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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新三屆”人的反思
送交者: 顧則徐 2005年12月04日23:00:10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不久前去北京辦事,抽空跟久聞其聲、未謀其面的許志永先生碰了個頭。在北京大學南門剛見着,許先生就驚訝地說:“沒想到你這麼年輕。”其實我是不年輕了,四十出頭的人了,也並不長得見年輕,但見我而如許先生這樣驚訝着說年輕的,這些年卻常遇到,而他們多是如許先生一樣真正年輕、朝氣的人,或更是青春爛漫的青年。未謀面而猜我五、六十歲,一當面而驚訝年輕,這當中與我的文風有關,比如有個長期通信的編輯,總以為我大概是奔六十的年齡了,後來才知道原來比風度翩翩的他還小了幾歲,是個小弟弟。但原因不僅在我的文風,其實還有更深泛的觀念才促成了這種訝異。喜歡我文章的,自然覺得我屬於有點學問的分子,我這沒有重複的名字GOOGLE搜索條目一般在20000條上下浮動,大概在網絡上多少也算有點名氣,而當今中國,被認為有學問而有名氣的知識分子,思想成熟之類,博導之類,很多年齡在五十歲左右或更年長一些,比如許先生的導師蘇力教授,是1955年生人,今年五十足歲了,長我七歲。

我們這些人年齡雖然差距甚大,就讀大學言,其實屬於同輩人,都是文革後恢復高考時幾屆出身,最重要的是那時稱為77、78、79的三屆。過去有老三屆、老六屆之類的說法,這三屆是為“新三屆”。新三屆是很特殊的三屆,一方面是歷屆生參加應屆高考主要就集中在這三屆,是一大奇觀;一方面恰處於人口高峰。這兩個方面結合在一起,加上當時青年人最可以夢見和最好的出路就是考上大學,因此,造就了空前的競爭,特別是79屆高考,其慘烈不是過來人很難想象。那時大學校園裡,經常可以看見神經兮兮的學生遊蕩,按現在的鑑定,大概都屬於要住院的比較嚴重的精神病患者,可見競爭、努力之一斑。社會對大學生的評價是“天之驕子”,而大學生里也瀰漫着“天之驕子”的自我評價氣氛。有一次,我和幾個同學出去喝得爛醉,乘電車時一個同學與其他乘客發生激烈的言語衝突,他一聲“我是大學生,你是什麼?”的膚淺幼稚話,就立時把全車廂噪雜的人們給噎住靜息了。我一個同濟大學的同學一幫人去寧波玩,跟人在馬路上群架,把人打得頭破血流,到派出所將學生證一掏,“我是同濟的大學生”,警察不僅馬上放人,反而把對方作為流氓給拘留了起來。在那時,只要一聲“我是大學生”,孫志剛那樣的慘劇是無論如何不會發生的。雖然那時的政策、制度、觀念仍然還存在着嚴重歧視知識分子的問題,但社會的氛圍、人心的價值取向就是這樣,“天之驕子”不是句空話。


光陰荏苒,“天之驕子”這個詞已經極少提起,但這個情節卻至今隱藏在新三屆許多人心中。這些年,每當遇到老同學、老朋友,談起現在的大學生,總會有“現在的大學生?”的譏嘲,似乎我們現在的大學生不是大學生一樣。現在很多新三屆出身的教授在文章里談教育,經常會流露出對現在大學生的不滿情緒,甚至是不屑的態度。根子裡,實際還是“天之驕子”情節在作怪,以那時的模式為標準來衡量今天的大學生。不僅如此,幾乎我所遇到的青年,本沒有見過那時的情景,但一談起文革後幾屆大學生,也都會幾近崇敬地說:“你們那時的人,太厲害了。”他們可資證明的理由,便是現在有太多太多的教授、博導、權威都是那幾屆出身的。


但我並不以為然。相反,我恰恰以為我們那時候出身的知識分子,在總體上是殘疾者,是天生的畸形人,是殘廢的一輩。所謂“天之驕子”的當時評價和今天的潛意識,恰是這種殘廢的特徵。在一個社會正常進步和教育正常發展的社會,大學生作為一個學習、思想、文化群體具有它的特殊性,但作為一個社會群體,與其它社會群體一樣,應該具有平等性,無論是貶抑大學生還是把大學生稱作“天之驕子”,都是對人類普遍平等的漠視,是社會進步和教育發展的不正常。當社會進步和教育發展不正常,即使把大學生普遍認同為“天之驕子”,這“天之驕子”其實並不驕貴,而是一種殘廢。“天之驕子”不是人的兒子,雖然具有人的軀殼,但靈魂不屬於人類,或神,或妖,或獸,總之不是人子。


