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毛澤東和張國燾的恩怨（下）

  ____終於有明白人把紅軍與張國燾的恩怨給說通透了

    這樣的話，張國燾就等着紅二方面軍來，再共同北上。紅二方面軍是很特殊的隊伍，任弼時、蕭克、王震到了江西，跟賀龍會合了，原來他們還想堅持一段時間，但是後來聽說紅一、紅四都走了，他們也奉命長征，當時接的是張國燾的電報，讓他們和紅四方面軍會合。紅二方面軍就開始行動了，可怎麼走呢？從湖南進了貴州，走哪條路呢？到了黃平一帶，一個很偶然機會抓住了一個傳教士，這個傳教士是個英國出生的瑞士人，在鎮遠、黃平那一帶傳教，英文名字叫伯沙特，中文名字叫薄復禮，紅軍抓住這個薄復禮太高興了，一肉票來了。抓住伯復禮以後，讓他給教會寫信，拿十萬大洋來贖。他當時大叫，我根本不值這些錢，你們殺了我算了，我們教會也沒有錢。紅軍就押着傳教士還有土豪行軍。我們說紅二方面軍是一支很傳奇的隊伍，一路行軍，拿一條繩牽着土豪和傳教士，到了宿營地，中間商就來了談價錢，多少錢能放人？談完價錢以後再騎着馬找家主，家主拿錢來贖人，沒錢就繼續往前走。教會哪兒有錢，本來就艱苦的不得了。結果走到了黃平的舊州鎮，這兒有一個天主教堂，這個教堂里居然發現了一張法文的貴州省全圖。所以說，傳教士來中國都不是天天行善的，他們都有搜集情報的任務。比如說，看當地的礦產，看當地的基本情況，還要勘測、繪圖，那些傳教士一個個都跟百科學者似的。蕭克一看見這張貴州省全圖，非常高興，問誰懂法文？薄復禮說，我懂法文。蕭克說，你能不能幫我翻譯這張地圖。伯復禮在回憶錄中說，我看着蕭克的這張臉，他只有20多歲，那麼年輕，為什麼要進行這樣的長途行軍呢？我覺得他們也是有信仰的人，跟我們信仰上帝是一樣的，所以上帝讓我行善事兒，幫他這個忙。於是蕭克舉着油燈，薄復禮就把法文翻成中文，蕭克在地圖上畫這些地名，幹了一宿，紅軍就有了這麼一張貴州省全圖。靠着這張地圖，紅二方面軍走出了貴州，進入了雲南，最後再北上甘孜，跟紅四方面軍會合。

    薄復禮待遇就好轉了。到了昆明附近，蕭克和王震請他吃飯，說，我們經過這兩三個月考驗，發現你不是壞人，我們決定放你回去。其實贖金肯定是付了，大概有幾千大洋，付不了十萬大洋。薄復禮就和紅軍分手，紅軍從元謀一帶北上，薄復禮到了昆明。到了昆明以後，他就變成英雄了，死裡逃生，回到英國他也到處做演講，教會給了他各種獎勵。但這個人真是一個死心眼，他就是愛中國，他又回來了，又回到貴州傳教了，一直到1951年，中國鎮壓反革命，所有的傳教士一律驅逐出境，薄復禮也被趕出了中國。他到老撾繼續傳教，一直工作到退休回到英國。回到英國之後，他寫了一部書叫《上帝之手》，他在這部書裡，描寫了在紅二方面軍長征的經過，薄復禮對紅軍可以說是充滿了尊敬。後來中法建交，黃鎮把這本書帶到中國，蕭克一看，這個人還活着呢，我一定要見他。差不多這個時候，薄復禮去世了，蕭克讓他秘書張國琦把這本書節譯出來。這本書肯定是節譯的，因為那本書叫《上帝之手》，肯定有很多宗教的內容，寫他在痛苦的時候，在被囚禁的時候，上帝是怎麼救我的等等。節譯之後，蕭克作了一個很長的序。我去過黃平這個教堂，看到教堂整修一新，給薄復禮做了一個塑像，感激他在長征中為紅二方面軍做的貢獻。這是確實是一個很傳奇的事情。

