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下面的轉文，慶幸自己家裡並沒有這樣的代溝。

已大學畢業工作了數年的孩子今日打電話來，毫不掩飾對這場大選結果的失望。說的是關心他人和美國的未來。講了工作環境和周圍其他少數族裔（及一些同性戀）的同學朋友與他們的家庭，難以理解這大選結果，並為之而悲觀、甚至害怕。

聊後達到的共識主要是兩點。一是相信美國的體制保證，不會因為不一樣的總統出大問題，即“US can survive any kind of president"。二是O8政府這8年裡，在一些方面可能走得過急過快或有偏，換個人審視或糾正一下，若只是話說得過頭些，而非真走另向極端，不見得不好。何況這相對成熟的民主體制，應能有各種牽制，使其難以逆各族裔和睦共處的人類文明大流而行。

對孩子關心和了解其他少數族裔人的感受，感到欣慰。也贊同下面轉文中“等時間把所有爭執融化成愉快的碰撞”的說法。當然，還是要靠幾代人不懈的努力。想想美國比我們年長的上代人還經歷過種族隔離，不能同校呢。才數十年的時間，選舉中反映出，我們下一代中受過良好教育的不同族裔，尤其是少數族裔間，已融合得相當不錯。這對美國來說，當屬可喜可賀。

下文轉自《博客天下》

華裔母親選民：收穫了總統川普，“失去”了支持希拉里的兒子 |

原創 2016-11-09 作者：韓墨林 

11月9日，隨着70歲的唐納德·特朗普當選第45任美國總統，在佐治亞州的華裔家庭里，59歲的母親伊麗莎白（Elizabeth）也在和兒子亞歷克斯（Alex）的競爭中獲勝。在大選的最後一刻，伊麗莎白告訴《博客天下》，自己把選票投給了特朗普，亞歷克斯則投了希拉里。

但失落的依舊是母親。拋開美國總統大選的背景不談，這是一個發生在美國平常人家的故事，主角是母親和長大後漸行漸遠的兒子。

除了年齡、經歷，母子之間還有一層更深也更尖銳的隔閡——文化。伊麗莎白出生成長在中國吉林省，33歲到美國佐治亞州亞特蘭大打工，大西洋的風沒有吹去口音里濃重的東北味道；亞歷克斯學齡前赴美，佐治亞州立大學畢業兩年半，觀點中需要用中文來表述的部分，他一字一字說得很慢。

這些年，伊麗莎白看着兒子在她至今未曾融入的新土地上慢慢成長，而兒子的世界卻與母親的舒適圈越來越涇渭分明。不同的世界，引向不同的選擇。

不過，政見的不同並沒有讓他們放棄在彼此的平行世界中尋找一種新的東西：理解。

10月28日，亞特蘭大圭奈特郡（Gwinnett）機場，在議員Jay Lin和亞特蘭大商會會長李雁翔的見證下，華人川普助選團隊開着募捐租下的小型飛機，在高空拉出“華人支持川普”的英文標語，為川普競選造勢。地面60多個助選團員穿着支持川普的T恤衫，正面是英文“華人支持川普”，背面寫着中文“川留不希”，相當數量的市民旁觀了這壯觀的一幕。

亞特蘭大只是其中一站。大選前一個月，伴隨川普遍訪各州拉票的步伐，這個標語曾飄揚在美國31個城市上空。

兩天后，亞特蘭大華人生活網撰文稱：“上空飄過的不僅是橫幅，也是華裔草根運動興起的標誌。”

這是一場具有極端臉譜化特徵的總統選舉。在美國，它激起空前的投票熱情與歷年未見的社會分化，上一次這樣激烈的對峙大概要追溯到南北戰爭了。對許多選民來說，它考量的並非是價值共識下細微的政策分野，譬如內政的激進或是穩妥，外交的強勢抑或保守，而是一個看上去很模糊的命題：政治正確與否。無疑，選戰雙方真實的立場與政策——無論公開的還是潛藏的，遠比這複雜得多，但至少，對伊麗莎白匆匆趕在投票站7點關門之前給川普投下的鄭重一票來說，理由就是這個。

興奮的伊麗莎白髮來她與投票站的合影——這是她入籍後的第一張選票，意義不凡。紅磚頭房子，白色指示牌，四周環繞着大片草地，遠處停滿了車。一座並不起眼的建築，卻籠罩着對峙至膠着的肅殺與凝重。投完票天色已晚，隊伍並不長，伊麗莎白站在發色各異的人群中央，亮出V字手勢，笑容滿面。

