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前輩陳樂民先生的遺著《臨窗碎墨》中《行己有恥與文明意識》一篇，其中說，“說實在的，‘倉廩實’未必一定能使人‘自動地’分辯榮辱，‘衣食足’同樣未必一定能使人‘自動地’懂得文明禮貌。倒是相反的事時常可見；例如直到今日，‘為富不仁’者有之，舉止去野人不遠的西其裝革履者有之，物質極大豐富而精神極度貧乏者也有之。對於人類的這一部分，怕都是由於缺了‘教之’這個環節的緣故。”（按，最後一句中的“教之”來自孔夫子答弟子問時所說的，“既庶矣”，應進而“富之”；“既富矣”，則應進而“教之”。）讀罷，拉拉雜雜地聯想到許多事情，覺得陳前輩這番感慨之言雖然出自平常，但是長盛不衰，可稱哀哉萬歲。

不知為何，鄙聯想主要不在街頭罵架一類，反倒是那些貌似已經形成了“規矩”的現象。例如，北京的十字路口既有交通燈，也有橫過馬路的人行道，交通燈有專為行人過街的指示。可是，不成文的“規矩”卻是：即使行人走在人行橫道內，面對為行人開的綠燈，只要有汽車轉彎橫過人行道時，駕車人照樣大模大樣地在行人前面強行。在各停車場裡，汽車更是從來不避讓行人。按說如今有車階級人數不少，但咱們看不到“實”與“足”應該帶來的“禮義”和“自愛”，只見一副幾千年的“為富不仁”相。

另有一種事，更是仿佛“規矩”得無可置疑，卻令人聯想更多。

今年初夏時在北京，家裡收到季度煤氣賬單，上面說明到各家銀行都可以繳付，共列了小二十個行名。拿了賬單出門，馬路對過就是民生銀行，單子上有它，但進門一問，說是不收現金，只許用銀行卡轉付。楞了一下，想知道是否各銀行都如此，“民生”的值班經理說不知道別家如何，反正我們這兒不收現金，但又加了一句，您可以到旁邊那家試試。出來，走兩步，到另一家，果然收現金，辦了。

就這麼點事，路沒多走，時間沒多費，有什麼讓人多想的呢?

看官，就在我跟“民生”的值班經理說了謝謝後一轉身時，發現身邊，幾乎緊貼着我，站着一位保安，正饒有興趣地在……旁聽?　不，在監視着我!　就在我將離開時，他居然還要說點什麼，讓那位女經理用手勢制止了。

一個花白頭髮的老頭，拿着賬單和錢要繳賬，一聽不行，多問了兩句話，既未表示不滿（當時確實只有疑惑並無不滿），更無絲毫衝突，就算你銀行重地防範要多加，可這位保安究竟看見什麼安全威脅了呢?

這使我一下就想到大名鼎鼎的“維穩辦”，想起對言論者的監視監禁、尋釁拘押和侮辱人格的種種。大家不妨想想，使用這些工具和手段，結果到底是什麼?　是維護、保持了穩定，還是勢將製造、激化導致社會不穩的各種因素?

開篇說的是陳先生提說的文明不會從富裕自動產生，而是需要經過教化（“教化”有時就是“文明”的同義語），然後又扯到銀行保安和“維穩辦”。這是因為筆者以為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與占據主流主導地位者的開化程度有關係。從一方面看，把持一切政治資源的社會領導者不講現代文明，不尊重公民的權利，只憑專政工具“教育”公眾，使民戰慄，“曉以利害”，會使社會的價值準則墮落。從另一方面說，在歷史前進過程中，這樣的領導最終要落在社會公眾的後面，它不能長久地拖社會發展的後腿，只能最終被公眾拋棄。

汶川地震時，報載武漢發生的一件事，是在高層建築內人員撤離時，不宜用電梯，樓梯上遂排滿了人，因前面有孕婦，下樓人層層傳語，勿相擁擠，秩序井然。那是在武漢，一個民風強悍之地。當今年輕一代能做到的事，看來比政府（更不必提一干無良顢頇的官員）要強得多。要說中國有希望，亮點委實不在權勢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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