    紅二、四方面軍會師之後，再次北上。紅四方面軍再次北上的時候，徐向前、陳昌浩和他們的部下充滿了苦澀心情，你看毛澤東帶着他的部下，過一次雪山，過一次草地，最先到達了陝北，他們還是正確路線；我們跟着張國燾北上，又南下回來了，再北上，我們過了三次雪山、三次草地，多受了兩倍的苦，還是錯誤路線。所以你看跟什麼人，結果真是不一樣。毛澤東後來總結了一句話，方向和路線是決定一切的，方向路線正確了，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但是如果方向路線錯了，再多的人、槍，你再努力，最後也無濟於事。

    張國燾帶領着二、四方面軍，第三次通過了草地，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軍終於在甘肅的會寧會師了。陳昌浩他們寫了一個熱情洋溢的會師詞，我們盼望着會師，眼睛都望穿了，我們就像犯了錯的孩子，現在又回到了母親的身邊。多誠摯的感情！長征的勝利會師是中國革命史上最壯麗的一幕，一、二、四方面軍經歷兩萬五千里長征，最後終於在陝甘寧會師了，中國革命可以說取得了一個重大的勝利。

    紅軍三大主力會師，最高興的是誰？是蔣介石。他心說你們三家到一塊了，很好，給我一個徹底消滅共產黨和紅軍的天賜良機。於是蔣介石趕緊調兵遣將，調集了50萬軍隊，把陝甘寧團團包圍，東邊閻錫山，南邊張學良、楊虎城、顧祝同、胡宗南，西南馬步青、馬步芳，西北馬鴻逵、馬鴻賓。蔣介石對將領們說，攘外必先安內，消滅了共產黨紅軍，我會帶你們抗日的！毛澤東知道這是滅頂之災，三大主力會師之後，紅軍一共還剩下8萬多人，要吃沒吃，要槍沒槍，基本上沒有戰鬥力了。毛澤東怎麼辦呢？首先他是求和，《毛澤東書信選集》從1936年10月到12月，兩個月的時間，毛澤東寫了17封信，一輩子的軟話都在這個時候說了，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呵，只要蔣先生停止內戰，我們紅軍都願意追隨蔣介石共同抗日等等。蔣介石不為所動，他還不知道你共產黨是怎麼回事，非要消滅你不可。

    毛澤東一看求和無望，就得另找出路。第一條出路，命令彭德懷指揮紅軍，打寧夏，叫寧夏戰役，又叫西征戰役。黨史上說，紅軍長徵到達陝北之後，先後進行了東征戰役和西征戰役，鞏固了陝甘寧根據地。我們開學術會的時候外國學者問我們，你們長征為了什麼呀？我說，為了北上抗日。外國人問，寧夏有日本人嗎，你們幹嗎去啊？我一下答不出來了。寧夏戰役當時就是打開一條從寧夏經內蒙去外蒙、去蘇聯的通道。實在不行，咱們帶着隊伍去蘇聯。但寧夏戰役剛一打，毛澤東就感覺到不行，這條路不能走，共產黨、紅軍要是流亡去了，出了國了，那蔣介石不就一統天下了嗎？中國歷史還有共產黨什麼事兒？所以這條路不能走。

    第二條路，派紅四方面軍主力組成西路軍西征，開闢河西走廊。這個事情現在有很大的爭議，許多紅四粉在網上寫文章，說毛澤東就是要黑紅四方面軍，特地把他們派到河西走廊送死，削弱張國燾的實力，他好掌大權。這種說法是非常陰謀論的。這個問題當年是雙方都有關係的，第一，毛澤東跟紅四方面軍說，你們別來陝北，陝北根本養活不了你們這六萬多人，哪兒有那麼多糧食，你們還是在甘肅那兒開闢根據地吧。第二，徐向前、陳昌浩和一堆紅四的將領也不敢來陝北，怕來了以後路線鬥爭，算他們卓木碉會議的老賬。所以他們當時心裡也揣着個兔子。這個時候中央就下了一個命令，說你們組織西路軍，打通國際通道，去新疆，就是接通遠方，而且還說蘇聯在新疆準備了機槍、武器等着你們去拿，你們執行西路軍的任務。當年紅四方面軍一聽到這個任務以後興高采烈，好啊，我們到了新疆，接收了蘇聯武器，我們又是紅軍老大。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紅四非常快地執行這一任務，過了黃河一路向西，當時馬步芳只有兩個師的兵力，才兩萬多人，哪抵得住六萬多紅四方面軍啊，這個時候中央一個命令，停止前進，就地建立抗日根據地，既不許前進也不許後退。徐向前、陳昌浩非常不理解，從新疆拿了武器再回來不行嗎？不行，哪有武器給你們呀？蘇聯的武器是給盛世才的，當時蘇聯希望在新疆建立他的勢力範圍，跟紅軍有什麼關係？讓西路軍在河西走廊，打開一塊地盤，建立一塊根據地，就是留一條後路，如果陝甘寧待不住了，可能中央還要去投奔徐、陳。這是中央和毛澤東預留的一塊活棋。

