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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中國與世界的地位 (一)
送交者: 熊月之 2005年06月06日22:11:09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上海在不同時期的中國,地位很不相同。在古代,從先秦至唐宋時期,她從邊緣逐步走向中心;從元代至清代,處於繁盛之區。在近代,她是中國特大城市,最大港口,對外交往基地,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是多功能經濟中心,也是全國文化中心之一。1949年以後,她依然是中國特大城市,是中國工業基地、財政支柱,1990年代處於改革開放前沿。
      
      1.代上海在中國的地位
      
      古代上海在中國的地位,分兩個階段討論,一是從先秦至唐宋,二是從元至清。
      
      
      先秦至唐宋:從邊緣走向中心
      
      
      以城市歷史而論,上海地區雖然開發很早,六千年前已有先民生活,但設立獨立的行政建置並不算早。在唐代以前,在中國數以百計的城市中,在形形色色的州名、府名、郡名、縣名中,人們還找不到“上海”。以社會綜合發展程度而論,春秋以降,秦漢以前,中國政治大舞台是中原一帶,春秋五霸,戰國七雄,楚漢之爭,主戰場都在中原。社會、經濟、文化重心也在黃河流域。約戰國時寫成的《禹貢》,將天下分為九州,按肥瘠程度,將九州土壤分為九等,今陝西、甘肅一帶的雍州最為肥沃,列上上等,為第一等;山東、蘇北一帶的徐州列上中等,為第二等;今上海地區所在的揚州列下下等,為最差的一等,所標土壤種類為“塗泥”,意為土濕如泥。古時排水與灌溉技術不發達,先民無法有效利用沼澤地帶的粘質濕土,故認為這種土壤肥力最為低劣。戰國時期全國有較為著名的經濟都會26個,其中22個在黃河流域,如長安、咸陽、洛陽等[1],長江以南僅有姑蘇等四個。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文化繁盛一時,諸子崛起,百家爭鳴,但是,從老莊、孔孟到申韓,其代表人物主要集中在魯、齊、楚、魏等地。據研究,春秋戰國時期,儒、道、法、名、陰陽五家,共有代表人物124人,其中魯國最多,46人,其次是齊、楚、魏、衛,各有10人至18人不等,今上海地區所屬的吳國排在第十位,也是倒數第二位,僅有2人[1],占總數六十二分之一。
      
      在兩漢以前的文獻中,沒有什麼關於今上海地區居民特點的資料,我們無法知道那時上海地區人與蘇州、會稽人有多少差別。但是,在全國範圍內,吳越人的特點,應該就是上海地區人的特點。概括起來,這些特點有:
      
      其一,物質生活不貧不富。先秦時期,吳越與中原相比,地廣人稀,雨水充沛,氣候潮濕,居民火耕水耨,食魚與稻,衣麻與葛。在司馬遷的筆下,這裡既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不算貧瘠,也不富庶。
      
      其二,男少於女。《史記》、《漢書》均謂“江南卑濕,丈夫早夭”,男女人口比例為二比五,人的壽命也比中原人為短。
      
      其三,信鬼神,好淫祀,斷髮文身。斷髮,即短髮,椎髻,不戴帽子。這可能與氣候濕熱、適應泅水與水田勞動有關。文身,在身上刺刻龍蛇圖案,這與對龍蛇的圖騰崇拜有關。此俗古已有之,根深蒂固,西周建立之前已經存在,日後成為吳國始祖的泰伯從中原來到江南,也不得不入境隨俗,斷髮文身。這一風俗到戰國時還存在,《戰國策》等書多所述及,其消失時間應在漢以後。信鬼神,好淫祀,是海濱之人普遍習俗。狂風駭浪,變幻無常,猛獸毒蛇,出沒不定,信鬼拜神是人們寄託平安心願的方式。
      
      吳越人衣着習慣與中原人也不一樣。中原人峨冠博帶,寬袍大袖,右衽,吳越人則緊身短衣,袖口窄小,左衽。吳越人在中原人眼裡,非夷即蠻,不通文化,往往不屑一顧,聞而非之。
      
      其四,習武好鬥。《漢書·地理志》記載:吳越之君皆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而易發”。從春秋到六朝,這裡湧現過許多戰將、鬥士、劍客。民間以五月五日為鬥力之戲,事類講武。“吳好劍客而士多創瘢,楚好細腰而國多餒死”,這句形容風俗因地而異的話,道出了吳人習武好鬥的特點。
      