很快，伊麗莎白得知川普已經贏下了佐治亞州的16票——這裡原本就是共和黨的票倉，川普的勝利在她意料之內。此時，真正需要攻堅的紐約州和加州仍懸而未決。大選的最終結果則要第二天見曉。“我這一夜大概很難入睡了。”伊麗莎白告訴《博客天下》。

據佐治亞州當地媒體報道，當天走出家門投票的華人數量，是前一次選舉的3倍。伊麗莎白身邊的華人朋友都去投票了。她與朋友交流得知，大家投了川普19票，含自己1票；希拉里6票，含兒子亞歷克斯一票。

川普飛機助選活動當天，伊麗莎白在朋友圈裡轉發了現場圖片，並為自己當時不在州內沒有參加活動表示遺憾。幾乎不看朋友圈的亞歷克斯看到後，回復了一句英文諺語給母親：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被煽動的人看不到真相里的邪惡）。

兒子的反應並非孤例。康奈爾大學、斯坦福大學和范德堡大學的3位學者Alexander Kuo、Neil Malhotra、Cecilia Hyujung Mo曾在他們的課題研究中發現，作為少數族群的亞裔，他們的政治選擇直接受到所感受的“社會排斥程度”影響。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正因為此，在歷屆選舉中，對少數族裔持更包容政策的民主黨在華人中的支持率一直居高。2008年奧巴馬與麥凱恩的對戰中，伊麗莎白還沒有入籍，但她記得，奧巴馬巡迴演講時鋪天蓋地的支持聲浪里，華人的聲音非常堅定。

“直到2016年我們對他忍無可忍為止。”伊麗莎白說。

在她眼裡，包括自己在內的華人，處事風格一直是“自掃門前雪”，並不熱衷政治。然而，最近一兩年，情況發生了變化，華人開始廣泛參與社會運動，逐漸進入美國主流媒體的視野，並開始嘗試對決策施加影響。

伊麗莎白在美國參加的第一次遊行，由2016年年初華人抗議梁彼得案判罰不公引起。這是她到美國的第26年。

案件大致情況是，美國華裔警察梁彼得在黑暗混亂的環境中誤殺一名非裔青年，被大陪審團裁定5項罪名成立，可能面臨最高15年的監禁。這在華人群體引發一片激憤，憤怒源自明顯“不公平”的判例：此前發生的弗格森·布朗案和史丹頓島加納案中，均是白人警察誤殺黑人，結果卻免於起訴。

從東海岸到西海岸，40多個城市中，華人掀起聲勢浩大的反對浪潮，紛紛湧上街頭舉牌抗議。事後美媒評價此事為“美國歷史上華人群體規模最大的一次遊行”。

2016年2月21日，亞特蘭大的遊行中，伊麗莎白手舉 “為了公平，為了梁彼得”的牌子，在人群中高喊：“這是赤裸裸的雙重標準。”

兒子亞歷克斯隨她前往，沒有喊口號，只是靜靜地從頭看到尾，最後丟來一句讓她噎了一中午的話：“這不是在爭取平等，這是在爭取平等的殺人權利。”

亞歷克斯向《博客天下》解釋，梁彼得案的判決基於許多錯綜複雜的原因，與上述另外兩樁案例很難一概而論，包含違規用槍、事後救治不及時、庭前隱瞞事實等必然導致判罰加重的因素，若一定要深究，可以寫出10頁論文。諸多原因中，種族的原因不能說沒有，但是要排在後面。

亞歷克斯坦言自己並非法律界人士，所說只是個人看法。據他觀察，在美國各言論平台，對此案公平與否爭議很大，是一個“各有討論餘地”的事件，並不包含斬釘截鐵的善惡區隔，之所以引起這麼大規模的抗議，是“大家需要一個象徵”。

亞歷克斯口中的“象徵”，亦是伊麗莎白歷數的美國華人政治運動“三大旗幟”：梁彼得案、《Meet the Flockers》事件（非裔歌手YG寫了一首題為《遇見劫匪》的歌，歌詞詳細描述了如何到華人居住的區域進行入室搶劫，華人抗議下架無果），以及加州民主黨推行的從求學到就業全領域AA法案（平權法案）。

遊行結束之後的4月，梁彼得案改判結果出爐，刑期改為5年緩刑，並執行800小時的社區服務。伊麗莎白十分欣喜，認為這是一場“民族的勝利”。她長達6整段的感慨在朋友圈里被40多個人點讚，亞歷克斯一個字也沒有回覆。

