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慶棠的回憶（上）

  （經過“文革”的人都知道劉慶棠，他是芭蕾舞男演員，“文革”中“飛黃騰達”。劉慶棠1932年生人。建國後被送到蘇聯學習芭蕾舞。回國後，在中央歌劇舞劇院芭蕾舞劇團任演員、演員隊副隊長。“文化大革命”期間，任中央芭蕾舞劇團革委會中共核心小組副組長、中共中央芭蕾舞劇團黨委書記、文化部副部長、中共十大主席團成員、第四屆全國人大主席團成員。1976年10月後被隔離審查，並被開除黨籍。1983年被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積極參加反革命集團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和誣告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他的回憶錄讀起來會有點兒意思。——本帖編者）

  劉慶棠是樣板戲《紅色娘子軍》中黨代表洪常青的扮演者。他是個愛聊天的人，閒談中說了很多舊事。採訪者在1998年7月15日、2001年1月31日時曾詳細筆錄他的口述，現根據此記錄原稿稍加整理成文。劉慶棠已於2010年夏天病逝。現在整理的口述稿只是從劉慶堂自己的角度，講述了他所經歷所知道的一些事情，所以都用第一人稱。

留着山羊鬍子的姚文元

　　我與姚文元初次見面是在1968年，在樣板戲劇團大會上見到的。

　　八十年代初期，在秦城監獄專案進行得差不多，一撥撥人走了，人變少了，就讓我們幾個一塊兒看電視。看電視時，誰跟誰在一起，都有安排。我和遲群、王洪文三人在一起看了好幾個月，姚文元突然加進來了，我們都沒有思想準備。第一次他來時留了鬍子，山羊鬍子竟留到胸前，禿了頭髮，跟我們打招呼，比過去開朗熱情，很願意講話，他說：“你們都在這，都在這……”，“今天我們一塊看，多幾個人看熱鬧……”

　　“文革”年代他的話很少，讓他講才講，不會主動講話，是個挺悶的人。他在台上時很少開玩笑，在公開場合顯得拘束。開會時要是周總理、江青在場，都要特意提醒一句：“文元同志說點意見……”他才會說一點。

　　我驚奇地問他：“怎麼留起鬍子？”他說：“好啊，留了鬍子顯得老成……”說着就哈哈大笑起來，變得十分爽朗。在看電視的過程中，他會主動評論。在我的印象中，他評價過女歌唱演員王靜的唱法，還有一個殷秀梅是中央廣播樂團的，這個團原來歸姚文元領導，他對這個團的演員比較了解。有一次電視裡播殷秀梅的獨唱，他評論了一段：“在女高音中，殷秀梅是最好的，聲音表達得好，情緒好……”他問我們覺得如何？我說：“你說得對，她學了美聲，同民族唱法相結合，過去唱革命歌曲沒有全用美聲……”王洪文、遲群在一旁說：“你們是專家，要說起專業評論，我們是外行，懂得少，只是看熱鬧……”

　　姚文元原來內向安靜，好看書。我覺得他到了秦城後性格是有一點變化。有一次看電視時我問他最近在做什麼事？他說：“看書，寫點東西……”後來監獄裡我認識的小朋友（指看守）告我，姚文元寫了一本哲學方面的書稿，是談辯證法的，他要求出版。

　　當年我是42歲，他有47、8歲，看上去顯得老了，但他的身體素質還可以，還是顯得健壯。他老跟我說：“鍛煉鍛煉啊……”我說：“我每天都鍛煉……”他說：“我也鍛煉……”他問我：“你看我怎麼樣？老成一點？”我說：“是起了作用，老一點了。”他聽了就“咯咯”笑起來。過去他很少開玩笑，很嚴肅的，現在也說說笑笑，有時還笑得特別大聲。遲群就願意跟他開玩笑，逗了說。

想罵就罵的王洪文

　　我一開始是和公安部一位姓趙的副部長一起看電視，他是井岡山時期的老紅軍，曾當過成都軍區政委。談到自己的事情，他說：“我一點都不後悔，是毛主席讓我來公安部的。”

　　後來我和王洪文、遲群一塊看電視，長達兩年時間。屋裡有兩排沙發，一長一短，我們請王洪文坐前排，他願意坐後排，說坐在後面便於議論。警衛們做在後排；但他們都是小年輕，知道我們不會出事，他們盡在門外玩，等電視結束了才陪着我們回去。我們一般從晚上七點開始看，一直看到節目都沒了，中間就是七嘴八舌評電視劇和文藝節目，會說哪位演員好，哪部戲好。

　　有一段時間突然加進來一個老廣，五十五歲左右，不說姓名。小兵們說這個人原是總參搞情報的，出了大問題，出賣了什麼重要的地下組織，所以請他回來開會就扣住，判他死刑，緩期執行。遲群和我心裡明白，知道他想打進我們圈子，刺探情況，想立功減刑。小兵說：“你們要小心，他不懷好意……”我們說：“我們哪能看不出來……”我們知道這是一個釘子，合計把他拔走。