中國的事情,涉及民生的,時如兒戲,折騰來折騰去,少有一貫規則,青年就學,也是如此。本來也算正常,但突然文革,高考取消。文革間有根據所謂“志願報名、基層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覆審”十六字方針選取的“工農兵大學生”。1977年8月4 日至8日中央召開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參加會議的三十多位科學家和教育工作者中有人提出高考問題,主持會議的鄧小平支持恢復高考,就這樣,一個拍板者和三十多位謀士,在一個並不是正式決策會議的座談會上決定了全國學子的新人生。但此時,高考已經中斷了整整十年。當年冬,應屆中學生與歷屆青年570萬人走進考場,最大年齡為三十六歲,次年春,新生進了大專院校,時稱77屆。距77屆高考半年後,舉行第二次高考,1978年秋入學,時稱78屆(實際78屆有秋、春兩季)。1980年參加高考的時稱79屆。截止1980年,全國高等學校675所,在校學生114.4萬人(國家統計局年度公報)。


在這匆忙中積十數年“人才”選取的大學生,似乎都是精華,其實不過是以一種突然的方式和勉強的規則招收大學生,本質上還是揀到藍里就是菜,是碰巧,有精華,但也有太多的爛皮。77屆高考,無論應屆生還是歷屆生都沒有任何思想準備和課程準備,按1977年座談會上首提高考問題的武漢大學查全性教授接受中央電視台東方之子欄目採訪時回憶,77、78兩屆招收的學生是文革間“還能夠堅持自學的人”。能自學當然是非常難得的品格和素養,但“看當時的考題啊,那簡直簡單極了”,僅僅最簡單的基礎知識主要是通過自學得到,其知識基礎的系統性和完整性是非常有問題的。77、78兩屆歷屆生與應屆生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線上,而心理的成熟和社會知識的豐富可能使歷屆生比應屆生更具有一定優勢,但到了79屆高考,由於應屆生已經有了近三年比較規範的訓練,依靠自學學習基礎知識的歷屆生已經很難有大的競爭力,在高考中完全處於了弱勢地位,暴露出了其知識缺陷。但並不等於79屆應屆生的基礎知識就合格了,實際上他們仍然是基礎知識的殘疾兒。


在上海,79屆是承前啟後的一屆,具有轉折性意義。這一屆應屆生基本出生於1961年下半年至1663年上半年之間,恰是人口出生的最高峰,小學畢業是六、七兩個年級合併為一屆進入中學,中學裡真正是學生為患,任何一所中學該屆都有十個班級以上。79屆中學入學時正好文革結束,但參加了最後一屆紅衛兵,又是中學生第一屆參加共青團,既沾染了很多文革習氣,又有了許多新氣象。79屆高考對教育制度的改革具有深遠影響,當時都是不分初高中的普通中學,但79屆的高考成績將成為中學區分重點、非重點的重要依據,並影響到高、初級中學的劃分,各個中學都挑選了一部分學生組建起重點班、提高班、理科班、文科班之類,組織了最優秀的教師抓這些班級的教學。幾乎所有的教師都不計報酬地拼命工作,惟恐學生不想學,而優秀的學生學校則幾乎寵成了寶貝,比如我課餘在教師辦公室可以跟老師一起抽煙、喝茶、聊天,可以根據自己意願選擇做不做語文作業,覺得這堂課內容太淺可以不上,可以跟老師共同批改其他同學的作業、測驗卷,等等。雖然非常努力,但僅僅近三年的基礎規範學習和訓練只能是畸形的,特別是準備考文科和語言的,很少有數理化具備考上大專以上院校程度的人,絕大多數是數理化學不好才選擇了文科或語言。雖然如此,一進大學,79屆文科專業的人與77、78屆比較,總體上數理化知識簡直可以算為豐富、紮實了。無論是77、78屆,還是79屆,總體上都是基礎知識的殘疾兒。


