的便宜分的房子吗？他们都是政府的干部，政府解决不了他们的住房，就在拆迁户里头挤，哪儿拆迁都得给他们弄几十套房子。你说这事儿，不捂着盖着行吗？”

陈大妈忽然想起来了，说：“哎，你知道吗？十七门儿有一户把房子卖了，三楼的，没装修的两居室，卖了二十三万。”

陈大爷说：“你看看，怎么样啊。人家有房子，人家用不着房子，可是人家还能在你拆迁户里挤一套，而且人家占的还是最好的楼层。你看八门的老于头儿，七十的人了，分他妈一个六层，缺德不缺德？你说老百姓有什么法儿？十七门儿的，人家把那么好的三层给卖了，白白拿了二十三万，抬屁股走人了。要是早知道他卖，把三层的让给老于头儿，让他卖老于头儿的六层多好，哪怕给他贴点儿钱呢。唉，现在说这个也晚了。这个年头儿，越有钱是越有钱，越没钱是越没钱。”

陈大妈丧气地说：“要是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咱也要钱，不要房子呢。”

陈大爷说：“人家当下就拆房子，不要房子你住哪儿呀？再说了，给你二十万，你上哪儿买去？二十万你只能上远郊区去买，老了老了，跑到远郊区怎么办？买东西看病都不方便，儿女就是想来看看你都发憷。你就凑合在这儿呆着吧，凑合几年死了拉倒。”

“得了，你就别在这儿说山了，快点儿给老大打电话吧。”陈大妈倒不是因为自己是后妈，就不能给老大打电话。主要是她一直对老大没好印象，尤其是老五死他办的那件漂亮事，亲兄弟死了，他还有游山逛景的好兴致，花了有限的一点儿钱，还跑到老爹这儿来报销，亏他做得出来！陈大妈懒得搭理老大，他爹活着呢，让他爹跟他说去，陈大妈才不欠这份人情呢。于是，陈大爷就给大儿子打电话，那头是大孙女接的电话，说他爸爸和她妈上海南岛旅游去了，还得过几天才能回来。

陈大爷撂下电话，心理有点儿不平衡。自己当了一辈子工人，退休什么好处也没有。人家老大上班的时候，吃香的喝辣的，走哪儿都是平趟，如今离了休，还是到处去旅游，肯定不是花他自己的钱。陈大爷知道老大的脾气，花自己的钱比放血都难，因为他根本找不着血管！他们两口子的钱，都让他老婆掌管着，他身上一个子儿也没有。如此说来，有时候也怪冤枉老大的，他是一个平民子弟，到人家大干部家里去当女婿，这个滋味儿也不好受！就是有心为这个家出点儿力，他也做不了主。

想到这里陈大爷又想开了，本来他就是那种脑筋活动的人，经常颇为得意地说自己是耳软心活，从来不犯死心眼儿，所以他就脑满肠肥，心宽体胖。这固然是好处，但是现在又成了坏处。因为血脂高，血液粘稠，所以就闹脑血栓。上回差点儿把他拴住，要是晚送医院一会儿，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就完蛋操了。想到这儿，他禁不住说了一句：“唉，老天爷有眼，我真是福大命造化大呀。”

正好耿大妈进来了，听了这话，马上接了一句：“什么福大命大造化大？我看你是福大命大操行大！”

没想到陈大爷听了这话，不但没恼反而乐了：“我就是操行大，你干着急，没办法。”

“老流氓！”

陈大爷叹口气，说：“唉，我现在忙得顾不上流啦。这一个脑血栓，就把我折腾得够戗，哪还有那份闲心思？”

“德行！”耿大妈扭过头去不搭理陈大爷，却问陈大妈：“哎，你不是说要找保姆吗？正好，二门儿四楼有个保姆到期了，我给你叫过来呀？”

陈大妈问：“多大岁数？”

耿大妈说：“四十多了，家里有一儿一女，出来就是挣点儿钱，好给孩子们交学费。”见陈大妈点了头，耿大妈抬屁股走了。过了一会儿，耿大妈就带着那个保姆来了，陈大妈和陈大爷俩人看了一下，人还算是干净利落，当下说好工钱就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