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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遇羅克的看法
送交者: 遇羅克 2005年07月22日09:51:58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我對遇羅克的看法

遇羅克當然是一個熱血青年,心中可能充滿着正義感。這些我都不否認。但是,我這個人比較陰陽怪氣,所以也對他作一番評價。

首先,我認為遇羅克並不是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

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將整個人類社會看作一種物質運動的,人無非是一處特殊的物質而非別的什麼,死後也沒有靈魂。而作為科學家的唯物主義者就努力研究各種物質形態的運動規律,並利用這種規律為人類社會服務,甚至可能包括為自己服務,他們會冷靜地研究一切事實是怎樣發生的,發生的原因,運動的機理。

一個作為科學家的唯物主義者在遇到山洪暴發時會怎麼辦?首先當然是避險,躲到山上,或者爬上大樹,等山洪退卻後,再下來。他會不會站在山洪面前大呼“山洪你來吧!你把我淹死吧!我不怕你!”,這麼幹屬於義士或者行為藝術家而非科學家。

因此,一個真正把人類社會運動完完全全地當作一種物質運動的徹底的唯物主義者,當然也就會把發生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看作一種特殊的物質運動形態,一種社會爆炸。既然如此,正常的反應,就是避險,先保存自己,等待爆炸結束。因此,迎着爆炸,不怕危險,這屬於義士,故意讓爆炸物將自己摧毀,則自己也要負有一定的責任。

正如毛澤東所說,“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毛澤東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因此,當年他去湖南組織秋收起義的路上,被兩個民團抓住,他首先將身上的光洋給他們試圖賄賂他們,不成,於是伺機逃跑,躲到池塘的荷葉後面藏了起來。這就是唯物主義的態度。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點燃的一場人類社會大爆炸,當然炸死炸傷了不少人。爆炸具有猛烈的衝擊波,甚至遠在地球反面的美國也感受到了強烈的衝擊,當然不能保證只炸壞蛋不炸好人,而是摧毀阻擋在衝擊波前面的任何物體。但是這場大爆炸之所以能被點燃,和當時的中國社會中積聚了大量的能量,社會關繫緊張有關係。一個人能夠點燃炸藥,是因為炸藥中含有大量的能量,而他就不能夠點燃石頭,因為石頭中不含有象炸藥那麼多的能量。

那麼,當時的中國社會為什麼聚集有那麼多的能量?為什麼社會關繫緊張?有外因也有內因。外因就是美國蘇聯加上印度東盟的聯合打壓,加上在台灣的蔣介石準備反攻大陸,使中國受到世界的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而內因則是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尚未完成,處於貧窮落後之中,階級敵人伺機復辟。則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使中國社會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

我這裡用到“階級敵人伺機復辟”這種說法會讓現在的人感到老套,過時,好象不真。但是這卻是當時的現實。如果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五十二周年以後的現在這麼說,當然屬於毫無根據。我不認為現在還有階級敵人試圖復辟。但是在文革開始的時候距建國的1949年只有十七年,復辟的危險是客觀的存在。不信?請大家算算從法國大革命開始的時候到波旁王朝的成功復辟有多少年,就知道,復辟的危險並非空穴來風。而一旦復辟則中共上層領袖人物必然遇到殺身之禍,必然千百萬人頭
落地,這些確實存在的可能性造成了極度的恐懼感,造成了社會的不寬容。

實際上,任何社會的寬容度都是和他的安全感成正比的,或者說和危險感成反比。在美國,九一一恐怖襲擊之後必然導致美國社會對阿拉伯裔的美國人保持警惕和不寬容,是一種可以預測的事實。如果中國強大到用大量軍隊包圍住美國,則結局必然是在美國社會中的華人日子不好過,即使這些華人效忠美國,也還是一樣。同樣,在當時中國受到美國蘇聯的包圍及蔣介石在台灣軍隊的反攻大陸的威脅下,在世界反動派試圖聯合鎮壓中國革命的情況下,不能夠指望中國的政權對革命的對象有多大的寬容。

我同意一個人不能因為他的家庭出身就對其進行不公正對待,就認為他不能革命,我也反對唯成份論。我也知道許多中共黨員包括上層領袖人物都是出身大地主家庭。但是,考驗是必然存在的。那些中共上層領袖都是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經受了生死考驗,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當然就被革命階級所信任。但這要有一個過程,對於出身富人家庭的人要有一個警惕,一個更多的考驗,一些重要的崗位不敢讓他們去做,這也是正常的。比如九一一事件之後,一個阿拉伯裔的美國人想要謀到一份機場保安的工作,或者飛機駕駛員的工作,可能會比其它的美國人更難一些,這是正常的事情,是唯物主義科學家所能夠做到的相當準確的預測。

諸位網友試想一下,如果當年你是革命領袖,那兒有一家大地主,你率領着窮人衝進去把那個大地主一刀捅了,然後把他的家產分了,這時候那個大地主的兒子跑出來對你說:“殺的好!殺得好!我爸屬於罪惡的反動的剝削階級,死有餘辜,我要參加你們的陣營,加入革命,你們分我爸的家產完全正確,因為這都是人民的血汗。”順便還往他老爹的屍體上踢上幾腳。那麼,作為領袖的你,能不能相信他的話?他是在韜晦呢?還是真心參加革命?就算你大度讓他加入你們的隊伍,你敢不敢讓他擔任重要職務,比如說當一個小頭目?