      在先秦時期,今上海地區有人居住的地方主要在青浦、松江、金山一帶,其地在吳越境內,更為靠海、偏僻、潮濕,以理推之,其人較之姑蘇、會稽等處,可能更稀少,更野,更好鬥。
      
      總的說來,在先秦時期,今上海地區及其所在的江南地區,在中國的文化版圖上,處於邊緣地帶。
      
      西漢以後,江南地區農業不斷發展,火耕水耨漸為犁耕代替。三國東吳對江南的經營,使這一帶“谷帛如山,稻田沃野,民無飢歲”[1]。顧雍先後被封婁縣令和丞相,陸遜先後被封華亭侯、婁縣侯、丞相,顧氏、陸氏家族的興盛,對於上海地區的發展有重要意義。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引起人口大遷移,齊魯流民紛紛渡江,江南地區發展迅速,建康(今南京)、廣陵(今揚州)、京口(今鎮江)、山陰(今紹興)成為繁華都會,大片卑濕之地變成良田。南朝時的江南,“良疇美柘,畦畎相望,連宇高甍,阡陌如繡”[1]。
      
      中國經濟重心開始向東南傾斜的同時,東南文化也相應有所發展。兩漢時期,中國文化重心仍在黃河流域。東漢時各州共有儒生、文士66人,排在前五位的是兗州、司隸、豫州、青州、益州,吳郡、會稽所在的揚州,與荊州並列第六,有6名儒生、文士[1],占總數十一分之一,名次雖仍靠後,但比重較先秦已有增加。東晉、南朝時,東南文化發展迅速,江浙學風大盛,建康成為全國學術中心,長江三角洲出現了東陽(今金華)、會稽、錢塘、京口、吳興、吳縣、晉陵(今武進)等一批學風繁盛之地。
      
      江南一帶民風也由好武逐漸轉向尚文。劉邦在分封諸王時,考慮到江南吳越民風輕悍,如果分封幼子到那裡難以控制局面,乃封侄劉濞為吳王,沒想到劉濞到了輕悍之地以後也悍了起來,竟然自立為帝,造起反來。到了六朝時,江南風氣已與西漢時大不一樣,儒生往往寬衣博帶,崇文尚雅,甚至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世說新語》等書對此有生動記載。這種風氣的變化,與江南地區生產力的發展,生活比較富庶安逸有關,與中國南北政治勢力消長也很大關係。孫吳被滅亡以後,江南士人被視為“亡國之餘”,在政治權益、社會門第方面受到北方士族嚴厲鉗制,這一局面一直維持到隋朝建立。在北方士族的壓制下,南方士族雖屢起抗爭,但均以失敗告終,最後,不得不選擇退隱之路。於是,崇尚武力的價值取向漸為江南士族所擯棄,淡泊隱逸之風開始滋生蔓延,溫文儒雅成為新的價值取向[1]。
      
      唐朝是中國南北經濟、文化比重變化史上的關鍵朝代,也是上海地區發展史上的關國時寫成的《禹貢》,將天下分為九州,按肥瘠程度,將九州土壤分為九等,今陝西、甘肅一帶的雍州最為肥沃,列上上等,為第一等;山東、蘇北一帶的徐州列上中等,為第二等;今上海地區所在的揚州列下下等,為最差的一等,所標土壤種類為“塗泥”,意為土濕如泥。古時排水與灌溉技術不發達,先民無法有效利用沼澤地帶的粘質濕土,故認為這種土壤肥力最為低劣。戰國時期全國有較為著名的經濟都會26個,其中22個在黃河流域,如長安、咸陽、洛陽等[1],長江以南僅有姑蘇等四個。春秋戰國時期,中國文化繁盛一時,諸子崛起,百家爭鳴,但是,從老莊、孔孟到申韓,其代表人物主要集中在魯、齊、楚、魏等地。據研究,春秋戰國時期,儒、道、法、名、陰陽五家,共有代表人物124人,其中魯國最多,46人,其次是齊、楚、魏、衛,各有10人至18人不等,今上海地區所屬的吳國排在第十位,也是倒數第二位,僅有2人[1],占總數六十二分之一。
      
      在兩漢以前的文獻中,沒有什麼關於今上海地區居民特點的資料,我們無法知道那時上海地區人與蘇州、會稽人有多少差別。但是,在全國範圍內,吳越人的特點,應該就是上海地區人的特點。概括起來,這些特點有:
      