那時我沒有強烈的“天之驕子”意識,以後更淡漠,但作為新三屆一分子,潛意識裡還是持有這種符號,這也是我三十歲以前特別狂傲的心理原因之一。數年前面對網絡,突然覺得自己落伍了,遠遠被拋棄在了青年人的後面。於是深思,反省,經過很不留情的自我批判,才不得不承認所謂新三屆“精華”其實是歷史的偶然,是遊戲般國家運動的玩偶,是殘疾時代的殘疾產品。我們當然有我們的優點、長處,但我們更是殘疾,是瞎着一隻眼看世界、人生,是跛着一條腿在走路。我們可以認為我們不容易,甚至是這個國家很多方面的啟蒙者、開拓者,但我們自身是畸形的,做出來的事也是怪異的,形成的結果經常是非常可笑的。當老同學、老朋友相會,即使以原諒、同情、理解的口吻說現在的大學生這個不行、那個不行時,我們至少沒有深入反詰:現在的大學生真的比過去的我們不行嗎?作為老師一輩,現在大學生的缺陷與我們的缺陷有什麼傳承關係?


非常弔詭的是,當新三屆在同一個校園裡的時候,應屆生與歷屆生之間普遍存在這一種不明確的“代際”群體衝突,這一點特別在以應屆生為主的79屆入學後成為經常。由於歷屆生在數理化方面比較應屆生缺乏競爭力,因此,衝突主要集中在歷屆生考取數量比較集中的文科系。這種衝突全面、自然、悄無聲息。歷屆生有兩類:一類為人老實,與人為善,沉默寡言,專心讀書;一類喜歡活動、出人頭地,往往性格鮮明。前一類較少,在文革時基本屬於“革命群眾”;後一類則基本屬於 “革命闖將”,低則是農場大田班的連長、排長,高則是一市、一省乃至全國性的風雲人物。現在新三屆出身比較年長的教授、博導、權威在介紹自己經歷時,通常只說自己插過隊,暗示吃過很多苦,是文革受害者,其它則很曖昧,但其實很可能高低是個“革命闖將”,是自己很積極地去插隊落戶的。兩類人在學習方面並沒有好壞差別,但在活動能力方面則有着差別,後者通常比較被輔導員、系領導等等器重,共同的特點則都是在微笑的臉後更藏着份心計,比單純、爛漫的應屆生複雜得多。但那時的應屆生比之今天也不單純,雖然由於年幼沒有經歷早期文革的錘鍊,但多少也參加、見識過批鬥、遊行之類,而且幾乎沒有一個人沒有寫過作為作業要完成的大字報,也有不少帶過紅衛兵袖章,更多是什麼書記、委員、排長、團長、這個先進那個先進之類出身,也是見過點“風浪”的,因此,單純的外表下也習慣於勾心。我一個紅衛兵出身的應屆同學,是班級委員,負責記錄課堂出勤的、當副排長的歷屆生同學記了他一次曠課,有一天夜裡喝了點酒,本不醉,但回宿舍後卻故意裝酒瘋,藉口那歷屆生同學一句話不中聽,就動員兩個應屆生同學一起把他按到床上,狠狠抽他嘴巴,讓他叫“阿爸”,幾乎抽得快哭了才放開。第二天,他聲稱昨夜喝醉忘了做過什麼事,那副排長罵他是“流氓”,他反問:“你在崇明農場當大田班連長,不是流氓會讓你當?管得了人?”歷屆生是這種衝突的優勢者,由於年齡以及年齡在中國那個年代所包含的複雜的社會、體制、倫理意義,歷屆生更為組織所信任,更容易得到提升、發展機會,畢業分配時這點馬上體現了出來,歷屆生的分配總體上比應屆生更具有優先性,這也是今天新三屆出身的社會人文學科權威中較多是當年曆屆生的起步原點之一。但這種衝突所暗示的並不是優越,不是新三屆的成熟和老練,而是一種深刻的精神殘疾。