因此,我認為中共當時的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政治表現,是一個合理的選擇。此外,你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因此而考不上大學,得不到重用,說到底還是因為你的出身使得你的個人利益受損。而如果你是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個人利益就會置之度外,又何來憤怒情緒呢?社會上那麼多的勞動人民都可以干一個螺絲釘的工作,憑什麼你就要以為自己是什麼大器呢?

實際上,張志新,遇羅克的家庭出身都不好,都是大資本家有錢人的後代,那麼遇到這麼個窮人當家作主人的時代,受到某種虧待是理所當然的,作為物質運動的規律是可以事先預測得到的。

因此,如果我是遇羅克,出身大資本家階級,又正好遇到革命時期,遇上文化大革命這麼一場大爆炸,如果我是一個唯物主義者的科學家,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躲,把這場大爆炸躲過去再說。如果我被警察誤抓住審問,我肯定不會向他們宣傳什麼真理,一會兒馬克思,一會兒黑格爾一會兒費爾巴哈的,我和警察較什麼勁兒啊?如果我設身處地的為警察着想,那麼他們這一輩子幹上警察這一行,無非也就是一種陰差陽錯,一種物質隨機運動的結果,就好象他們當上一個園林工人,一個車工,一個清潔工一樣,無非是一種“活兒”,無非是命運讓他們幹上了警察這一行。那麼,和其它的活兒一樣,比如說園林工人,每天的定額是挖十個樹坑,可是有一個樹坑非常難挖,下面儘是石頭,挖這個樹坑花了比其它的樹坑多十倍的功夫,這園林工人一定覺得很倒霉。警察也是一樣,當文化大革命中的警察就更不容易,更有生命危險,而且還有砸爛公檢法的舉動,因此這些警察的活兒就比平時更多更累,本來想審完這個“反革命”之後趕緊回家喝兩盅,可是這個“反革命”作出一個義正詞言狀在面前用警察聽不懂的各種哲學詞句宣傳了三個小時的馬克思主義和費爾巴哈,還就是不認罪,這不讓人惱火嗎?

因此,如果我這一輩子被警察錯抓,我是不會在警察面前搞什麼義正詞嚴啦宣傳真理啦這樣的事情的,我會想辦法讓他們的活兒少一些,早一些回家休息,我不會象在強國論壇這裡這樣滔滔不絕,而是意簡言賅,搞清楚警察的目的是什麼以後儘量早一些滿足他們的目的好讓他們早一些休息回家和妻兒團圓。我和警察犯得着捍衛真理麼?我一定想辦法在態度上讓他們有大獲全勝的感覺,他們說我是反革命,我就反革命好了,使個勁地說“我有罪我該死”。這正是西方文化的正確態度,要做一個人質,也要做一個好人質,要做一個囚犯,也要做一個好囚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嘛。其實,如果使個勁地認罪,在文革中不被槍斃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該認罪就認罪,在社會大爆炸時期堅持什麼真理嘛,毫無意義,先躲過大爆炸的衝擊波再說。

我覺得歷史上方志敏和趙一曼就都是好囚犯。方志敏的看守來一個被他感動一個,以至於國民黨不得不經常地換看守,這就是人格魅力,最後的看守還將方志敏寫好的“可愛的中國”偷偷帶出來帶給魯迅先生。

再回過頭來說遇羅克,據我在網上看到的一種說法是,他被抓起來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私藏了武器。那麼,這件事情就是今天看來也還是一種刑事犯罪。老鬼在“鐵與血”的小說中,說他也是在文革中在北京私藏了武器而進了看守所,後來交待了,把私藏的武器交出來了,也就被放了。那麼,如果遇羅克私藏武器的事兒是真的,那麼寫他報告文學的作家就有不實事求是的態度了。因為我知道文革中槍斃的反革命中許多其實就是刑事犯罪。比如一個殺人犯,先有殺人的事實,就是放今天也槍斃,但是在文革中,就可能叫做反革命殺人犯,就會搜集他反革命思想的證據以證明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正確。而在最後的宣判中似乎也好象是那些思想導致他被殺,而其實則是那個刑事案件導致他被殺。當時還有反革命縱火罪,反革命投毒罪,反革命盜竊罪,等等。

因此,如果遇羅克真的是因為私藏了武器,而我如果是警察又看到這麼個私藏武器的人拒不承認,還滔滔不絕地向我大談哲學,大談費爾巴哈,一副正義的樣子,我會極度懷疑他就是反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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