      其一,物質生活不貧不富。先秦時期,吳越與中原相比,地廣人稀,雨水充沛,氣候潮濕,居民火耕水耨,食魚與稻,衣麻與葛。在司馬遷的筆下,這裡既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不算貧瘠,也不富庶。
      
      其二,男少於女。《史記》、《漢書》均謂“江南卑濕,丈夫早夭”,男女人口比例為二比五,人的壽命也比中原人為短。
      
      其三,信鬼神,好淫祀,斷髮文身。斷髮,即短髮,椎髻,不戴帽子。這可能與氣候濕熱、適應泅水與水田勞動有關。文身,在身上刺刻龍蛇圖案,這與對龍蛇的圖騰崇拜有關。此俗古已有之,根深蒂固,西周建立之前已經存在,日後成為吳國始祖的泰伯從中原來到江南,也不得不入境隨俗,斷髮文身。這一風俗到戰國時還存在,《戰國策》等書多所述及,其消失時間應在漢以後。信鬼神,好淫祀,是海濱之人普遍習俗。狂風駭浪,變幻無常,猛獸毒蛇,出沒不定,信鬼拜神是人們寄託平安心願的方式。
      
      吳越人衣着習慣與中原人也不一樣。中原人峨冠博帶,寬袍大袖,右衽,吳越人則緊身短衣,袖口窄小,左衽。吳越人在中原人眼裡,非夷即蠻,不通文化,往往不屑一顧,聞而非之。
      
      其四,習武好鬥。《漢書·地理志》記載:吳越之君皆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劍,輕死而易發”。從春秋到六朝,這裡湧現過許多戰將、鬥士、劍客。民間以五月五日為鬥力之戲,事類講武州,6、成都,7、福州,8、西安,9、南京,10、長沙。上海排名第12,第11名是天津。北京最大,有85萬人,上海僅20多萬。
      
      到1900年,19世紀與20世紀交替之時,上海城市人口超過100萬,躍居第一。以後,上海一直是中國第一大城市。1919年中國1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有69個,前10名依次是[x]:1、上海,2、廣州,3、天津,4、北京,5、杭州,6、福州,7、蘇州,8、重慶,9、香港,10、成都。這時,上海人口已有240萬,比第2名廣州(160萬)多80萬,比第3名天津(90萬)多150萬,超過後4名即蘇州(60萬)、重慶(52.5萬)、香港(52.5萬)、成都(50萬)四個城市人口總和。因此,從20世紀開始,上海通常被稱為中國特大城市或超大城市。
      
      不光是人口,上海綜合經濟實力也在中國城市中居於首位。近代和建國以後30年中上海經濟在全國的比重,長期居於首位(參見本章有關內容),1978年以後的十來年中略有下降,1990年代以後又回升上去。1992年,國家統計局、國家體改委、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8個部門對中國187個地級以上的城市進行綜合實力和發展水平評估,經過科學的定量分析,上海城市綜合實力為全國之首,居第二至第四位的依次是北京、廣州、天津。在全國104項評價指標中,上海有34項目名列前茅。[xi]到本書截止的1997年,上海在全國,人口占1.1%,國內生產總值占4.5%,港口吞吐量占18.7%,報紙出版量占10.0%,雜誌出版量占6.6%,在校大學生數占4.9%。[xii]
      
      
      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
      
      近代上海城市重心由南向北轉移的過程,便是近代城市建設的過程。北南相比,寬闊的道路代替了狹窄的巷道,新型的城市設施塑造了嶄新的城市形象。在19世紀50年代開始有嚴格的市政管理,60年代開始有煤氣路燈,70年代開始有電話,一度通火車,80年代開始有電燈、自來水。至於灑水車、垃圾車、救火水龍,大自鳴鐘,書信館,地下排水系統,氣象預報,衛生條例、違警條例,無不很早就有。到20世紀,汽車,公共汽車,有軌電車,無軌電車,有線電台,無線電台,也使用得早而多。在整個中國,上海是市政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各種先進的市政設施,如煤氣燈、電燈、自來水的使用,不但遠比內地城市早,比其他通商口岸也早得多。以上海與天津相比,煤氣的使用早19年,電燈早6年,自來水早14年。晚清人稱讚天津租界城市建設比較先進,便說“儼如一小滬瀆”[xiii],像個小上海。工業和交通方面,除了外商船舶修理廠、航運公司在開埠以後不久便落戶上海外,中國政府或民族資本經營的近代企業也出現很早。1865年,晚清中國規模最大、技術最為先進的軍工和造船企業江南製造局誕生;1872年,晚清官督商辦的近代航運企業輪船招商局創辦;1890年,上海機器織布局投產。至於報紙、新型出版業、電報、電話、無線電等傳遞信息的行業,在上海出現時間都比較早,而且數量多。
      