意識到“抱團”重要性的華人，在微信群里商議成立“川普助選團”，發展了來自28個州的6000多名成員，伊麗莎白並未加入，但經常在群里加油鼓勁。

▵川普助選團（圖片來自網絡）

這些助選川普的華人，用伊麗莎白的話講，與其說是支持川普，不如說是排斥希拉里，他們認為後者意味着奧巴馬政策的延續，也即令華人深惡痛絕的“政治正確”的延續。另一個層面看，在兩屆任期經濟低迷的背景下，奧巴馬的稅收政策不利於商業發展已成輿論集咎之源。相關數據顯示，2001到2013年，僅僅因為對華貿易，美國就損失了320萬個就業崗位。在這種現實下，川普提出的“勞務保護”計劃儘管存在諸多不現實之處，但無疑意味着另一種可能性的存在，一種嶄新未來的暗示。

亞歷克斯眼中的川普助選團“像一種宗教”，掌握了從下定義到作解釋的一切權力。9月25日，加州州長批准了亞裔細分法案。該法案由民主黨議員提出，要在教育領域裡細分亞裔。這個消息在華人微信群里被直接解讀為“教育平權就是斷了華人孩子上大學的路子”，並呼籲支持川普，儘管後者在這個領域尚沒提出任何明確政策。

亞歷克斯也不喜歡平權法案。他一直耿耿於懷，與自己成績相近的拉美裔朋友去了佐治亞理工學院，而自己只錄到佐治亞州立大學，但他覺得母親在這個問題上的邏輯“非此即彼，十分野蠻”。

他對川普本人的評價更加乾脆：“不體面，充滿歧視，謊話連篇，蔑視規則。”縱觀川普選舉史，這似乎並不是一句意氣之評。

伊麗莎白認為，兒子的觀點“被大學教育帶偏了”。在美國許多大學，反政府左翼已成為一種“潮流”，使大學成為民主黨的天然“票倉”，共和黨本就望倉興嘆，而完全不對精英口味的川普更加難以撬動大學的牆角。“他應該睜開眼睛，看看屬於他的族裔的真正訴求是什麼。”

在美國，經常有留學生把亞歷克斯當成ABC（出生在美國的華人），印象來自格外挺直的腰杆和非常自信直視對方的眼神。同學說，憑着這種“氣質”，他能從一個房間的中國臉孔中準確指出哪幾個是ABC。亞歷克斯不知道這是不是吹牛，但他可以肯定的是，美國人絕對沒有這樣的本領。在美國人眼睛裡，亞歷克斯和母親伊麗莎白身上有着相同的一望即知的標籤——黑眼睛和黃皮膚，這使他們在生活中時常遇到相同的問題：你來自中國嗎？

伊麗莎白會非常自豪地說是的，亞歷克斯會平靜地迴避掉這個問題。說到這裡，他略略停頓，對《博客天下》說，這並不是偏見，只是與童年回憶里的中國確實無法建立起深刻的情感聯繫。

伊麗莎白初到美國時只帶了500美金，像大多數一代移民的故事一樣，白天艱辛創業，揮汗如雨，晚上在深夜裡細細咀嚼舉目無親的異鄉滋味。兒子留在國內，由母親照管。有一天，只有8歲的表姐牽着小表弟出去玩，路上把表弟丟了，表姐也不敢回家，兩個小孩子在相隔幾條街的黑夜裡哭了好久，直到被大人發現。

家人誰也沒有通知伊麗莎白，怕她擔心。伊麗莎白過年回家才知道此事，在母親刻意淡化了語氣的敘述中，她心驚肉跳，繼而陷入痛苦和內疚：兩個家庭差點毀掉了。

儘管生意還沒闖出門路，生活日益維艱，伊麗莎白還是以最快的速度把兒子帶到了美國。然後，正如她預料之中並且在心裡一遍又一遍“預演-說服”過的那樣，她“失去”了兒子。

兒子適應美國比伊麗莎白要快。僅僅幾個月後，她已聽不懂兒子與上門來玩的小夥伴飛快的英語對答。3年後，母子的睡前交流不見了。5年後，她不得不適應兒子對她直呼其名，並在過年回國探家時，尷尬地向親友作解釋。

