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性靦腆，不習慣和生人打交道，每到一個新的環境裡總是很拘束，特別不適合一些場合，比如雞尾酒會，端着杯酒走來走去跟生人聊天，做了這麼多年外交工作還是挺彆扭。雖然我人很聰明，擅長逢場做戲，即便是不喜歡的事情也可以表現得很完美，但是骨子裡還是不太舒服。

像我這樣的人，最適合在大學裡面做個安靜美男，教中國文學，或者歷史，或者中國文學史，不應當會有什麼大出息。可是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認識了外交部的林總長，從此我的命運發生了改變。

那時候我還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管理員，主要的工作是新書登記編目。我很喜歡這個工作，每天和書打交道，聞着紙張和油墨的味道，沒事兒的時候就看看書，偶爾過來說話的也都是熟人。我的辦公室在北大紅樓四十九號二樓，打開窗就看到波光瀲灩的未名湖水面。窗前有一顆老桃樹，初春的時候開滿粉紅色的桃花，暗香涌動，微風送暖，陽光透過密密麻麻的枝葉照到窗台上。我一般早晨6點到，先去鍋爐房給自己打一壺開水，泡上一壺茉莉花茶。再去給李館長打一壺水。我打水回來，一般採購部的毛先生就來了。毛先生湖南人，高高的個子，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他給我推來一車昨天進的新書，這也就是我一天的工作，我把書歸類編號，按類別書名作者登記，快下班的時候，再把已經編目好的書，推到展覽部上架。

那天早晨我打好了自己的水，泡了茶，再來到了李館長的辦公室，看到李館長已經來了，正在打電話，見我進來就放下電話，跟我說，你先別打水了，讓你辦件事。

原來館長安排了一個講演，請外交部林總長給圖書館系的新生講讀書救國的道理，下個禮拜一的活動，館長寫了個日程安排，需要跟外交部辦公廳的人商量一下，正在給我們行政處的人打電話，可是太早了，沒人接電話，正好這時候，我進來了。

我接過信，有點擔心，我跟外交部的人不熟，我去了都要說什麼啊？李館長說，不用你說什麼。你就把信交給辦公廳的人就行了，其他事情不用你管。

我下了樓到了大街上，叫了輛黃包車就往東交民巷跑。巧了拉車的車夫是個小伙子，身強力壯，二十里地不到一個小時就到了。

到了大門口，門衛把我攔住了，不讓我進去，管我要北大圖書館的介紹信。我說館長派我來的時候也沒說還要介紹信啊。

門衛說那不行，沒有介紹信不能進。我說要不你打個電話讓辦公廳的人下來取。

門衛打了，辦公廳沒人。我說要不你打電話讓林總長下來取一趟。

門衛瞪了我一眼，撥通了電話，馬上滿臉堆笑。

門衛放下電話，說你上去吧，林總長的辦公室在三樓，上樓往右，301。

我上了三樓，往右拐，第一間辦公室就是301，我敲敲門，門開了，卻是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

我挺奇怪，說我找林部長。姑娘說你進來吧，我叔叔去開水房打水了。

小姑娘一身學生裝，短裙，頭髮烏黑，大眼睛，長得好漂亮。轉身回到桌前，在一張大紙上畫什麼，也不理我。

我站在那兒有點尷尬，也不好坐下。偷偷看着姑娘的畫，畫得好像是房子、院牆、樹，鉛筆畫，歪歪扭扭的，不怎麼好看。

這時候後面有人進來了，拎着一壺水。我一想這一定是林總長啊，趕緊上去接過水壺。林總長指了指桌子上的那個托盤，說謝謝謝謝，放到那就行了。

我把水壺放好，雙手遞上李館長的信，林總長看信的功夫，我順手給他倒了一杯熱水。

林總看完了信，放到桌子上擺好，抬頭看了看我，問我，小伙子，你叫什麼？

我說我叫什麼，林總又問，你在李館長那裡是做什麼的？

我說我是圖書管理員，主要的工作是編目。然後提綱挈領地把我的工作內容介紹了一下。

林總客氣地說，那你字一定寫得很好了，我說不敢不敢，家父管得很嚴，字一直練。

這時候姑娘一定是聽到了，抬起頭來，說先生，那你幫我在這寫幾個字好不好？說着，把她的畫舉了起來。

我一看，姑娘畫的是一個北京的四合院，白描，畫好了就好看了，現在看上去乾乾淨淨，線條清楚，細節豐富，只不過看上去不像是畫，倒像一幅我們圖書館裡那些西方建築書籍中的建築設計草圖。

我轉臉看林總，林總說：寫吧寫吧，正好我給你們館長回封信，你帶給他。

姑娘吭哧吭哧開始給我研磨，又從筆筒里挑了一管小楷圓毫，遞過來，指着畫右上方的空白處，說，就寫這兒。

我接過筆，左手拉着右手的袖口，想了想，工工整整地寫下五個字：人間四月天。

姑娘吹乾了墨跡，拿起字畫，對着窗戶看着，這時候林總過來，看了看轉過來跟我說，你別說，你的字還真是不錯。

姑娘也說好，放下畫兒，拉着林總長的胳膊，晃啊晃啊，說：你不是說你們辦公廳缺人嗎，你看車先生又會寫字，還給你倒水，你就讓他到你這做事兒唄？

我嚇了一跳，心裡打起鼓來。我在想如果林總長問我我應當怎麼說。我挺喜歡我現在的工作，又安靜，也不累，還可以看好多新書，不用和生人打交道，採購部的毛先生都混熟了，李館長對我也很好。可是外交部賺錢一定比我們多，聽起來體面，父親知道了一定高興。