      多功能經濟中心
      
      
      在19世紀中後期,上海是中國的航運中心、外貿中心、金融重鎮,到20世紀30年代,發展為集航運、外貿、金融、工業、信息中心為一體的多功能經濟中心。
      
      上海地處中國大陸海岸線的中點,長江的出海口,恰好在“丄”字型交叉點上。海運發達以後,這種地理條件就轉化為港口優勢。通過海運和江運,她將沿海與沿江聯繫起來。通過黃浦江、大運河及密如蛛網的江南水道,她成為長江三角洲對外貿易的樞紐。因此,明清以來,上海便是中國重要外貿口岸之一。歷史進入近代以後,航運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外洋貿易發展迅速,地處太平洋西環航線要衝的上海,成為發展與世界的航運貿易的理想港口。她北與日本的東京、大阪地區,東與美國的舊金山、洛杉磯地區,南與香港、台灣地區和新加坡,距離都比較適中,在蘇伊士運河開通以後,與歐洲的交通更為方便。20世紀初對黃浦江河道進行的整治,增加了港口的深水泊位和岸線,興建了一批能滿足大型航運需要的碼頭、倉庫和堆棧,上海港作為國際性大港口的條件更加完善。
      
      上海在19世紀後期已是全國航運中心。1849年,英商已開闢上海至香港的定期航班。第二次鴉片戰爭以後,長江對外開放,北部沿海幾個城市開放,長江航運業和北洋航運業迅速發展。1861年英商開闢了長江航線,1862年至1864年,上海有不下於20家洋行經營長江航運。與此同時,上海至牛莊、天津、煙臺三口的航運業務發展很快。1862年,美商旗昌洋行在上海設立旗昌輪船公司,這是外國資本在上海設立的第一家專業輪船公司。群起效尤的有英商公正輪船公司(1867)、北清輪船公司(1868)、太古輪船公司(1872)、華海輪船公司(1873)、揚子輪船公司(1879)。1881年,怡和洋行合併華海輪船公司與揚子輪船公司,組成著名的怡和輪船公司。1872年,輪船招商局成立,這是上海第一家中國資本的輪船公司。到19世紀70年代,上海已形成遠洋、長江、南部沿海、北部沿海等比較齊全的航線,成為中國與外部世界的最大物流通道。到二十世紀初上海已形成內河、長江、沿海和外洋四大航運系統,出入上海的輪船和噸位都占全國總數的五分之一以上。1931年,上海港進出口船舶噸位已名列世界第七。
      
      上海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取代廣州,成為中國外貿中心,以後這一地位不斷強化,在整個近代都沒有動搖過。自1860-1900年,上海進出口總值平均占全國一半以上,1864年占57%,1900年占55%,其中進口通常占六成以上。在轉口貿易、國內埠際貿易方面,上海起樞紐作用。從上海進口的洋貨,有70%以上要運到內地其他口岸。從內地運到上海來的土貨,有80%以上要出口到國外或運到國內其他口岸。轉口貿易地區,以長江流域為主,占60-70%;其次是華北地區,再次為華南地區。至20世紀20-30年代,上海在全國的對外貿易和對內埠際貿易的地位都處於特大中心地位,其外貿在全國外貿總額中占40%左右,1936年達55%。1936年上海的埠際貿易值包括轉口貿易值為8.9億元,占全國各通商口岸埠際貿易總值的75%。
      
      在19世紀後期,上海已初步成為全國金融中心。外資銀行方面,自1847年英國麗如銀行在上海設立以後,50年代又有匯隆、阿加剌、有利和麥加利四家英資銀行在上海設立分支機構。1860年法蘭西銀行在上海設立分行,隨後英國的匯川、利華、利生、利升、滙豐等銀行相繼在上海設立分行。其中滙豐日後成為上海最大的外資銀行。此外,德國的德華銀行、日本的橫濱正金銀行、俄國的華俄道勝銀行、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也相繼於八九十年代在上海開辦。上海因此成為外資銀行在中國最為集中的地方。民族資本銀行方面,1897年國人自辦的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在上海開辦,從事包括發行鈔票在內的各種業務。傳統的錢莊在上海也一度很興旺。1860年代以後,上海錢莊營業重心從南市移到租界,1883年初上海共有錢莊78家。由於錢莊經營的內在弊端和缺陷,上海在1867、1873和1883年連續發生金融風潮。最嚴重的是1883年,因胡光墉投機絲業失敗,引發金融危機,導致阜康等六七十家錢莊連鎖倒閉。自此以後,錢莊業元氣大傷,但發展得較前穩健。
      