    那麼這塊棋做完了，第三步棋就是籠絡張學良。張學良“九一八”丟了東北，讓全國人民臭罵，現在來陝北“剿共”，又讓全國人民臭罵，說張學良就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張學良也很痛苦，聽說紅軍到了陝北，他非常好奇，紅軍居然能走兩萬五千里，他問手下，你們誰能這麼帶隊伍，我是沒這個本事。於是在好奇心之下，他想看看紅軍是什麼樣，自己悄悄跑到了洛川，跟共產黨秘密會面。共產黨來的代表是周恩來和李克農，周一見到張學良，着實地把他捧了一頓，少帥真是年輕有才，您要領導抗日，我們共產黨紅軍都聽你的指揮云云。張學良一高興，跟紅軍結盟，第一，給紅軍十萬大洋，兩萬套棉衣棉褲，幫助部隊過冬，解決燃眉之急；第二，我們互通情報的，誰也不打誰，建立秘密渠道的聯繫。

    這樣中央又給自己做了一個眼，多了一條活路。這個時候蔣介石到西安督戰，領導各路軍馬準備向陝甘寧發起最後的攻擊，毛澤東知道最後的時刻到了。於是毛澤東、張聞天給張學良發了一封絕密的電報，說如果蔣介石要進攻，你和楊虎城給我們讓開一條縫，讓我們帶着紅軍從你們兩個人中間南下，過秦嶺，回徐海東的鄂豫皖老家；如果鄂豫皖還待不住，我們再二次長征投奔在河西走廊的徐向前、陳昌浩。所以你看毛澤東在當時是什麼打算都做了，什麼出路都想了，就是為了挽救即將被消滅的共產黨和紅軍。

    張學良回封電報說，別着急，過幾天形勢可能還會有變化。什麼變化共產黨也不知道。於是張學良就去跟老蔣說，你看人家共產黨都求饒了，服軟了，接受你的改編了，把他們收編了不就完了嗎？蔣介石勃然大怒，你這個毛孩子，你懂什麼政治？把張學良臭罵了一頓。張學良少爺脾氣來了，好你個老頭子，不給我面子，我整你！張學良一怒之下，他個人發動了西安事變，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把蔣介石扣留了，西安事變完全是張學良的個人行為，事先跟共產黨沒有任何聯繫，而且共產黨做夢也想不到。結果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到陝北瓦窯堡，中央政治局一片歡呼，好啊，把蔣介石給抓起來了，張學良你就組織抗日政府，我們共產黨跟你合作，馬上派周恩來同志騎馬去西安，商量成立國防新政府的大計，蔣介石一定要牢牢的掌握在你的手裡，楊虎城也不能信任，必要時誅之為上。殺！這是中共中央當時的真實心態，蔣介石把我們長征整的多苦啊，我能不恨你，我能放你？

    結果西安事變一發生，全國輿論一致聲討，張季鸞在《大公報》寫社論，現在國難當頭，日本人虎視眈眈，張、楊兩個軍閥還在搞政變，還想篡位，你們不是亂臣賊子，誰是？全國的輿論一致聲討，張、楊顯得非常孤立。過了三天，共產國際的指示來了，說蔣介石才能領導中國抗日，張學良絕對當不了中國抗日領袖，你們只能聯蔣抗日，不能聯張抗日。張國燾在回憶錄里寫了，說共產國際的電報一來，毛澤東氣急敗壞，在窯洞裡走來走去，說反了反了，天地翻覆了，原來我們讓恩來那麼說，現在反過來說，我們不是反覆無常嗎？事實證明，共產國際過去再錯，這次確實說對了，張學良就是不得人心。所以中央還是得服從共產國際的指令，趕緊派人去追周恩來，把共產國際最新的情況通報給周恩來。