　　問他姓名、單位，他不說，我們就火了。王洪文剛好此時來了，他跟我們熟，有說有笑。老廣問我們，我們不直接回答，防着這個人。

　　王洪文後來是什麼都敢說，怎麼想就怎麼說，無所顧忌。1984年國慶閱兵，我們是當天晚上看了，第二天監獄方面又來徵求意見，我們都說：“沒看夠，還想看。”王洪文說：“對對，我們還想再看。”監獄負責審查的人希望我們看，好收集我們的反應，就說：“沒問題，明天還放，重播一次。”結果轉天白天又看了一遍，就王洪文和我兩個人。王洪文評說一些，諷刺鄧小平等台上的中央領導。他這樣說時，屋裡人很多。他們這樣問我：“老劉，這麼大的閱兵，看了有何感受？”我也沒多說什麼。

　　記得有一次王洪文跟我們去看那幾塊菜地，就當着散步鍛煉。走着走着他突然間摔倒，遲群和我趕緊伸手攙扶他，但沒抓住。警衛不讓我們動他，對我說：“老劉，他已經犯過好幾次了，你們千萬不要攙他，你們要攙他，十分鐘才緩過來；不攙他，五分鐘就緩過來了……”我們就坐在馬紮上看着他，果然五分鐘後他的手腳能動了，衛兵就上前扶他坐起來，拍他身上的土，他臉色還是剎白，眼睛睜不開。等他坐兩三分鐘後，想站起來，我們和衛兵攙他走了一圈，臉色就正常了。他主動問我：“慶棠，剛才我是不是犯病呢？眼前一黑，什麼都不知道。看你們的神態，看我身上的土，我知道自己又病了……”他說，已摔過一二十次，大夫說是植物性神經紊亂，臉都摔破幾次。

　　他後來悄聲地跟我說：“過去曾有一個星期摔過兩次，現在大家在一起，心情好，半個月才摔一次。”

　　王洪文原來身體是很好的，茅台酒能喝兩瓶，酒量接近周總理。記得當年“文革”中我們在京西賓館開會，晚上大家一塊到我們屋裡坐一會兒，準備了酒和花生米。就在這時，許世友司令來了，他一進門就說：“我就知道你們有酒，喝喝……”喝到興頭上，他跟王洪文、我們幾個人一一掰手腕，是一個有趣的人。

　　後來，遲群有病先離開秦城，國慶閱兵後又查出我得了肝炎，讓我住院，只剩下王洪文一人。以後他的情況就不了解了，可以想像他的心情不會太好。

　　王洪文是想罵就罵，其實他談論政治很少。姚文元與王的性格不一樣，做事說話有分寸，我沒有聽見他與人吵架。遲群和我從來不亂說話，要經過思索才說一些。遲群和謝靜宜是毛澤東身邊的人，了解的事多，說話更謹慎穩當。

不說話的張春橋

　　張春橋後來很少說話，別人說好的不回答，說不好的更不回答，一般人達不到這種境界。他在秦城得了膀胱癌，請了原周總理治療組吳階平等6位大夫來看病，手術很成功。我在秦城無意中碰到他一次，看到他頭髮光了，顯得很胖。

　　後來我住在公安部所管的復興醫院，一位劉姓大夫告訴我，住在隔壁病房的是張春橋，見到來訪的公安部部長，自己照樣看報不搭理。部長說：“張春橋，最近身體怎麼樣？”不搭話。部長又說：“你對我們有什麼不滿意，可以提出來。”張春橋還是不說話。旁邊的人急着說：“張春橋，部長問你，你回答，你應有禮貌……”張春橋依舊不吭聲，部長只好說：“今天先說到這，等有機會下次再說……”

　　可是沒等部長出了房，張春橋就跟大夫們說話，非常有禮貌。

　　依我的觀察，以前工作時張春橋確實話很少，別人說話他認真聽，最後才說幾句。江青、上海那些人佩服他，都聽他的。講一個比喻，如果張春橋說奔東，原來說去西的江青也只好改變，也奔東去。

　　毛主席病重時曾提出想看影片，甚至提了三看三不看的原則（不知道具體內容是什麼。——編者）。這個事情就由我、廣東省委書記韋國清、香港港澳工委梁某某負責，向香港邵氏電影公司借來中外影片五百部。我事先審查片名和材料，然後打電話告張耀祠、張玉鳳、毛遠新，讓他們到發行公司去取片子。

　　1977、1978年批判我時，提及這件事，就說我是巴結江青、張春橋，好像特意要給張春橋看電影，上綱上線很高。我說，你們冤枉張春橋，他愛看報紙，就是不願意看電影。每逢節日上映新片前，我要打好幾次催促電話，讓他趕快審查，說：“五一節要上映，再不審查就來不及印拷貝呢。”他才答應說：“第二天一起床就看……”審片時，他意見不多，總是說：“同意你們的審查意見，很好……”有時也會提幾個小地方修改，江青、姚文元在這方面提意見提得多。