新三屆的精神殘疾是特別躁動的,它蹶着腿,沒有拐杖可依,如小頭或大頭症患者在馬路上甩着手徘徊一樣,在新與舊、閉國與開放、蒙昧與開化之間痙攣。一方面為作為“驕子”而自得,一方面則哀嘆失去過太多美好時光。一方面以為成了知識人,一方面則只能背誦有限課本上的幾點教條。一方面懷疑、否定着以“文革”籠統的過去,一方面則固守着“文革”的養成。一方面期待善良,一方面則習慣了殘忍。一方面追求着和平,一方面則隨時一激動而訴諸暴力。一方面渴望着美好,一方面則以為進步着的一點一滴已經是最美好。一方面盼望着物質的一己占有,一方面則擺脫不了對馬主義、毛思想的內在崇拜。一方面已經失去了固有的信念,一方面還要用美好的言辭打扮那些固有的教條。一方面為新輸入的任何觀念狂熱,一方面還是習慣用誰是敵人、誰是朋友的尺度劃分其敵友、是非。一方面為失去了共產理想而輕鬆,一方面堅持這個理想的美好性,並為不能實現而憂愁。一方面歡呼新事物,一方面又視花襯衣、迷你裙為洪水猛獸。一方面痛恨陳規陋俗,一方面服從、擁護、執行着幾乎所有腐朽、專制的指示、指令。一方面……一方面……集體患着無法擺脫的精神分裂症。


  就社會人文學科的學習來說,新三屆的殘疾更處在先天不足、後天不良的深重困擾中而不得醫治。既然是讀大學,是在課堂上學習,知識的基本來源就是教材和教師。但教材內容之落後,便是基本無用,一般也就10%屬於真的知識,比如經濟學,即使專業教材,不過就是馬克思《資本論》的蹩腳圖解;比如歷史學,專業所必讀的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幾近荒誕,最大的益處也就是個認識器皿、古字的橋梁;至於哲學、黨史之類,哈哈哈!!!教師方面,由於老先生沒有死光,終於偶或地可以一領真學問的風采、氣質,但基本的隊伍,則是平庸、陳俗、貧乏。當學子被耽擱的同時,文革也耽擱了大學教師隊伍,那些教師不能讀書近十年,有些“右派分子”教師甚至更久,很多只是空有大學教師資格而沒有大學教師所必要的知識和修養,雖然總體非常努力、認真,但終究已經屬於是廢了武功後再練的把式。四年間我所經歷的四十多位課堂教師中,認真起來說,只有心理學李伯黍先生是真正的學者,拿着本工作手冊,在課堂前徘徊,儒雅沉着,語調平緩,在他那裡我們理解了教材上的巴甫洛夫,更第一次了解到了教材上沒有的弗洛伊德和他的“力必多”----這需要極大的知識傳授勇氣,因為當時弗洛伊德是反動中的反動、黃色中的黃色、洪水猛獸中的洪水猛獸,是被絕對禁止提及的。撇開教學態度、為人品格,單說專業水平和教學水平,其他教師能算合格的不過十個出頭。一個經濟學副教授(那時的副教授比今天的博導稀有),文革前研究生班畢業,1980年前後到蘇聯、東歐轉了一年回國,說來說去也就是近乎報導水平的南斯拉夫、匈牙利改革,怎麼都講不清楚南斯拉夫社會所有制的內涵和內容,其它什麼貨色都沒有,但終究是傳輸了“新信息”,算是合格的教師。更多是不合格的。我畢業論文的指導教師是系主任,他是哲學副教授,從來沒有跟我們上過課,聽他幾次談話我知道他徒有虛名而已,不少同學為通過論文折騰得痛苦不堪,我則在最後期限前幾天才化了三天時間一筆寫成,文章很爛,連謄抄也不謄抄,因為故意搞了個關於馬克思1844年手稿異化問題的題目,吃准他所知道的那個馬克思,水平最高頂多就是列寧《哲學筆記》裡的馬克思,而不是這個馬克思,不能弄得清楚,也就無法“指導”折騰我了,果然,一句話不說就通過了這份畢業作業。


