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共識網 作者: 孫隴

我為什麼逃出中國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我是音樂家。我很珍視安寧與和平，以及利於工作的環境。況且我是中國人，並熱愛和尊重我的國家和我的人民。在中國發生的事情，這是一場悲劇。和它比較起來，我個人所遭遇的一切不愉快都顯得微不足道。文化大革命還在進行，這個運動的殘酷、橫暴、恐怖、盲目和瘋狂是超過十七年來所發生的一切的，而實際也是史無前例的。它導致中國知識分子被消滅。同其他許多人一樣，多年來在終於起顯著作用的不論是黨內還是黨外的人民（即使並非一直掌握）——去年夏天和秋天所發生的事件令我灰心喪氣，並且迫使我和我的家人成為逃亡者，成為在國內漂泊無依的“飢餓的幽靈”。如果說我的遭遇在某些程度上和一般人有所不同，那只是因為我成功逃出了中國，而大多數人都沒有能做到這一點。

這是怎樣開始的

我記得這是一個五月的星期天，這一天我第一次聽說到“文化大革命”。我的一個學生到我家來，沒帶小提琴，並且說他不能再到我這兒來學習了。由於“文化大革命”他因“資產階級”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受到了批評。他不敢再學小提琴了。

前幾個月已經顯示出正在開展一場什麼新的運動。最近對電影、對某些歷史學家的攻擊加劇了，譴責他們“借古喻今”，每天晚上，廣播裡除了沒完沒了地反覆敘述如此類的這個那個“罪犯”（這些罪犯中的許多人後來都自殺了），實際上其他的廣播就一無所有了。然而老實說，我並沒有感到可怕。當時一個來訪問我的朋友說：“你沒有寫過什麼文章，沒有說過什麼不正確的話，你毫無擔心的理由。”我唯一的罪行就是作為中央音樂學院的主席（原文如此——譯者注），在拿薪金，雖然實際上並沒有在那裡工作。

一九五四年起，事情已非常清楚，我這個學校領導人不過純粹是個掛名角色，於是我就儘可能擺脫了學院一切事務。學院的一切權力實際上都屬於學院的副主席，我還給幾個學生教小提琴。其中包括我的兒子胡龍（譯音：即馬如龍），並且有的時候在北京和中國的其他地區開音樂會。一九六三年以後，歐洲音樂完全被禁止了，我對於這個新的運動將如何進行毫無所知，而且別的任何人也完全不能設想什麼在等待着我們。局勢是緊張的，但是在過去也曾經有過比着還要緊張的時候，比如一九五二年。我對於這已經習慣了，不得不習慣了。但是六月份初，我被通知說音樂學院貼了攻擊我的大字報。

一個朋友說，對我說來最正確的辦法是在事件進一步發展之前先作自我批評。我的妻子和女兒雪莉亞（譯音：馬瑞雪）表示同意。我感到猶豫，除了我不喜歡之外，我沒有什麼好招認的。最後我的女兒以我的名義寫了一張聲明，聲明里說我很高興地支持“文化大革命”，雖然我並沒有具體承認任何罪行，但是我仍然表示願意改造。我們買了三張黃紙，用大字報的形式寫了這張聲明，並且給它加了一個“我的決心”的標題。於是我把這張聲明送到學院去。

頻頻更選和無政府狀態

在那個時候還沒有紅衛兵，但是那些自稱的“革命師生”已經開始給學校工作造成混亂。一個名叫趙渢的人，是音樂學院的副主席，過去他實際上是音樂學院的主宰者，但是我把大字報拿去的時候，趙渢不許我掛它。我懷疑他恐怕是有意用我去做幌子，好轉移反對他的批評，但是不管他的計劃如何，也都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第二天他就被停職了，並且自己遭到大字報猛烈攻擊，一個對音樂一竅不通的姓王的軍官來代替他。然而過了一天，王也失寵了——他由於企圖召警察來制止“革命學生”兩派之間的衝突而犯了錯誤。