伊麗莎白很慚愧自己遠遠不如兒子。來美多年，她的朋友還是僅限於教會認識的華人，和越洋電話那端的髮小。那是她的舒適圈，圈子之外的一切讓她緊張。

伊麗莎白希望兒子能找一個留學生妻子。一天，在醞釀了好幾遍勸詞之後，伊麗莎白小心翼翼地向亞歷克斯提出這個請求。兒子非常奇怪地打量她幾眼，上樓了。

對亞歷克斯來說，成長未必如母親所想的那般順利。

亞歷克斯反覆提到華裔漫畫家楊謹倫，他的畫冊講了很多在美國生長的華裔孩子的故事，包括他們在中小學時期進入白人孩子圈所受的欺凌。其中有幾則故事讓亞歷克斯心酸，譬如男生中普遍認同的力量崇拜，使更重視成績的亞裔不太可能成為學校里受歡迎的一群。讀書的時候，亞歷克斯很受這事困擾，他甚至一度覺得努力沒什麼用處。

母子有各自的煩惱，但不會向對方傾訴。在他們的兩個世界裡同時掀起波瀾的，是這屆選舉前風雲攪盪的美國社會。

亞歷克斯是基督徒，讀初中時，學校每天會舉行晨禱儀式，後來由於非基督徒家長的反對，這個儀式取消了。再後來，回母校拜訪時，亞歷克斯發現，學校為穆斯林同學專門設了一個禱告室，他有些困惑。

伊麗莎白的教會朋友告訴她，加州一所學校之前開展過對LGBT（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雙性戀者與跨性別者首字母縮寫）群體的支援活動，一個學生穿着反對LGBT的襯衫上台，直接被開除了。

她第一個想法是擔心兒子，兒子是保守派基督徒，而且性格執拗，她覺得那就像“兒子會幹出來的事情”。

亞歷克斯看得開這些。有時，見到從大陸來的男同學穿粉色T恤、緊身褲，大陸女生好朋友手拉手走路，他會婉轉提醒：在美國文化中，這樣的行為會被直接貼上同性戀的標籤。

伊麗莎白更加擔心的是，華人圈中流傳民主黨倘若上台將會使冰毒合法化，並要仿吸煙室的形式在街頭興建吸毒室，每個成年人都可以隨意買到冰毒。聽到這個消息，她氣炸了：兒子要是學壞了可怎麼辦？

更難以理解的事情襲來。伊麗莎白初到美國時，聖誕節大家都說“Merry Christmas”，她認為這只是一句很普通的祝福語。可是後來，大概就是這五六年間，悄無聲息地，這句祝詞變成了“Happy Holidays”。

祝福語的變遷背後，藏着微妙的“政治正確”。Merry Christmas本是西方世界沿用千年的聖誕祝福語，但隨着美國近年宗教平等的意識被強化，以穆斯林群體為代表的部分少數教派認為Merry Christmas暗示基督教霸權，對其他宗教有侮辱性，在這種抗議下，Merry Christmas被語義中性、更加“安全”的Happy Holidays所替代。

然而，令美國媒體津津樂道的一幕是，2015年12月初，川普演講時，一位聽眾提問時先問候“Merry Christmas”，川普立即大聲回應：“Yes! Merry Christmas! ”滿座一齊高呼“Merry Christmas”。

伊麗莎白覺得這一幕大快人心，亞歷克斯評價這是政客的表演。但難以否認的是，反對“政治正確”化身這個角色，在整個選舉過程中，使川普獲得擁躉無數。在亞特蘭大華人生活網的採訪中，伊麗莎白身邊的朋友紛紛表示，他們投川普就是為了這個：“政治正確，Happy Holidays，徹底受夠了。”

亞歷克斯說，這大概是“政治正確”壓力下，選民多年隱忍的一次總爆發吧。

他認為，每個社會都有發展過程中埋下的傷疤，對美國來說，就是種族主義。奴隸制的歷史傷口太深，當正在歐洲爆發的移民問題同樣困擾美國時，“政治正確”的矯枉過正必然存在。但它仍然是少數族裔的保護傘，更是文明包容共生的基礎。

伊麗莎白和亞歷克斯往往困惑於同樣的事實，但觀點總是尖銳對立，就像一源江水註定要奔向不同的溝渠。目前，美國約有30萬華人非法移民。大選前夕，非法移民的大赦和投票權的問題在電視上反覆討論。伊麗莎白看一次生氣一次，她認為，這樣的政策，對他們這樣早年在美國拼事業掙身份的打工者，以及現在挪開GRE、畢業證書、工作簽證3座大山，正在排隊等待遙遙無期的綠卡的年輕人，是非常大的侮辱和不公平。