      到19世紀末,上海不但銀行數量為全國之冠,在中國境內的中外銀行的大多數總部設在這裡,而且功能齊全,資金融通量大。在1880年代中期,上海在全國對外貿易資金調撥總額中,已占80%。20世紀20年代以後,中國銀行、中央銀行、交通銀行和農業銀行等一批重要的銀行相繼把總行從北京移到上海。至1935年,中國共有銀行164家,總行設在上海的有58家,加上在上海設有分支機構的銀行,上海共有銀行機構182個。上海不但金融機構集中,資金也非常集中,據估算,1936年在滬銀行、錢莊和信託公司的營業資力占全國近一半。抗戰前58家總行在上海的銀行中,有28家在各處開設了629個分支機構和數千個通匯點,將聯繫和影響輻射到全國各地。
      
      上海在近代是中國最重要的交通樞紐。航運之外,滬寧、滬杭鐵路於1909年全線運行,聯結國內外各大城市的航空線路於1929年以後開通,加上各種近途遠程的公路交通,上海海陸空交通全面發展。
      
      與交通發展相同步,上海與國際國內通訊聯繫發展很快。1871年,第一條國際水線從香港鋪設到上海,上海到英國倫敦、日本長崎的海底電線接通,。至80年代,上海北可以經日本與俄羅斯通報,南可經香港與歐美通報。1884年中國電報總局從天津遷到上海,到1895年上海在國內的通報範圍,可以北到北京,東北到山海關,西北到西安,西到漢口,西南到瀘州,南到廣州。
      
      晚清時期,上海近代工業已有一定發展。1860年以前,外國人已在上海設立十多家工廠,其中14家是船舶修造廠。1860年以後,外資工業在上海發展較快,數量比以前多,規模比以前大,設備比以前先進,性質也由服務型轉為服務、生產並存。民族資本工業也有一定發展。由國家投資或以官商合辦的工廠有兩家,一是江南製造局(1865),是晚清中國最大的、技術水平最高的兵工廠;二是機器織布局(1889),後改華盛紡織總廠,為中國第一家大型棉紡織工廠。《馬關條約》簽訂以後,上海外資工業發展迅速。1901年以後,清政府制訂獎勵工商的政策,上海民族資本發展速度加快。1904年至1906年,上海新辦的資本在萬元以上的工廠每年有五六家,1907年至1909年,此類工廠每年有一二十家。到1911年,私人資本的繅絲廠由1900年的18家增加到46家,私人麵粉廠有7家。北洋政府統治時期,特別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上海工業有較快的發展,棉紡織、麵粉、繅絲、捲菸、化妝品、皮革、火柴、機器等業發展尤為迅速。名聞遐邇的上海企業,很多是在此期間開辦或得到發展的,如申新紡織廠、福新麵粉廠、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從1914年至1921年,福新麵粉廠由1個廠變成7個廠,全上海麵粉廠總數增加到20個。這種發展勢頭一直延續到20年代初期。從1912年到1927年,上海開設各類華資工廠近500家。到1930年代,上海工業已占全國半壁江山。據1933年的統計,上海工廠數占當時全國12個大城市工廠總數的36%,資本額占全國12個大城市總數的60%。這些工廠的生產淨值占全國總值的66%。其中,外國對上海的投資更加集中,1931年,外國人對上海投資總額達11.1億美元,占外國在華投資總額的34%,對上海進出口商業投資占其全部在華此類投資的80%,對上海工業的投資要占其全部在華工業投資的67%,對上海的不動產投資要占其全部在華不動產投資的70%。
      
      近代上海之所以會成為中國多功能經濟中心,原因是多方面的,上海的地理環境、交通條件、腹地因素(原料與市場)、勞動力、技術、信息、資金,還有租界因素。這些因素互相影響,共同造就了多功能經濟中心。
      
      
      全國文化中心
      
      上海在19世紀中後期成為西學在中國傳播中心,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發展成為中國文化中心,主要表現在文化事業眾多,文化人才密集,文化發展的導向性和文化鑑賞的權威性等方面。
      