我還沒想好，林總開口說話了。我這還真需要個人，你看，我早晨上班還得自己打水，怎麼樣，車先生要不就到外交部來，我跟李館長說？

我的品性就這樣，反應不過來的時候，從來不會說我需要時間考慮，喜歡假裝決斷。所以我毅然決然地回答到：好，只要李館長同意，我願意為先生效勞。

林總長笑了，說：我就喜歡你們年輕人做事果斷。那好，我們說好了，你回去把信送給你們館長，其他的不用你說，我馬上給李館長打電話。

我回去的時候，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好了。李館長接過信，跟我說林總已經跟他說了，他也同意了。他表示雖然他很喜歡我這個人，不願意讓我走，但我還年輕，外交部工作還是要比圖書館有前途。讓我明天就去報到。又囑咐我，現在中國正在發生大變化，要好好學習，為民族、為國家多做事情。

我連連答應，給李館長鞠了個躬，感謝他多年對我的照料。館長說不要客氣了，其實你一直以來對我也很照顧。你下午就不要做別的事情了，把手上的工作都交給毛先生吧。

我回到辦公室，毛先生已經在等我，一看我進來就過來用力握住我的手，搖了又搖，表示祝賀。他的手又大又溫暖，一雙眼睛炯炯有神。

我問他工作交接的事兒怎麼辦，只有一個下午了。要不要我拿一本書，從頭到尾做一遍，你看着，然後有什麼問題我在給你講？

他說不用，他看過我做這些事兒，早就熟了。每天毛先生放下書，我開始編目的時候，他總要在我這坐一會兒，跟我聊天，講一些湖南鄉下農民生活的事兒。我以為只是我跟他學到了湖南農民的現狀，沒想到他也學到了我圖書編目的事情。

而且，他接着說，我從你去外交部這個事兒，受到些啟發。我覺得我也不能在這裡再幹下去了。圖書館不適合我們年輕人。我們湖南老家，農村的問題很嚴重，農民生活很困難。我們幾個朋友，在長沙有一個農民問題研究協會，我在這再工作一段時間，攢點兒錢就回湖南，我準備把這些人好好組織起來，看能不能做些事情。

毛先生慷慨激昂，眼睛看着遠方，志向高遠的樣子，深深地感染了我。我握握他的手跟他說再見。兩個人說好不管今後怎麼樣，一定要保持聯繫。

我跟毛先生以後再也沒見過面。我講起這段往事，無非是想說一個道理，男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要有機會站到一個屬於你的舞台上。男人的舞台，比男人的能力要重要。有多大的舞台，就會做多大的事。就像我，一個害羞靦腆的人，本來應當一直在北大圖書館默默無聞地過一輩子。如果那天不是因為上班早，碰上了館長找人給外交部送信，我們行政處的人沒上班，怎麼會讓我去外交部；如果那天不是外交部辦公廳的人上班晚，沒接門衛的電話，我怎麼會碰上林總長本人？如果不碰上林總長，我就不會去外交部工作，也就不會後來派到駐美公使館做行政助理，直到十年以後，在駐英國大使館做到三等秘書的職位啊。

毛先生也一樣，聽說他回到湖南，如龍入海，很快就組織起了一個湖南農民生產合作社，把湖南的土特產賣到湘江兩岸大小城市。生意一直做到長沙，再由鐵路發展到上海、北京，一下子解決了農產品銷售問題，提高了當地農民的收入，這個合作社後來也成為三湘地區最大的農副產品經銷商，在長沙武漢還有多家食品加工廠。毛先生生意做大了，有專業的團隊管理產業，自己超脫出來，在北京上海常住，讀書寫字。最好做詩，一連出了幾本詩集，1949年還專門派人到倫敦送了幾本給我。我讀了他的詩，大多氣勢雄偉，意境優美，有時也有些淡淡的憂桑，有一首詩我記的半句，我以為是寫我：“未名湖畔，桃花又開，你卻不在”。

女人就不一樣，女人的舞台就是男人，嫁一個好男人，一輩子就有了靠山。林總長的侄女就是個例子，後來到美國留學，本來想學建築，但那時候女人不可以學入建築系，於是學習美術，旁聽建築課程。後來嫁給浙江來的老鄉校友，卻是真正學建築的，很有才華。旅行結婚的時候週遊世界，路過倫敦來看我，我請他們在唐寧街十八號喝的下午茶。小伙子彬彬有禮，神形俊雅；姑娘長高了，不再淘氣，端莊文靜。兩年以後學成畢業，雙雙搬到芝加哥，後來先生成為美國東部很有名的建築設計師，林姑娘幫她畫畫圖，偶爾寫寫詩歌，在美國一輩子白頭到老。當然後來的事情，我都是聽外交部在美國的同仁們說的，我跟他們再沒有什麼聯繫。不過在倫敦的時候，有時候海風吹來濃霧，幾天不見太陽，我就會想起那年春天，林姑娘讓我給她寫字，穿着學生裝，在外交部三樓總長辦公室的大桌子前，給我研磨時候的俏皮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