當我準備回家的時候，一個附中的學生要求我跟他一起到他們的學校去。在那裡，我被一群狂暴的少年包圍了，他們開始對我寫的一部音樂作品大喊大叫。這是一首為了紀念一個英勇的區黨委書記焦裕祿而寫的悲歌。這位書記為了捍衛自己的農村選民的利益而犧牲了，他永遠是黨的工作者的模範。我不是為了寫這類作品，為的是避免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雖然當時我還是確實是對奉獻這首悲歌懷着敬佩的。但是少年們狂叫道：“你為什麼寫這麼悲傷的音樂？你不配是焦裕祿的擁護者！”然後他們讓我帶了一卷大字報回去，要我掛起來讀。我把這些大字報塞進了儲藏室。

過了幾天，從學校里打來了電話要我去。在學校里，我立即陷入了幾百人的破口謾罵、狂吼亂叫的大學生的包圍之中。“打倒資產階級權威！”在每一個口號就有人吼叫：“毛澤東萬歲！”一個小伙子喊；“馬思聰萬歲！”但這是喊錯了，而所有的人都向他猛撲過去。有一個人用書包砸我，但是沒有人打。我除了站立不動，別無他法。這一切我覺得完全是不真實的，可笑的。

我們被改造

這件事以後不久，我們十七個人就被叫到學校，並且接到通知要派我們去“受訓”，這裡面有幾個教授和音樂學院的行政人員，其中包括學院的副主席趙渢，他的樣子好像是有幾夜沒有睡覺了。

這些人裡面好多人是黨員。我們被送到社會主義學院，那個地方以前是共產黨的幹部馬列主義學習的地方，後來這所學校變成了知識分子和著名的文化人士設置的集中營。

在那裡你可以碰到各種各樣的人——畫家、演員、音樂家、電影導演、作家、文化工作者，美術學院、電影學院和其他學院的教師和教授。我們總共有五百人，我和國內最著名的一個小提琴家住在一個房間裡。

我在這個地方度過了五十天——從六月中到八月初，那裡是枯燥無味的，令人厭倦的。但是沒有人嚴厲地對待我們。我們被分成小隊，在軍官們的監督下閱讀各種文件，進行討論，而在空閒的時間，就給自己或互相寫大字報，而且還給“黨內當權派”寫大字報。

有一回我聽到一個非常的新聞，中央宣傳部擁有無限權力的副部長周揚垮台了。多年以來，他一直是我們的頂頭上司，在多次的整肅中，他都起主要作用。給各個文化領域的指示，比如說規定哪些外國音樂作品中中國可以演奏，都是從那兒來的。如果不算一九六二年那個很短的時期，德彪西和拉威爾以及二十世紀大多數作品都是被禁止的。在一九六三年全部歐洲音樂統統被禁止以前，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還可以演奏。

周揚曾經被描繪成為毛澤東思想的表達者，而現在一位取代他的副部長卻向我們聲稱“周揚本人的思想是臭不可聞的、胡說八道的和難以理解的”。

他被稱為“頭號牛鬼蛇神”。

文化部派人來告訴我們關於周揚和他的部下令人吃驚的事情。我們被告知，似乎私藏武器（也包括大炮）的“反動分子”包圍了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居住地整個中南海地區。我們當時對外發生的事件所知不多，雖然偶爾我們也被允許回家過禮拜天，但是有一次我看見在我們自己房子上的牆上用大字寫着“打倒×××”。

有一天傍晚，一些從各個學校和部隊來到（“到”字應是“的”）卡車開到學院。在一輛卡車上寫着四個漢字“黑幫專車”。這是八月九日，一進大門，我們就看到一大群群眾。我們被從卡車上推下來，我的腳還來不及着地，就有人在我頭上倒了一桶漿糊，別的人就在我的衣服上貼了大字報，戴上紙做的高帽子，上面寫着：“牛鬼蛇神”。我的脖子上被戴上了一塊大牌子，上面寫着“馬思聰——資產階級反對派的代理人”（譯者：原文如此），然後又加了一塊上面寫着“吸血鬼”的牌子。後來他們給我們每人一個臉盆——“喪鐘”和一根棍子，我們必須用它來敲盆子。在趙渢的高帽上寫着“黑幫分子”，還給他披了一件厚厚的羊皮襖。天氣是很熱的，北京真正的八月天——不會低於38度。