    過了半個月，周恩來終於到了西安，張學良是盼星星盼月亮，就想聽聽周恩來的主意。但是周恩來不跟他談，先去見蔣介石，說校長，我看您來了，只要校長同意停止內戰，我們共產黨和紅軍都願意聽你的指揮，共同抗日。蔣介石也是狼狽不堪，被扣了半個月了，宋美齡和端納冒死從南京飛到了西安，見到蔣介石。宋美齡就說，你別“剿共”了，南京那邊盼着你死、等着搶你位置的人多了去了。蔣介石怎麼辦？他得先脫身吶。於是他跟周恩來說，恩來，只要你們聽我的話，我可以停止內戰。有了蔣介石這樣一個表態，宋美齡就召集周恩來和張學良開會，當今民族大義至上，我們國共兩黨捐棄前嫌，重新合作，聯合抗日。這樣的話，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了，絕對不像我們的電影裡演的那樣。

    西安事變使陝北中央柳暗花明，但是把西路軍坑了。西路軍當時在張掖、武威這一帶，既不進也不退，待了將近三個月。這三個月是冬天，我們今天走河西走廊，依然是走多遠看不見一個村子，地廣人稀，這是非常貧困、荒涼的地方。來了六萬紅軍，也是天天要吃飯，出現了跟在草地的時候一樣的問題，軍隊跟回民爭食。三個月，待在河西走廊，冬天往哪兒住？把回民的村子、房子都給占了。怎麼取暖？把回民種的樹都砍了當柴燒。你說回民能不憤怒嗎？而且，河西走廊是什麼地方？就是當年清末左宗棠大殺回民的地方。所以在那一帶，回民不管是什麼黨，只要漢人搶我的房子、搶我的地，就跟他們拼命。馬步芳就集結起五六萬人，組成民團，跟西路軍開戰。西路軍在這兒耗了這麼多的時間，到了彈盡糧絕的時候，最重要的是，得不到回民的支持，反而引起了全體回民的仇視。這樣戰爭的結局就決定了。梨園口、高台這些慘烈的戰鬥，不是馬步芳的部隊和西路軍作戰，而是以馬步芳的部隊為骨幹，糾合了廣大的回民跟紅軍作戰。

    我到張掖去，跟當地黨史辦的同志座談。黨史辦的同志一看，北京的學者來了，準備好了講話稿，說官話。我說咱們都是搞歷史的，好不容易我來你們現場，你別說官話了，就跟我說說真實情況。他們說，哎呦，我爺爺說了，紅軍來了，把我們這兒禍害慘了，樹也砍了，房子也給拆了。當時回民跟西路軍作戰，那是父子齊上陣。紅軍都是步兵，回民來的都是騎兵，五六個紅軍才能打一個回民，好不容易把這個回民從馬上揪下來了，西路軍繳獲了上百匹馬，自己組織了騎兵團，跟馬家軍作戰。結果到了陣前，馬家軍一吹口哨，這些馬馱着紅軍都跑回人家陣地去了，馬都是人家的。最後西路軍敗的非常悲慘，徐向前、陳昌浩隻身逃回陝北，絕大部分紅軍都潰散了，就是李先念帶着400多人最後一直逃到了新疆，陳雲接應了他。

    馬步青、馬步芳消滅了西路軍之後，最悲慘的就是西路軍的女戰士。馬步芳規定，把這些西路軍的女戰士都配給馬家軍，但是有一個條件，團長配團長，連長配連長，士兵配士兵，得門當戶對。當時西路軍婦女團團長王泉媛就配了馬家軍的一個團長，王泉媛是一個剛烈女子，寧死不從，動不動就拿剪刀，馬家軍看她太性烈了，暴打一頓趕出門了。王泉媛一直從甘肅跑回井岡山的老家。但是，那麼多紅軍女戰士就跑不了了，改嫁了馬家軍，在當地有一個外號叫“共產婆”，只要是四川口音的就是原來的紅軍，共產婆。這些人嫁給了馬家軍，到了1949年，王震的部隊到了西進新疆，到了青海、甘肅，別的地方搞一遍肅反，馬家軍住的地方搞三遍肅反，可以說是斬草除根。這些共產婆就都成了叛徒了，誰讓你跟了馬家軍了，你為什麼不犧牲？那時候很“左”的。

    一直到1979年，平反冤假錯案，當時我們復旦的一個學員去青海湟源縣當副縣長，負責平反冤假錯案，他說，我那兒最大的冤案就是共產婆。於是找找還有多少共產婆了，就剩下幾十人了，都已經七老八十了。可以說，從1936年西路軍失敗之後，這麼多年一直是處於政治和身體的雙重災難之中。有很多人最後平反了，每個月給她們40塊錢的生活費，一個一個痛哭流涕。所以有位董漢河就採訪她們，非常感動，寫了一部《西路軍女戰士蒙難記》。