　　張春橋與鄧拓曾經在《晉察冀日報》一塊工作過，他當過鄧的副手。1965年底批《海瑞罷官》之前，張春秋偷偷地向鄧拓通風報信。1976年11、12月間，當時鄧拓、“三家村”還沒平反，《人民日報》刊登了批判張春秋的長篇文章，裡面就提到張春橋給鄧拓報信的事，把鄧拓和張春橋都一塊罵了。當時我們關在西直門國務院第二招待所，看到了報紙，這一段話我印象很深，因為覺得突然，沒有想到還有這樣的事。我反覆想這件事，覺得張春橋與鄧拓有私人關係，在大風浪來臨之前，他冒着風險通報只是希望老領導鄧拓要有思想準備，能沉住氣。

江青與文藝界二三事

　　我見過江青與周總理爭執，爭得臉紅耳赤。江青對我們說過：“我從來沒有反對過周總理，但我們有時意見不同……”在我們眼裡，江對總理是尊重的。我們當時就聽說，當年在延安時周總理是支持江青與毛主席結婚的。

　　到人民大會堂開國務院會議，吃工作午餐不要交糧票。而到釣魚臺開會，江青要讓我們交錢、交糧票，不許揩國家的油。老太太自己也交，非常認真。

　　京劇老演員裘盛戎老向（每月）幾十元工資的年輕人借錢，錢數積起來變得很大。江青知道後替年輕人焦急，要裘自己去還這些錢。

　　當時京劇名師李少春境遇不好，江青有意讓他去當教員，有改善、保護之意。有一次李少春遇見我，就問：“讓我當教員，你知道嗎？”我說：“江青同志同意你去……”他怕此事是假的。但江青對此事很認真，一直惦記着。有一回李少春病了，精神方面壓力大，有點失憶。開會時，江青問：“李少春同志怎麼樣？”浩亮說：“現在好一些，記憶好一點。”我把李少春跟我說的話轉述一遍，說：“他有顧慮，怕是假的，怕去了又挨打……”江青一聽很激動，動情地說：“你跟他關係密切，多做工作，對他的病情有好處。”我們就去找他，多方鼓勵他。

　　後來李少春病危，住進積水潭醫院。我把這個消息告訴江青，她說：“你什麼時候去？你今天就去吧，代表我去看看他，問一下在治病方面需要什麼幫助？”我們當天下午就去了醫院，李少春愛人侯玉蘭守在那裡。李少春已處於彌留之際，我握住他的手，他睜開眼睛看到我，我小聲地告訴他江青慰問的話語。他彌留了三天，在場的醫生告我，他還是有下意識的反應，還有一種直感。

　　裘盛戎等名師由於歷史原因有抽大煙的習慣，文革中被迫停了，受不了。裘有一天直接告訴江青，請求幫助。江青酌情同意，建議由醫生控制，少量飲用，讓他上台演出，同時慢慢戒掉。她說：“這是舊社會給他帶來惡習，要勸他改正。他是國寶，應該好好保護。”

　　運動前江青曾對八一廠導演嚴寄洲的影片提了修改意見，嚴寄洲沒改動。江青就批評他固執己見，不把我們放在眼裡。結果運動中江青的話被用上，整得他很苦。江青認為這樣處理不好。1974年我管電影，江青找我：“慶裳，給你說一事，嚴寄洲給我來過一封信，很誠懇，說好幾年沒工作，想發揮點作用，悶得慌。文革中整他厲害，有人利用我隨便說的話，折騰他不輕，弄得我現在很困難。你去一趟八一廠，不要提我，怕八一廠又有人折騰。你出面保他，讓他出來工作，他有這個能力。你替我保一下，你明天就去，然後給我回電話，不順利的話，我再給你出主意。”

　　我就去八一廠開座談會，演員王心剛、張勇手、李炎，總政陳亞丁等都來了。我問八一廠創作情況，順便抽空問到：“嚴寄洲同志情況怎麼樣？”陳亞丁說：“群眾衝擊厲害，壓力大，靠邊站，情緒消沉。”我又問，身體如何？他們說不錯。我說：“事物是一分為二，他是有錯誤，但也是對電影工作有貢獻的人，長期不工作，對八一廠是損失。身體挺好，應該早一點讓這個同志出來工作，你們看有否困難？”陳亞丁聽了覺得驚訝，他也明白這不單單是我的意見。王心剛事後告我，已向嚴寄洲轉達，他流了眼淚，表示要做貢獻。第二天嚴就出來工作了。

　　1977年嚴寄洲在報紙上刊登大文章，揭發江青怎麼迫害他。我看了就想，其實有一段江青對他的導演工作還是過問了，力所能及地關心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