  對知識分子來說,無論精神的殘疾還是知識的殘疾,都具有致命的意義。兼具兩者,就是全面、徹底的殘疾了。新三屆正是全面、徹底殘疾的一輩大學生。儘管這樣,經過文革的斷代,這全面殘疾的一輩人恰逢春霖,生當良機,改革開放後國家發展迅速,提供了對個人來說的黃金機會,如果願意作為工具被使用的話。新三屆既是被啟蒙者,也是啟蒙者。走在先鋒行列的啟蒙者當從啟蒙繼續先鋒,則被權力無情驅逐;滯於啟蒙而不前,則可以被容忍;由啟蒙而轉型,向權力投降,並具有充分的耐心等待和經受考驗,則有受賜皇恩的大驚喜機會,甚至更得以進入權利的中心圈。任何時代先鋒終究屬於少數,因此,新三屆所“遺留”的成果,絕大多數屬於後兩類。從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角度說,新三屆的成就就是逐步占據了講師、教授乃至博導的中堅地位,成為中國學問最中堅的一族並被後進青年所敬仰。但是,本就殘疾的,並不因為戴了教授的帽子而不殘疾;或許,有的殘疾方面在個人可以醫治,但許多殘疾是永遠醫治不了的,特別是從總體上講,幾乎所有的殘疾都是無法根治的。這是永遠的殘疾,永遠的精神殘疾和知識殘疾。以這永遠的殘疾為師,學生亦必殘疾----這就是當今中國教育、學術墮落諸種原因之一種,雖然不是最核心、最關鍵的原因,但從師生直接的教授關係來說,則是不可漠視的重大原因。


現在流行着批評今天大學生沒有理想、精神空虛的話語,但是,今天的教授、博導們自己就有理想、不精神空虛了嗎?文革後幾年,全社會一個重大風氣就是信仰危機,這種信仰危機在新三屆學生中尤其廣泛、深刻。也就是說,失去理想和精神空虛在那時就開頭了。但這並不等於精神的衰退,而恰是精神解放了的結果,是偉大的進步。只是這種解放和進步是一種殘疾,因為沒有得到建設。至今,建設依然沒有完成。既然建設依然沒有完成,今天的大學生自然也將繼續精神空虛下去。這是一種歷史性的精神繼承殘疾狀態。這種繼承在外部仍然由強大的精神專制外殼包裹着的情況下,所謂的沒有理想、精神空虛就仍然具有精神解放和進步的性質,雖然也依然是殘疾着的解放和進步。不僅如此,今天大學生的精神空虛與新三屆大學生的精神進步相比,更具有進步的屬性和內在品格。那時,雖然內心已經不相信共產理想,但卻格外的虛偽,共產理想的口號依然叫得震天響,而且特別認真,象是徹底從內心發出的。但今天的大學生卻敢於追求切實的東西,沒有偉光正的目標可以追求,就從自己最切實的感覺、學習、工作追求。比如,今天的大學生敢於戀愛就是大大的人性進步。那時,一方面是被窩裡的瘋狂自慰,一方面是見着有點情意苗子的對象就嘲笑。校園裡男女同學路遇幾近陌路人,說話或靠近距離生怕被人議論。正常的人性在虛偽的無知中自慰、自虐。畢業後在大學當老師的同學很快就驚叫“不得了,現在新進來的大學生男男女女一對對坐在草坪上談戀愛了”,甚至還有象議論中學生一樣用“早戀”評論大學生戀愛的,有一次跟兩個老同學見面,他們憂心忡忡地談起這個題目,我問:“我們父母五、六十年代結婚是幾歲?我們祖父母解放前結婚是幾歲?《紅樓夢》裡賈寶玉、林黛玉幾歲?過去男人、女人三十歲就想着抱孫子了。今天哪來什麼早戀?都是晚戀,大大的晚戀,才是最不正常的問題。”新三屆的精神空虛是用虛偽的外衣打扮成充實的形狀,今天的大學生是把一切都明亮地呈現出來,明白地告訴人們自己是空虛的,但至少從人性的角度還有自己實在的追求,雖然這種追求絕不是崇高。