      近代上海是西學輸入中國的最大窗口。整個近代,從1840年到1949年,西學輸入中國,大半通過上海。以晚清為例,戊戌變法以前,中國輸入西學的機構主要有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廣學會等九家,其中七家設在上海。全國出版的各種西書近八成由上海出版。從質量上看,無論是自然科學、應用科學,還是社會科學,凡影響很大的、具有開創意義的,幾乎都是上海出版的,比如,《幾何原本》後9卷、《化學鑒原》、《談天》、《佐治芻言》與《泰西新史攬要》。戊戌變法以後,到辛亥革命以前,西學主要通過日本轉口輸入中國,共有95家翻譯、出版西書的機構,其中56家設在上海。嚴復翻譯的西方學術名著,林紓翻譯的西方小說,都是在上海出版。
      
      在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層面上,上海也是西學輸入的窗口。從煤氣、電燈、自來水、電報、電話、灑水車到汽車、電車,從西裝、西菜、咖啡、啤酒到縫紉機、電風扇,從公曆、星期作息制度到西式婚禮、婦女參加社交、新式體育事業、圖書館、博物館,從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制度、警察制度、法庭辯護制度到道路行車規則、垃圾傾倒規定,上海都是西學輸入的重要基地。
      
      在文化事業眾多性方面,首先,上海是全國出版中心,不但是西學書籍出版中心,也是一般書籍出版中心。在十九世紀八九十年代,點石齋石印局、同文書局、拜石山房等機構,已在中國文化典籍石印方面,取得驚人發展,著名的有《康熙字典》、《二十四史》、《全唐詩》等,印數動輒數十萬冊。本世紀初,商務印書館等機構異軍突起,編寫各種詞典、讀本,銷路極廣。1925年上海有出版中文書籍的各種書局、書莊、書社共121家,出版外文書的機構12家,有印刷所112家。報刊的出版,更是林林總總,精彩紛呈。其次,上海是中國各種學校相當集中的地方。它擁有一批名牌教會大學,如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擁有國人自辦的老資格大學,如南洋公學;擁有一批知名度相當高的中等學校,如徐匯公學、中西書院、中西女中、上海中學。再次,美術、戲劇、電影方面,上海或在全國占據半壁江山,或為主要部分。一部近代電影史,大半本是由上海寫成的。至於文化團體之多,影劇演出場所之繁,更是在全國首屈一指。據不完全統計,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上海的戲曲演出劇場有一百幾十所,觀眾席位達十萬個以上。
      
      近代上海是全國文化人才最多最為密集的城市。上海在開埠以後二三十年中,已逐漸形成一個新型知識分子群。這些人人主要分布在出版、教育、新聞等文化事業中,到戊戌維新時期,上海新型知識分子已經頗具規模。戊戌政變以後,各地知識分子紛紛匯聚上海,如容閎在政變後逃出北京後來到上海;張元濟因參加維新而被革職而南下上海;蔡元培在政變後輾轉來到上海。1900年北方戰亂,又驅使一批新型知識分子進入上海。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簽定以後,愛國知識分子對清廷的失望達於極點,他們或打算留學日本,或準備到上海尋求發展,又一批知識分子來到上海。據估計,到1903年,上海至少匯集了三千名擁有一定新知識的知識分子。日後在中國教育、新聞、出版、學術、藝術等方面有所造詣的知識分子,很多在本世紀初都在上海活動過。這批人中產生了許多中國傑出的教育家、出版家、翻譯家、名記者、國學大師、文學大師、小說家、詩人、律師、政治家等。到了民國時期,上海文化人才更多。
      
      在近代中國,種種體現時代精神的文化機構,往往首先在上海出現,然後推向全國。格致書院是中國第一個中外合辦的科技學校,《格致匯編》是第一個專門性科學雜誌,梅溪書院是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所新式小學,中國女學堂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所女子學校,《萬國公報》在上海創辦,《時務報》在上海創辦,《新青年》在上海創辦,新劇在上海發軔,中國電影在上海誕生,不纏足會總部設在上海。新式畫報,文明新劇,機關布景,藝術模特兒,文明婚禮,綜合遊樂場,翰林搞出版,進士辦報紙,推選市花,都首先出現在上海。
      
      上海文化發展的導向性,更表現於意識形態方面,緊緊追蹤世界前進的步伐,率先拉開批判傳統的帷幕。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當其他地方還處於重義輕利價值觀念、君為臣綱政治觀念、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倫理觀念絕對統治的時侯,上海已開始懷疑重義輕利觀念,批判重農抑商觀念,批判君尊臣卑、男尊女卑觀念。當內地士大夫還在恥於與洋人交接、視學西學為崇洋忘祖之時,上海人已競相將子弟送入洋學堂,乃至出現進洋學堂要開後門的事。晚清有9個出使大臣出身於京師同文館或上海廣方言館,其中8人出自上海。上海知識分子馮桂芬、王韜、鄭觀應批判守舊、鼓吹革新的議論,被公認為維新思潮的先驅。新文化運動所以會首先在上海興起,決不是偶然的。
      
