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來到同胞很多人都有被陌生人騙了的經歷，尤其在火車站這種人流大、人員雜的地方，更容易上當受騙。所以當我們出門的時候，父母都是千叮嚀、萬囑咐，生怕吃虧上當。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一定要找自己的朋友，有朋友幫忙吃虧上當的幾率會大大減少。出國以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我都保持着對陌生人警覺的習慣，慢慢的尤其移民多倫多以後發現這裡和國內完全不同。

在歐洲的時候就聽說加拿大工作非常難找，很多移民加國的歐洲來的中國留學生最後又被迫去美國工作，許多的負面信息給我的加國登陸之旅多少都投下些陰影。登陸多倫多以後，我就立即開始找工作，儘管自己並不是很自信，但是努力還是必須的，萬一碰見好運氣呢！

我在國內是一家大學附屬醫院的心臟科大夫，出國後又在歐洲一所著名大學的附屬醫院心臟科做心臟病基礎研究，本能告訴我還是必須去大學附屬醫院的心臟科找工作。網上查了些信息，發現大學醫院好幾家都在大學街。於是一個上午一早就到了大學街。這條街是市中心最重要的一條街之一，多倫多總醫院，病童醫院，瑪格麗特公主醫院（也就是多倫多的腫瘤醫院）和西奈山醫院都在這條街上。緊鄰多倫多大學和市議會，而且離唐人街和美國領事館很近，交通辦事都很方便。

我一個人懵懵懂懂地走進多倫多總醫院巨大的前廳，這裡人很多，路標複雜，我真不知道該怎樣去心臟科。大家以後去醫院可以注意一下，幾乎每個醫院的樓道都像迷宮似的，非把人弄的暈頭轉向不可，我一直感覺好像是設計者故意這樣做的，這樣就可使醫院保持其神秘性，也讓患者充滿了敬畏的情緒。

正茫然間，一個高大的西服革履的白人男子走到我面前，很客氣地問道：“能幫你什麼麼？” 我正在發愁找不到想去的地方，就一五一十跟年輕人說了我的情況，告訴他我現在要去心臟科找工作。年輕人說到：“這樣吧，你跟我走吧，我把你送到心臟科”。於是我跟着他，三繞兩繞，不一會兒就到了心臟科。

謝過了年輕人，另一個問題又擺在我的面前，就是我應該找哪一個大夫。國外的醫院系統和國內不太一樣，國內的科主任權利很大，負責整個科室；而國外醫院很多醫生相對獨立，有自己的實驗室，大主任的權利不是很大。我於是停到一個貼着主任標籤的辦公室前，醫生叫Parker。我和門口的秘書說明了來意，秘書問我有否預約，我說沒有。秘書是個四十多歲的白人女子，思考了片刻說到：“等Parker醫生看完這個病人，我問問他能不能見你?”

大概十幾分鐘後，Parker醫生走出辦公室，和我一起坐在樓道的椅子上。他大概五十多歲，文質彬彬，典型的醫院大夫形象。問明了原委，看過了我的簡歷，說到：“你的背景很好，多倫多有幾個專家做類似的研究工作，我給你寫個名單，你挨個去問也許會有好運氣。

謝過Parker醫生，於是我就按照他給我的名單挨個發簡歷，一星期後我就得到了另一家附屬醫院心臟科一個博士後的位置，我自己都沒想到一直沒有看好的加拿大，找工作竟然這麼順利，也為一路都有貴人照料深感欣慰。

父母來到多倫多後，由於他們一點兒都不會英語，大部分的事情我都是陪他們辦。父母年邁，身體不好，有一次要去城裡看病，可我工作實在脫不開身沒法陪他們看醫生，最後他們決定自己去，我也沒辦法只好同意，不過一天都有些忐忑不安，不知他們能否把事辦好，也生怕他們看不懂路牌走丟了。下班後趕緊打電話給父母，發現他們看病出奇的順利。

聽父母說在汽車站還真一頭霧水不知該怎麼走、該上那輛車，結果一個華裔女孩就一直帶着他們並把他們送上地鐵。下了地鐵後又是一個白人小伙子一直把他們送到醫生的診所。爸爸說這裡的人都可願意幫助人了，特別是願意幫助老人。從此父母有什麼事都是自己去辦，再也不讓我陪了，因為我們都知道有困難的時候幾乎任何一個陌生人都是活雷鋒。

時間長了我終於明白這裡的人們願意幫助陌生人的原因，是因為基督教社會的緣故，人們信天上的父，奉主的名作好事，所以不求人間的讚譽報償，只討天上父的喜悅，於是會甘心樂意地幫助陌生人，讓我們這些移民感覺多城到處都是活雷鋒。

一晃好多年過去了，我自己也變成了一個老多倫多人，也受洗成了基督徒，覺得也具備了些多倫多人的雷鋒特點，看見陌生的人有困難的時候特別願意伸出援手。有一次在公共汽車站幾個中東的新移民向我打聽路，我仔細地給他們講，最後還怕沒說清楚，把我的公交圖送給了他們。這樣的好事我也做了不少，特別願意幫助老年人，在公共汽車上只要有老人我是肯定會讓座的。有一次在公車裡上來個白人老頭，顫顫巍巍的，我就趕緊示意可以讓座給他。不過那個老人好像沒明白我的意思，看了看我就一直站在不遠的地方。於是我站起來，自己走到車的尾部，不一會兒那老人看見有空座兒就坐了下來。其實這樣我感覺更舒服一些，一切都很自然，不然一個實實在在的讓座就好像真給別人幫了多大忙似的。

雖然我信了主，但靈性尚須不斷培養。之所以願意幫助人尤其是老年人，說實話我覺得我的覺悟還真的沒那麼高。我之所以這麼做是因為我覺得我幫助別的老人，老天會看見、會記在心裡，他也就會不時照看我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