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最終目標是將共和黨從目前控制它的保守和宗教極端分子手中奪回來。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兩黨妥協的基礎上的。極端分子控制共和黨的事實破壞了這一體系。如果我們要重獲平衡，就必須打敗極端分子。如果民主黨在2006年的選舉中獲勝，那麼我們就能夠實現這一目標。

　　　　我對參與政黨政治感到不安，特別是民主黨的政策和我倡導的政策出現分歧以來；事實上，如果其政策符合我的預期，那麼民主黨根本不會當選。我更傾向於拋開政治，但是我認為我有義務支持民主黨，直到共和黨脫離極端分子控制為止。其實我也希望支持能與保守主義運動相抗衡的智囊團和利益團體，但我又不希望它們成為保守主義運動的翻版。如果保守主義運動對開放社會構成了威脅，那麼採用同種方式的進步運動只會加深這一威脅。然而事實證明，保守主義運動效率極高。一個可以與之相抗衡的運動如何才能在保證同等效率的同時又遵守開放社會的原則呢？這個問題深深地困擾着我。

　　　　出於個人的考慮，我強調美國扮演了維護世界穩定、保護世界文明的角色，事實上這種說法誇大了美國的作用。我之所以選擇移民美國，是因為我試圖證明我的選擇是正確的。再者，當我嘗試影響美國的政策時，我有必要從美國的視角來看問題，但同時我還是一個歐洲人。美國沒能發揮正確的領導作用，這讓我相信歐洲人可以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如果事實真是如此，歐洲可以為美國樹立一個榜樣。或許現在是時候設立歐洲開放社會基金會了。同時，我也在努力成立一個阿拉伯文化基金。共同的語言能夠讓因教派衝突而面臨分裂的各個國家重新團結在一起，而它們的文化也可以與激進的伊斯蘭教派抗衡。毋庸贅言，歐洲和阿拉伯倡議都必須由當地人提供贊助以及負責領導。我的基金會則只負責提供初期的動力以及資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