亞歷克斯完全不能理解母親的想法，他認為，母親一邊希望自己所在族群發聲壯大，一邊在拋棄擁有同樣血脈的另外一些人。

甚至包括鳳姐。亞歷克斯沒預料到鳳姐也在公開媒體中支持川普，而且態度堅決。作為非法移民，鳳姐更有可能從民主黨獲得大赦，但在站隊中，她仿佛絲毫沒有考慮這一點。

這種決心令亞歷克斯費解，他意識到自己或許從未接近過母親的族群，儘管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員，可是面對那些人的抗爭、抉擇以及背後的淵源，他覺得自己自始自終都是一個局外人。

像每一個焦灼的母親那樣，伊麗莎白迫切地想走近兒子。最近她有了新花樣，晚飯做一餐複雜的飯菜，這樣兒子不會太快吃完，多出來的時間可以和她交流。

這個方法仿佛有些奏效，兒子的話雖然還是不多，但慢慢吃完一餐飯，時不時攀談幾句，在仿壁爐風格的橘黃色夜燈籠罩下，總會平添幾分溫暖和默契。

亞歷克斯了解母親的心思。他很少接觸華文書籍，沒讀過龍應台寫的《親愛的安德烈》，但有一句與那本書不約而同的感慨：愛，不等於喜歡，也不等於相互理解。

在亞歷克斯已經很模糊的記憶里，童年的他與母親並沒有太多親密的時刻。他當然知道母親對自己的關心無微不至，但他的一半童年在中國度過，那時的母親在電話另一端，當自己帶着另一半童年到美國時，母親也沒有表現出過分親昵。美國父母對孩子的愛是熾熱而張揚的，在家長與孩子的互動會上，美國小朋友玩遊戲贏了，母親會撥開人群衝過去，給孩子一個誇張的擁抱，而他贏了，母親只是在不遠處點頭鼓勵。仿佛有那麼幾次，母親想要衝過去，卻總是因為不好意思而收住腳步。

他回憶，再回憶。歷史課上，老師有時會講起遙遠的中國，那片他並沒有留下多少記憶的故土。令他有點尷尬的是，每當做關於中國的Presentation（課堂演示）時，老師總是最期待他的那份，亞歷克斯也默認了這個主題自己應該做到最好——他說這大概是一種無法迴避的身份歸屬。查到的資料看不明白，亞歷克斯會去詢問母親，這時母親會眉飛色舞，話匣子開半天也收不住。

很久很久，亞歷克斯才意識到，他的家鄉是母親的異鄉，隔在他們中間的，是愛也無法融化的、沉重而生硬的文化隔閡。

伊麗莎白拿到綠卡很早，但申請入籍很晚。回憶起舉起右手宣誓入籍的時候，她說這是她人生中最莊嚴的一場儀式，仿佛宣告了某個終極決斷，關於放棄，也關於選擇。她說不清自己的矛盾在哪裡。就像一根線，這邊拴着兒子，背影遠去再遠去，最終模糊成一個點；那邊拴着家鄉，紅磚灰瓦，青青麥浪，故土恩深，但就像已經斑裂泛黃的相片，那些回憶和色彩回不去了，就意味着徹底回不去了。

這個有些彷徨的母親覺得自己“兩頭都抓不住，哪邊也不屬於”。

伊麗莎白對民主黨抗議最激烈的部分，是從求學延伸到就業領域的平權法案在加州已經推行開來。她不了解被稱為美國高考的SAT的積分規則，於是這樣比喻：“黑人20分上哈佛，我們中國孩子就得考80分，你說這公平嗎？”還有找工作，“華人成績好，所以硅谷那些大公司里招好多華人，現在要按族裔比例分名額，吃虧的又是中國孩子，我們中國孩子太苦了。”

當伊麗莎白提及這些令她憤憤不平的“不公平”時，掛在嘴邊的總是“我們中國孩子”，她從來沒有直接說“我的孩子”。只是有一次，她談到華人就業的話題時，不假思索用經濟學專業來舉例——那正是亞歷克斯的大學專業。

伊麗莎白和亞歷克斯都知道，母親對兒子的愛，和兒子對母親的愛，無論過去還是將來，永遠也不會改變，它一直在這裡，安靜滋養，默默綿延，這是一切理解和默契得以生長的溫厚土壤。接下來，母子分歧已久的總統大選已經塵埃落定。他們只需要等待，等待兒子靠近，母親融入，等時間把所有爭執融化成愉快的碰撞，越過兩個世界。他們一直是一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