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憶抗戰

    1937年北平盧溝橋“七七事變”之後，全國掀起對日的全面抗戰（其實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後，國民黨政府才正式對日宣戰）。當時我父親正在日本留學，在東京帝國大學準備上三年級。他是國民黨政府的半官費生（另一半學費由親屬出）。由於抗戰爆發，國民黨政府方面通知，留學生學費不能再繼續提供；由政府提供學費的中國留學生將回國參加抗戰，旅費由中國政府出。於是我父親和其他官費中國留學生在日本等待中國政府的旅費，以便回國參加抗戰。此間曾有東京帝國大學教我父親的教授面談，大意是：你是搞科研的，學業不能中斷，他可負責將我父親轉到英國讀書完成學業；學費由此教授負責籌措。我父親明確拒絕了，他說自己是中國人，現在中日交兵，他只能回國。

    大約在八月初，我父親坐輪船回到了上海。很快“八一三”抗戰開始。按理說，他自“八一三”抗戰開始，到三個月後國軍被迫後撤，都在上海參加抗日救亡，應該有很多記憶，可我從他那兒知之甚少。這大概因為後來父親參加中共，不便提國軍上海抗戰的事情。在我再三追問下，他只說後來的台兒莊戰役國軍取勝，而且是抗日戰爭中唯一的一次完勝；其他國軍打的戰役基本都失利或沒有取得實質性的勝利。

    對於上海國軍抗戰，他只是說在“八一三”抗戰剛開始時，中國空軍和日本空軍在上海上空頻繁交戰。中國空軍的表現很出色，可是後來飛機越打越少，以至後來日本空軍完全占了上風。對於國軍陸軍的抵抗，父親只是說“傷亡非常慘重，能打三個月很不容易”。傷亡的很大原因是日本艦隊開進長江，用大量重炮近距離對中國軍隊陣地狂轟濫炸。而國軍方面炮兵少得可憐，根本無法對日本艦隊造成威脅。

    淞滬會戰結束後，父親回到老家浙江溫州參加抗日救亡大約一年半。這段日子他有回憶錄記載，所以我知道不少他當時的生活。總的來說，他當時思想左傾，對國民黨地方上的腐敗很厭惡；不過他後來也在國民黨地方政府里當過區長。1939年他投考浙江大學，根據學業他插班三年級。我大舅也同時投考，他是從大學一年級讀起的。

    父親和大舅，已經他們思想左傾的同學們後來在浙大非常活躍。後來他們中間很多人（包括我父親）都成為中共地下黨員。父親在浙大的回憶就非常詳細了。浙大在抗戰期間不斷西遷，最後在貴州的遵義、湄潭、永興等地停下來，一直堅持辦學。父親是1941年畢業的，後留校在生物系任助教，師從羅宗洛先生。1945年抗戰勝利後，父親隨羅宗洛到中央研究院工作。

    根據以往資料，抗戰時國民政府並不鼓勵大學生參軍，而且大學生免服兵役。直到“1943年10月，蔣介石下了一道緊急手令：為了早日組成青年遠征軍，立即在全國徵集10萬知識青年，分批空運印度，接受美軍現代化的訓練。蔣介石這道緊急手令，並沒有得到大學生積極響應，報名的學生寥寥無幾”。“1944年豫湘桂大潰敗後，媒體和政府進一步宣傳知識青年從軍的緊迫性，此後大學生才大量參軍”；但參軍的大學生絕大多數也沒有到抗戰前線作戰。

    讀到此我想，父親和大舅，以及當時中國大陸的很多很多能考大學的人是否有意無意地逃兵役？其實他們以上學的名義逃兵役也是合乎情理的。中國傳統上是讀書人不當兵的。從實際情況看，當時中國有些文化水平的人很少從軍；不過共產黨的部隊裡可有不少前來投奔的學生。可見，國民黨軍腐敗略見一斑，願意從軍的知識分子寧肯去中共的軍隊。這些投奔中共的有文化的人很快成為軍隊的基層幹部，政工幹部居多。

    再，我父親講過，他的日本教授希望他不要中斷學業，送他到英國讀書。他當時作為一個有民族感情的中國人回了國參加抗日救亡。然而到了1939年又去上浙大插班。早知道這樣，他應該去英國讀書呀。這些對事物的看法的轉變其實很容易說明白，只是他不說而已。以後他成為中共黨員，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成為中共的幹部。可他骨子裡就不是中共這種官僚機構當官的料。1957年前他就不斷地犯各種“錯誤”，最終在1957年成為“右派”。本來他是可以成為一名很敬業的專業工作者的。想到此我也只有感嘆——想去做學問，就不要投身“政治”。

    我老伴兒剛來美國時在大學實驗室工作。她的老闆是個二戰老兵。那老先生當兵前在馬戲團演小丑。戰爭結束後就上了大學，後來成為科研工作者。在美國部隊裡他只是個普通士兵。當然，他在美國兵也不多見，但美國士兵的素質是中國士兵不能比的，起碼文化水平高。國軍的士兵多是抓壯丁來的。他們去和滿腦子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兵拼命？一對一肯定不行。蔣介石也明白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