這是一個野蠻的場面，那些攻擊我們的人好像瘋子一樣，在喊着各種各樣口號的人群的喧囂聲中，我們被帶着游遍了整個的音樂學院，沿路人們一直推撞我們，啐我們。我認出我的幾個相貌變成了畸形的學生。最後，他們強迫我們低頭，在一間房子的台階上排出兩排，開始百般辱罵，那些被認為“罪行”最嚴重的“黑幫”分子站在第一排，而比較小的“牛鬼蛇神”就站在後面。在後排站出的有鋼琴家劉詩昆，他是一九五八年莫斯科比賽時克里伯斯的競爭者，後來他的手被打斷了，已經不能再演奏。

看守們的橫行霸道

然後我們被帶到學校後面的一排矮小的房子裡，過去這是放鋼琴的倉庫。我被領到其中一間房子裡。這裡僅僅夠放一張床。房間的一面牆幾乎全是玻璃。每一個人在任何時候只要他願意就可以觀看你。在我房間的牆上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下面的詞句：“打倒吸血鬼！”和“如果你們不老實，我們就砸爛你的狗頭！”。在過去的倉庫門上掛了一塊牌子：“牛鬼蛇神窩”。

每天早晨我們六點鐘起床學習毛選和報紙社論，吃早飯然後從八點工作到中午，我們幹的完全是毫無意義的工作——把分散的石頭壘成一大堆，或者是把屋子裡的東西搬到另一個屋子裡去。整個下午和晚上我們必須寫自我批評，這些自我批評充滿了這樣的詞句，如：“我們是趙渢的資產階級黑匪徒”，“需要對我們進行鬥爭，需要對我們進行改造”，我們每天把這些作品交給我們的看守。

每天早上、晚上，必須合唱，這個歌的名字叫《黑匪徒的狂嚎》（原文如此），歌中唱到：“我是牛頭怪物，我有罪，我有罪。我應當服從人民的專政，因為我是人民的敵人，我應當老老實實，如果我不老實，就把我砸碎砸爛。”

我記得最恐怖的事情就是一個一個地叫出來折磨我們。紅衛兵可以在任何時候命令我們：“低頭”然後他們強迫我們四肢着地爬行，好幾次他們在我的房間裡大吵大鬧，扔掉我的書，翻我的床，撕碎我的床單，一個“紅色看守”抓起我的被子，扔到屋頂上，然後喊叫道：“革命無罪，造反有理！”

有時候，“紅色看守”命令我們面牆而立，要一直站到他允許轉過臉為止，可是過後他們完全把我們忘記了。他們或者強迫我們低着頭站在太陽暴曬的洋灰地里。有一天夜裡，我在自己的房間裡睡覺，傳來了激烈的喊叫聲……。

一個小伙子和一個姑娘：“起來”他們命令到，我一躍而起，小伙子開始用皮帶抽我，而姑娘卻啐我的臉。我還不算受罪，而趙渢碰到這種情況則總是被打的趴在地上，鮮血淋淋。

這一切都發生在八月的第一個和第三個星期，當時紅衛兵在北京的狂暴行為發展到最高潮。在城市的另一些地方，也發生了一些駭人聽聞的事件，在一所中學裡，學生們簡直把自己所有的老師都打得要死。

由於被這種聞所未聞的殘暴行為所嚇倒，我的家人不得不把一些東西轉移到我的朋友家裡，其中包括我全部未發表的近作，十四首大型作品，把另外的一些物品賣給了一家小鋪，然後逃出北京。

紅衛兵全國大串聯

我的妻子和孩子穿上了那個窮人的破爛衣服，坐公共汽車到華中的一個城市，那兒有我的朋友。

雪莉亞告訴我們，六月間在音樂學院的學生中發生了長時間的無盡無休的爭論，這種爭論有時間帶有歇斯底里的性質，在學院裡，在北京，我想也都一樣，紅衛兵的隊伍把自己稱作“八一八”、“東方紅”或“毛澤東思想”運動。在十一月，“八一八”運動由於自己的“反革命”性而遭到了“東方紅”和“毛澤東思想”這些隊伍的攻擊，但同時這三個組織都認為自己是赤膽忠心的“毛派”。

當秋天來臨的時候，局勢變化了，成千上萬的紅衛兵從中國的各地來到北京。他們住在學校的校舍里，雖然街上有時還是很危險的，但學校里的形勢對我們來說卻緩和了一些，我們的門旁已經沒有看守，也不注意我們，是按照預定的計劃還在寫懺悔。在九月初，我們被允許回家過禮拜六。後來我們又被允許從星期六的傍晚住到星期天的傍晚。而到十一月，我們已經能夠回家過夜，而且只在白天到學校里“工作”和“學習”。