      由於文化名人薈萃,文化機構林立,文化信息靈捷,上海對文化的鑑賞,往往視野開闊,高屋建瓴,具有相當高的權威性。一個戲班子,能夠唱紅上海,也就能唱紅全國;不能唱紅上海,就不能算全國一流。一部小說,一部電影,一幅畫,一齣戲,能夠得到上海的承認,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得到了全國的承認。很多地方劇種的優秀劇目,都是在上海獲得好評以後,再得到該劇種原地認可的。
      
      近代上海文化帶有典型的都市特點。戲園、茶樓、劇院、書肆、報館,鱗次櫛比;跑馬廳,跑狗場,體育場,游泳館,高爾夫,回力球,名目繁多,應有盡有,這是城市文化的外觀。諷刺小說,言情小說,武俠小說,偵探小說,歷史演義小說,持續盛行;京劇、新劇、電影,滬劇、越劇、淮劇等各種地方戲,外國馬戲、雜耍,爭奇鬥豔,各顯風采,這是城市文化繁榮的標誌。至於煙館遍於大街小巷,妓院之多甚於米鋪,更是這個城市市民文化的病態反映。人口高度密集的大城市,縮小了人際空間距離,但拉大了人們的心理距離。市民不象鄉民那樣,既是鄰居,又是勞動同行,有的還是親戚,容易相識相知。市民分工很細、繁忙、快節奏的勞動,冷漠、疏離了人際關係,這一特點,使他們與以消閒、娛情為目的的大眾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傳播名人軼事,議論影劇明星,選舉市花市樹,選舉城市小姐……,這些屬於市民公眾生活的內容,在上海長盛不衰。這體現了文化的都市特點。文化事業發展齊全,網點集中,甚至形成了著名的福州路文化街,文化名人薈萃,與國際、國內文化聯繫密切,交流頻繁,這些,都是城市文化發育成熟的標誌。
      
      上海成為近代中國文化中心,與巴黎、倫敦成為法國、英國文化中心有相同處,也有不同處。相同的是,他們都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城市,都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商業城市,不同的是,上海沒有巴黎、倫敦那麼悠久的文化積澱,也不像巴黎、倫敦那樣以政治中心而兼文化中心,沒有那麼多靠政府用納稅人稅金扶持的博物館、圖書館、大劇院。上海之成為文化中心,除了人文環境、租界因素之外,主要是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從名劇團、名演員、名作家、名畫家,到小戲班、小藝人、小文人,數也數不清的文化團體和文化人,都靠市場養活,靠觀眾、作者養活,靠競爭贏得掌聲、名譽和地位,莫能例外。優勝劣敗,適者生存,是這個市場運行鐵的法則。因此,近代上海的大學中,沒有擁有許多大師級教授如北京大學那樣的學校,但上海的法學、商學、財會、醫學、職業教育、外語教育在全國都是一流。這也是文化市場運作的結果。
      
      
      2、 當代上海在中國的地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由於國家政權性質的變化,由於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中國採取敵視、封鎖政策,由於複雜的國際國內因素,上海城市的外部環境、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文化特點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其一,由遠東國際大都市變成國內大都市。民國時期,上海曾是遠東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經濟中心,是中國居住外僑最多的城市。建國以後,外資企業或被撤走,或被接收,或被合併,外僑基本撤走。在美、英等國支持下,聯合國對中國實行禁運,先前依靠進口原料才能運行的許多上海工業,或者轉而依靠國內市場,或者改行。上海與外部世界特別是歐美世界廣泛而密切的聯繫因歷史的巨變而斷裂了。
      
      其二,由獨立性較大的城市變成受中央嚴格控制的城市。1949年以前,特別是1943年以前,上海在中國的版圖上,是非常奇特的城市。租界不受中國政府直接管轄自不用說,即使在華界,由於特殊的政治格局,西方勢力的存在,由於租界的影響,很多事由地方自行決定,也與中國其他城市很不相同。上海在1949年以前一度叫特別市,確實很特別;1949年以後叫直轄市,直接管轄,經濟生產、財政稅收、文化教育,都由中央控制,地方政府活動的空間很小。
      
