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兩個英語老師,第一個是我媽媽.另一個就是大學裡的J老師.

媽媽是一個優秀的英語老師,文革前在一所重點中學掌管高三,該校在文革前平均升學率達到70%,媽媽功不可沒.文革開始後, 她已無用武之地了. 曾有一次,插隊落戶的姐姐輪到幾天代課的好差使,教高一英語,媽媽當時被發配教初二,結果每天晚上高一老師虛心向初二老師討教,堪稱我家一景.

我漸漸的到了該學點東西的年紀了,文革結束還遙遙無期,爸爸已去世,媽媽一人挑起了教育子女的重擔,叫我要學點英語.我當場就回絕了. 倒不是我怕吃苦,學習不是請客吃飯我當然知道.我是個實用主義者, 我認為學習目的不外有二, 一為興趣, 二為謀生, 或兩者兼而有之.我語言天分極差, 所以興趣是不會有的.至於謀生嗎, 我問媽媽, 你看我家的人會去外事部門嗎?媽媽說起英文來不用打草稿, 這時卻連中文都辯不過我了.

1977年高考, 我考了很好的成績 (根據<北京周報>, 高於北大平均分數), 但因為爸爸尚未平反昭雪, 未被錄取.1978年只好含淚再考.英語作為參考分我們是很晚才知道的.我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學習,對一般人已很不易,對一個66屆小學生來說,我只能引用一句美國人的二戰名言,We are doing impossible. 這時再插進英語,媽媽也知道已不可能.但老人家又不甘心將這可能決定我命運的參考分徹底放棄, 於是就準備了六七張紙的濃縮筆記, 希望我考試前一星期每天能抽一小時看一下, 另外還準備了一些卡片,讓我在上班中午吃飯時背些單詞,她說有個二三十分也是好的.一星期到了,媽媽看出我是抽不出這一小時了,就再次濃縮,大約是兩三張紙吧,然後幾乎是求我抽時間把它看一下.與此同時,她還給我講述了一些閱卷規則和考試訣竅.

以後是一個悲痛欲絕的故事,且與英語無關,我就跳過了.我英語得了42分,是好是壞,只有過來人才能知道,反正進了大學,英語分AB兩班,42已是A班了.儘管在班上這成績已算亮麗,但我馬上就看到了差距,人家的41靠的是真才實學,而我這42靠的是前輩高人的絕世武功.

教英語的是一位女老師,稱為J吧.J老師人很好,很有耐心,儘管是個講師,但對我這英語文盲來說,和教授副教授並無太大區別.我寧可碰到一個這樣的好講師, 而不要碰到個架子十足的正教授. 在課堂上,我的英語水平屬於中等,因為此等學校與出國絕對無緣,所以考試得優就心滿意足了,絕無向中上努力的意願.但課本中有時會出現一些歷史事件和科學名詞,連J老師也不熟悉,我這中等生也就有過一些小出風頭的機會.

有一次,課文中有”Mach Number”字樣,這句子怎麼解釋都難以自圓其說.我突然想起,這是飛機速度與音速比值,於是綱舉目張,柳暗花明,我也再次贏得喝彩.下課後,大家照例纏着J老師,問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有人問起老師哪兒畢業的,J老師說震旦.我借着Mach Number的東風,人來瘋了一下,插話說我媽媽也是震旦畢業的.J老師看了我一會兒,問道,你媽媽是不是姓…,我說是.接着她又問,你家是不是住在南昌路科學會堂後面,這我就不知道了.回家後問過媽媽,居然一點不錯.如果是爸爸的同學,這倒可以理解.有人說是從長相,人們向來只說我長得象爸爸.媽媽怎麼都記不起她了,只好叫我撒個謊,如J老師再問起就說媽媽也有點記得.

J老師教了我們兩年,以後她得了癌症,我去看望過她一次,也不知她現在怎麼樣了.我也有意識地不去問她這個問題, 就算第六感吧.這或許是個永遠的秘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