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方有罪，罪在中央

萬方有罪，罪在中央和元首。這不是我說的，是聖經之言，舜禪位於禹的時候說的。原話是：“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論語堯曰篇》）如我自身有罪過，不要牽累天下萬方；天下萬方有罪過，都歸罪在我身上。這是古代聖王政治責任的自我承擔。

成湯在打敗放黜夏桀後回到亳邑，對前來朝賀的各方諸侯發表了一次講話，其中有類似之言：“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你們萬方有過失，責任在於我；我有過失，不會推卸給你們萬方諸侯。（《尚書湯誥》）

武王伐紂的誓詞中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尚書泰誓》）湯十世孫盤庚也說過類似的話：“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尚書盤庚》）意謂國家治理得好，是大家的功勞；國家治理不好，那只是我一個人有失罪之過。

萬方有罪，罪在中樞；中樞有罪，罪在君主。君王首先要檢討，己身是否正，政治是否正，教化是否到位；其次，有責任對罪惡予以必要的懲罰，或者討伐。如果是君王的罪過，是上梁不正政治不明，那就要罪己而不能推卸。後世儒化王朝的帝王下罪己詔的習慣，就源於此。

這是一種政治責任、教化責任的自我承擔，也揭示了一個重要的道理：地位越高，影響越大，責任越重。君子之德風也，君主之德更是風上之風。

《尚書君陳》中周成王對君陳提出了一個要求君陳認真遵循的政治原則：“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政治道德的馨香，神明都可以感知；黍稷之類食品的香氣，在明德的馨香前就稱不上香了。接着闡述了關於官民關係的理論：“爾惟風，下民惟草。”

把君民的關係比作風與草成了儒家的流行比喻。《論語·顏淵》：“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毛詩正義》說：“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說：“君上風教，能鼓動萬物，如風之偃草也。…王者施化，先依違諷諭以動之，民漸開悟，乃後明教命以化之。風之所吹，無物不扇；化之所被，無往不沾。”

德風德草的比喻，說明自上而下的道德影響力和善惡傳染性特別大。

善具有傳染性，善越大，位越高，傳染性越強烈，傳染範圍越廣，程度越深。領導層大正大善，各級官員就會趨向正善，正治善制就不難建立。故朱熹強調正君心：“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本。程頤說：“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 “教者效也，上為之下效之。”（《白虎通》）然哉然哉。

惡也具有傳染性，就像瘟疫，特別容易自官向民傳染。如果惡在中樞，就更不得了，那就像烈性瘟疫，勢不可擋，會加速度地傳染給廣大官民，在傳染的過程中，常常變本加厲，惡上加惡。歪理邪說和極權暴政之下，絕大多數人都會受到傳染而不斷惡化，能夠抗拒邪惡、超越環境而獨善其身者，幾希。

政治品質是意識形態品質的外化，政黨品質是領導集體品質的體現。而領導集體的品質又取決於領導人。故領導人的道德水平對於政治社會具有決定性影響。聖賢在位，允恭克讓，平章百姓，和諧萬方；暴君登基，天下立亡，率獸食人，全民瘋狂。暴君惡政之下，很可能全民惡化。陸賈說：“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

《尚書》中有過兩次“全民有罪”的描述，《微子》說：“…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奸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呂刑》說：“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奸宄，奪攘矯虔。…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

文革更是“全民有罪”的典型，全民瘋狂，相互迫害，害人的固然病狂，被害的也大多喪心，沒有真正的無辜者，就像邪教中沒有正人君子一樣。全民有罪，罪在中央，四九後中國政治文化教育經濟科技軍事外交種種問題重重問題，根源都在中央。中央就像第一污染源和災難源，污染了所有領域包括自然生態環境，製造了無數人道主義災難。

古人云：“天地閉，賢人隱，亂臣貴。”天地閉即乾坤毀，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也無以見春秋。易理和春秋精神不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亂臣賊子乘機紛紛跳出，冒充偉人和貴人，亂我民族，滅我中華，壞盡世道人心。

人類本來惡習深重，無論怎麼制度制惡、文化導良和道德導善，都會有人淪為欲望和利益的奴隸，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若文化政治制度法律皆惡，政府又鼓吹以階級鬥爭為綱挑動內戰或倡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民爭利，那麼，官場和社會叢林化就是必然的結果。

不教而誅謂之虐。中共的問題不是“不教”而是惡教，搞的是反文化、反道德的教育，以建立在唯物主義哲學基礎上的各種歪理邪說把人往壞里教。因此，官風民德特別敗壞，政治社會問題特別多。人心壞，一切壞。在正常社會很多問題本不成問題，但在中共統治下，往往小事化大，大事更大，變成災難。

父為子綱，兒女犯罪，父母要負主要責任；夫為妻綱，妻子貪賄，丈夫要負主要責任；師為生綱，學生邪惡，老師要負主要責任；官為民綱，民風惡劣，官員要負主要責任；君為臣綱，官德敗壞，領導人要負主要責任。百姓有罪，罪在官方，官方有罪，罪在中央，中央有罪，罪在領袖。

儒家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父子關係比擬君臣和君民關係，其實同中有異。於父子，着眼於子，重在孝順；於君民，則着眼於君主之德，很多民眾問題要追究作為“民之父母”的領導階級：“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鵠，而反修之於己。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矣。”（《荀子君道》）

儒家主張“春秋責備賢者”，政治文化社會地位越高，責任越重大，要求越嚴格；同時強調“禮不下庶人”，不能用道德規範去要求民眾，包括商人。我說過，現中國商賈階層多少都有原罪。中國特色註定了，商賈要成氣候，就必須得到特權階級的支持。他們與官府勾勾搭搭，無論主動被動都是一種無奈。對這種原罪，官府要負主要責任，必須從嚴追究。商賈有罪，罪在官府，大多數商賈應該得到同情、理解、寬恕和赦免。

現中國很多政治社會問題，其所由來者漸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積惡之國餘殃深重，更是勢所必然。長期積惡，後患本多，大量貪官惡吏還在邪說指導下惡制縱容下造惡不已，苦難尚未有窮期。在這種非人的社會做一個人，在黑暗的時代保持自心光明，為歷史性的反本開新保存和積蓄文化道德力量，是文化人的責任。2014-1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