      其三,人口由頻繁流動變為相對靜止。上海在1949年以前是人口流動率相當高的城市,大進大出,總體上是進大於出。1949年以後的最初幾年,上海沒有實行嚴格的人口控制,從1951年至1954年,每年淨遷入人口21萬。自1955年起,中央政府對上海城市進行改造,動員部分工廠遷往內地,並疏散上海人口,當年從上海淨遷出58.6萬人。從1958年開始,上海實行戶籍管理制度,嚴格控制人口遷入。從此,上海人口遷出容易遷入難。外地人進入上海的閘門被關住,上海人成了固定的一群。這對於上海城市的活力,對上海經濟、社會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先前,在上海的市場上,是全國乃至全世界的人才在競爭,此後,則是這相對固定的幾百萬、上千萬人的競爭。先前,很難分清誰是或不是上海人,此後,上海人的身份有了固定的含義。這對於催發上海人特殊的上海意識起了關鍵性的作用。
      
      其四,由全國性文化中心變為區域性文化中心。1949年以後,由於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包括在一段時間裡,過分強調文化為政治服務,為階級鬥爭服務;過分強調一些文化產品的教化功能,而忽略其娛樂性、商業性;一些著名出版機構如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遷出上海;一些著名文化人或調出上海,或離開原有專業崗位而改做行政工作,上海的文化地位明顯下降,由全國性文化中心變為區域性文化中心。
      
      
      工業基地、財政支柱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由於國際國內多種因素的制約,上海經濟由先前的工業並重改為以工為主。1952年上海國民生產總值中,第二產業占52.4%,第三產業僅占41.7%;到1978年,第二產業的比重上升為77.4%,第三產業僅占18.6%。上海由多功能城市變成了工業基地。工業增長值中,又以重工業為主。1952年,上海工業總產值中輕、重之比為79.1:20.9,1978年變為49.3:50.7。近30年間,上海改建、擴建、新建了一批冶金、機電、儀表、化工等骨幹企業,為中國的工業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到1965年,上海工業年生產能力在全國占很大比重,鋼占五分之一,鋼材、機床、棉紗均占四分之一,縫紉機占三分之二,手錶占十分之九。自行車、手錶、縫紉機等上海貨在全國享有很高的聲譽。
      
      建國以後,由於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上海上交中央財政數額巨大,為國家的財政收入作出了重大貢獻。據《上海財政稅務志》,從1949-1990年,上海地方財政收入總計3911.79億元,其中上解中央支出3283.66億元,占83.94%。從1959年到1978年,上海地方財政收入平均占全國的15.41%,最高時達17.49%(1960年),而上海地方財政支出僅占全國的1.65%。1985年以後,中央對上海財政政策調整為“核定基數、總額分成”, 1988年起實行財政包幹體制,上海上交中央財政的比例才逐漸降了下來。
      
      
      1990年代處於改革開放前沿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歷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此後,上海城市全面發展,但是在1990年以前的十多年中,在全國改革開放格局中,上海作為計劃經濟的大本營,中央財政的主要來源,作為國有企業最為集中的地方,實際上充當了全國改革的後衛,改革滯後,開放不足。相對於迅速崛起的廣東等省份,上海明顯落後了。1979年至1990年的12年間,上海GDP總值年均增長7.45%,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8.72%,上海國內生產總值在1978年是全國第一,到1992年則降至第九。
      
      1990年中央宣布開發開放浦東,為上海發展帶來新的契機。1992年以後,鄧小平視察南方講話發表,中共十四大的召開,上海從改革開放的後衛轉到前沿。上海經濟增長速度又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從1992年至1997年,全國GDP值年均增長率為11.2%,上海為14%。上海全面推進浦東開發開放,加快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其綜合經濟實力邁上新台階。1997年全市國內生產總值首次突破三千億大關,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中首次突破三千美元。上海產業結構調整取得明顯成效。經濟增長形成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共同推進的新格局,第三產業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已達45.5%。浦東陸家嘴金融貿易區、金橋出口加工區、外高橋保稅區、張江高科技園區等四個重點開發小區,開始出形象、出功能、出效益。五年中,上海城市面貌發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楊浦、徐浦、奉浦三大橋與內環高架路、南北高架路、延安高架路三高架、地鐵一號線相繼建成,城市立體交通網絡初步形成。外灘、人民廣場、徐家匯、淮海路、四川北路等地區相繼得到改造。東方明珠電視塔、上海博物館、上海圖書館等文化體育設施相繼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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