我的妻子和女兒在九月底到北京來想和我見面，但是我不能夠走出門，也就沒有能見到他們，他們是乘坐擠滿紅衛兵的火車來到，她們受到嚴密的盤問，並且差一點被當做嫌疑犯逮捕起來，雪莉亞開始說話，並且吃了沒有洗過的梨，這樣使他們就相信了她和我的妻子是貧苦的農村婦女。妻子和女兒在北京的時候，想住我們的朋友家裡，但沒有人敢接待她們，她們只好在乘上火車之前在人群堆里躲了幾個小時。

在這次嘗試以後過了兩個星期，雪莉亞一個人來到北京，這一回和我取得了聯繫，並在我們的一個遠離市中心，住在南郊的朋友家裡會了面。我們在院子裡一間小廁所的黑暗中悄悄地說話，而我們的朋友則站在入口處給我們看望，我們一直談了好幾個小時。

脫逃

在他們當時居住的那個城市裡，人們經常談論從中國逃出去的各種辦法，有些人是步行走去的，另一些人是坐小船——究竟怎麼走去，也知道的不太確切，但是她確信，我們也能那麼做。

可是我還沒有準備走這一步，我不可能輕易地離開去和我的家人會合，在我的家人居住的那個地區，紅衛兵的積極性加強了，他們可能在那兒逮住我。從另一方面說，如果逃跑的計劃失敗，那麼我們就完了。整整一夜，我非常緊張，不能入睡。正如中國常說的那樣，我是“背水一戰”，最後我和一個熟人交談了自己的想法。

最後是“走”——他說，於是我同意了。雪莉亞排了半夜的隊，但終於弄到了火車票。我到學校去上了早班，然後說：“我病了，要去看門診。”我和雪莉亞收拾了那部分送去保存的東西，其中包括我的小提琴，然後用繩子捆成兩個包袱，我的新作品不得不留下來。

馬思聰

【後記】

根據網上的資料簡單梳理了馬思聰逃亡和逃亡之後的事情：

1966年末，馬思聰小女兒馬瑞雪“潛回”北京，把準備到香港避風養病的計劃和盤托出，馬思聰即刻拒絕。馬思聰回答：他一生坦蕩，無愧於世，不走此路。經過兩個多小時的爭執，女兒改換說法，先回廣州市，休息養病，觀望形勢。身心處於極度疲憊和失望中的馬思聰，終於同意了。在廚師賈俊山和醫生倪景山變賣自行車的資助下，馬思聰化裝前往廣州。

由於他的失蹤驚動了公安部門，馬思聰就只剩下兩個選擇：被抓回北京，其結果必定性命難保；或者偷渡香港，逃離災難。1967年1月15日夜晚，馬思聰攜帶着他那把至愛的小提琴，與妻子、子女，登上偷渡船（廣州新港漁輪修配廠的002號電動船），悄然出海，往香港方向駛去。16日凌晨，登上香港九龍海灘時，馬思聰從胸前摘下毛澤東像章，扔進茫茫的大海。1967年1月19日，馬思聰一家登機飛往美國，踏上了一條漫長而艱難的流亡之路。當日，香港幾十家中英文報紙，都在頭版頭條位置，以粗黑的鉛字刊登醒目標題《中國著名音樂家馬思聰逃抵香港！》。

1967年1月，馬思聰被公安部定為“叛國投敵分子”。公安部的《關於馬思聰投敵案請示報告》，經康生、謝富治批示，對馬思聰的“叛國投敵”案進行了嚴厲徹查，幾十人被牽連入獄。在上海生活的馬思聰的二哥跳樓身亡，岳母、侄女和廚師相繼被迫害致死。

1967年4月12日，馬思聰在美國發表《我為什麼要逃出中國》。

1985年1月文化部發布《為中央音樂學院前院長馬思聰先生徹底平反的通知》，為馬思聰平反。

1987年5月20日於美國費城逝世。馬思聰先生自逃亡後未踏入大陸一步。

2007年12月，馬思聰及夫人的骨灰安葬在白雲山麓的“聚芳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