    那麼我們說，西路軍這麼悲慘，說明了什麼？幹革命，就是有人吃肉，有人啃骨頭。因為當時西路軍承擔的任務是為中央預留一個後路，所以在那兒既不進也不退，等到西安事變解決，他們已經無路可退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西路軍的悲劇。

    紅軍長征有着非常豐富的故事，但是紅軍長征這種偉大的史詩，它是怎麼流傳下來的呢？這個首先我們要歸功於埃德加·斯諾。西安事變之前，斯諾就在張學良的承諾之下，秘密進入了陝北，毛澤東正好處在饑寒交迫的時候，一看來了一個美國人，非常的高興。當時就讓紅軍幹部儘可能的給他提供素材，每個同志寫幾篇你的長征回憶錄，讓這個洋人帶走，到上海給我們化緣、募捐，這樣我們日子可以過得好一點兒。於是斯諾所到之處，我們都給他提供材料、提供採訪，斯諾把這些材料寫成了他的《西行漫記》的素材。但是斯諾只是採訪了一部分內容，斯諾走了之後，紅軍收集了這麼多的回憶錄，幾百篇的稿子怎麼辦？當時是馮雪峰要從延安去上海，重新建立左翼的文化，延安方面就把長征的這些回憶錄手抄了幾份，其中的一份抄稿就讓馮雪峰帶到了上海。原本是準備交給魯迅的，結果魯迅去世了，就交給了一個書商。這個書商就把這個抄本秘密地保存下來了。這些長征回憶錄雖然寫好了，但是因為國共合作，所以不能編輯，也不能出版，裡面寫的好多是蔣該死如何如何。畢竟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史料，當時紅軍政治部的宣傳部部長徐夢秋，受毛澤東的委託，編輯這些稿子，徐夢秋和丁玲、徐特立他們幾個人在延安編輯，到了1942年，編輯出了兩本書，就叫《紅軍長征記》。《紅軍長征記》最初是土本印刷的，印出來之後，朱德送給了史沫特萊一份，史沫特萊去世後捐給了哈佛燕京學社。哈燕社有一年清理庫存，把這本書扔出來，正好是上圖的一位同志在哈佛燕京圖書館當善本部主任，一看這不是朱德的簽名本嗎？太不得了了，於是把這個書複印了送到上海。上海就出了兩套書，一套是1942年徐夢秋編的《紅軍長征記》鉛印本（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另外一套就是馮雪峰帶到上海的手抄本，這兩個版本重見天日了。

    這兩個版本重見天日之後，《紅軍長征記》一下豐富起來了。在1949年建國後，這兩個本子我們見不到了。當年在延安搞《紅軍長征記》的時候，都是一些年輕人，而且剛剛經過長征，很多事情記憶猶新，最重要的是當時我們中央沒有口徑，沒有框框，你想寫什麼就寫什麼，於是這些人就隨心所欲，由着性子來，什麼高興寫什麼，很有個性、很有特點。建國後一看，這不行啊，這些文字對我們的前輩不恭敬呵，於是開始進行淨化、剪裁，1956年人民出版社出了《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這是官方第一次正式展示了原始資料，但這個原始資料只有50多篇文章，100多篇文章都被刪掉了。

    後來我說不行，得找到原始版本，找到原始版本一看，《紅軍長征記》有100篇，我就把《紅軍長征記》整理了。但是1956年的版本也有一個好處，書中有幾篇長文章是綜述性的，不是在國內發表的，而是在蘇聯發表的。最重要的文章，一篇署名“廉臣”，《隨軍西行見聞錄》，這本小冊子1936年在上海出版過，很稀有。這個廉臣，後來陳雲說，就是我，我到了蘇聯以後，為了宣傳長征，當時用了一個化名叫廉臣，在書中我寫了一個被俘的國民黨軍醫，跟着紅軍長征，如何如何。但是陳雲只走了一半長征，到瀘定橋之前中央命令陳雲去蘇聯，命令潘漢年回上海，他們倆就離開了紅軍隊伍。廉臣寫了一半長征。後來又出的文章，一個叫楊定華的寫了《雪山草地行軍記》，1938年上海印行過。楊定華，就是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陳雲和鄧發都是政治局委員，他們都是把握全局的人，加上他們親歷記，這些文章寫的是相當得生動，相當得有趣。但是有一條，他們是為了宣傳長征，所以他們寫的都是非常正面的。

    寫到長征中的痛苦，我們說徐夢秋的“長征記”是寫的最好的，文筆也是最好的，過草地那種飢餓的狀態，紅軍那種痛苦的生活，知識分子怎樣在野外生存，寫的栩栩如生。徐夢秋當時是毛澤東非常欣賞的宣傳幹部，文筆最棒。結果徐夢秋這個人最倒霉。在過雪山、草地的時候，兩隻腳凍爛了，起了壞疽，到了陝北，馬海德來了，他是跟斯諾一塊來的醫生，把徐夢秋兩隻腳截了，於是徐夢秋變成殘廢了。徐夢秋後來又被毛澤東委以重任，到新疆跟盛世才搞統戰。盛世才最後面臨一個抉擇，是投靠蘇聯還是投靠國民政府？盛世才覺得我還是得當中國人，雖然他是蘇聯共產黨黨員，最後他決定投靠國民黨，那就要跟共產黨劃清界限，把新疆的共產黨人都抓起來了，包括陳潭秋、毛澤民。都抓起來之後，徐夢秋屈服了、叛變了。陳潭秋、毛澤民等人被盛世才處死，徐夢秋也就回不來了，徐夢秋投奔了軍統。1949年在南京，國民黨要潰逃，毛人鳳說，共產黨那些叛徒一個都不帶走，我們現在要他們有什麼用？徐夢秋走投無路，等到劉伯承進了南京，徐夢秋還想去找劉伯承拉拉關係。共產黨這邊說，好啊，找了多少天找不着你，原來你這叛徒在這兒呢！於是把徐夢秋扔到監獄裡，一直關到70年代，他死在監獄裡。所以徐夢秋的這些文章當然不能面世了，不能收入《長征記》。一直到現在，改革開放了，我們可以公正地看待這段歷史了，我們就把徐夢秋的文章原樣整理出來。最初在整理徐夢秋文章的時候，是依據《紅軍長征記》1942年的版本為底本，整理完了之後，我一看1936年的手稿本，裡邊有大段大段的文字更生動，比如說，我們突然發現喇嘛廟裡的佛爺能吃，我們天天拿鍋炒佛爺，跟豆沙一樣吃，還不能讓別的同志知道，不然我們就沒得吃了等等。像這些文字，我覺得是非常真實的。

    長征史料越接近那個時代，就越真實。我把這些文字都恢復了，甚至把那些畫了××、畫了框框，他們自己認為不合適的，我也恢復了，因為我覺得這樣最真實。而且紅軍中這些文人寫的文章可以說是有血有肉，紅軍也是人，是一幫非常年輕、非常天真的孩子。彭家倫是紅軍政治部的幹事，他寫的文章為我們解開了飛奪瀘定橋最後的謎底。彭家倫寫的文章被刪了好幾篇，為什麼刪他的文章呢，我把原始版本拿來一看，原來他寫紅軍剛剛突破了第四道封鎖線，到了國統區的一個鎮子烏逕，一看有飯館、有集市，紅軍就高興了，他們到了雜貨店，老闆，我買兩塊錢的鹽。老闆給他們稱了16斤鹽。紅軍說兩塊大洋有這麼多的鹽嗎？我們在蘇區的時候兩塊錢一小口袋鹽都買不了。可見當時禁運多厲害，他們一下扛了一大麻袋鹽回去，兩個紅軍戰士興高采烈。還有一個戰士，到了雜貨鋪一看，一個塑料瓶子，這裡面一定是煉乳。老闆說這不是牛奶，你別喝。戰士不信，拿起來就喝，是墨汁，喝了一嘴都黑了。他就跟老闆打架，大鬧一場。彭家倫趕緊趕到，說是你不對，人家不讓喝，你還喝，犯傻了吧！就這樣的情節，很可愛，表現出紅軍是一群非常天真爛漫的人。而且在長征中，也不完全是痛苦，還保持着這種樂觀精神，而且還能把這些朝氣蓬勃的東西記下來，我認為是非常可貴的。所以，我每次整理一次《紅軍長征記》，都是希望把最原始的東西補充進去，這些東西越還原，就越接近1934、1935年，越接近那個時代，讓我們看得越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