曾經的信仰危機潮流已經被人們忘記,至今空虛的靈魂已經被世故地裝扮起來,我們新三屆出身的人隨着年齡、名聲、地位的繼續提升而越來越道貌岸然,精神的深重殘疾除了自己進行反省才可以深入、全面揭示,已經難以為他人所知悉,然而,即使有教授、博導、名士等標誌學識淵博的頭銜,知識的殘疾卻永遠難以掩蓋。無論理工科還是社會人文學科專業的,儘管小心翼翼,但所受基礎教育薄弱的天然特徵經常會誘導我們貿然犯下最簡單的、今天小學生都不會犯的錯誤,並促動我們頑強抵抗着各種新生事物,比如電腦遊戲之於基礎教育,在我們眼裡除了缺陷就是破壞,斷不能發現其中對於基礎教育良善的功能和極大好處,不能認識其中深刻的現代性和未來性,只能由於實在不能杜絕孩子、青年對它的熱愛而哀傷地承認其存在。從社會人文學科來說,由於當初普遍的數理化缺陷,導致了我們的思維普遍缺乏嚴密性、嚴謹性和實證性,不管怎麼學習邏輯學,終究因為缺乏從基礎開始的數理化紮實訓練而在邏輯上千空百瘡,只能進行被一些人所譏嘲的“文科思維”。憑着這種“文科思維”,我們幾乎很少有人能夠進行真正純粹的理性演繹和思辯,不得不經常採用武斷的方式構建自己的邏輯框架。也許我們並不缺乏觀點,但我們無力建立理論的完整體系,也沒有眼力認識新生的體系,必須要依賴於西方的評價和提示才可以恍然,從而在總體上不能取得真正令人滿意的學術成就。比如法學,它的深刻基礎是歷史哲學、法哲學,這在大陸法系尤其重要,但我們的思維並沒有足夠能力掌握和理解歷史哲學、法哲學,而在英美法系則又特別需要有最嚴格的案例分析能力,這又是我們的思維能力所難以承受之重,缺乏嚴密、嚴謹、實證訓練的頭腦試圖建立突出的法學成就,幾近幻想,因此,我們只能走凌亂搬來的道路,或者走以政治領導人指示為教條的道路。在更年輕的人面前,我們炫耀串聯、上山下鄉、造反、遊行、寫大字報、喊口號,甚至炫耀打彈子、丟磚頭、滾鐵圈、鬥雞,似乎見過很多,經歷過很多,閱歷豐富,但其實我們有多少真正有益人生教養的閱歷呢?自欺而已。現某大學某陳姓哲學教授,1956年生人,主講馬克思主義哲學,當初只會含混不清地哼一首俄羅斯歌曲《三套車》,只知道德國有個叫歌德的作家,大三時才第一次聽說貝多芬這個名字,這樣知識基礎的人能在課堂上講清馬克思的哲學?能領會馬克思哲學精粹一成就了不得了。馬克思哲學的主要基礎是德國哲學,但哲學並不是一種孤立的精神,它與一個時代和社會的文學、藝術有着深刻的互為關係,對相關的文學、藝術沒有感悟的,也就不能真正感悟哲學的精神,不知道德國的文學、藝術,就只能從字面上對德國哲學作膚淺理解。不能深刻理解德國哲學,就根本不能理解馬克思的哲學。因此,這樣的哲學教授所主講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就不可能是真正馬克思的主義的哲學,而至多只能是馬克思主義名義下的其它什麼主義、思想的 “哲學”。


這就是我們----殘疾的新三屆人。但我們現已輝煌,並將在以後一、二十年更加輝煌,因為,在我們上面幾近無人或者說少人,我們將有相當的時期占據中國學術、教育和文化的中堅地盤。但是,我們將受到後來者無情的挑戰和批判,將在這種越來越頻繁的挑戰和批判中越來越暴露出嚴密偽裝下的殘疾品質。與解放前的老先生比,我們幾乎談不上有什麼真正的開拓和建樹,而只能遙指他們的墓碑以議論他們作自己的成果。與五、六十年代的學者相比,我們缺少系統的訓練和修養,也許我們更具有解放的精神,卻不具有他們的嚴肅、認真、紮實,而他們中的圓滑者比我們中的圓滑者更其圓滑,是圓滑的師爺。我們唯可藉助中國一輩壓一輩的傳統力量,等着前人死光,然後取代,向年輕的後人顯耀自己的強大和虛榮,但在這個時代,這是多麼不牢靠啊!科技的進步,知識的進步,社會運動的加速,正賦予年輕的後人偉大的智慧、勇氣和力量,儘管我們仍然習慣以不屑的神情議論“今天的大學生”,但這恰是因為我們缺乏遠見,恰是因為我們已經落伍,恰是因為我們日益暗昧;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害怕挑戰,我們深知自己的殘疾,僅僅從知識的訓練和完整性來說,一當遇到挑戰,便將潰敗無遺,盡見洋相。並不是年輕的後人不殘疾,一方面這仍然是個造就着殘疾的時代,另一方面我們既占着師的地位,便將遺傳我們的殘疾病症給他們,但我們的殘疾已經老化、固着,他們的殘疾則是對我們殘疾的矯正,具有正常化的傾向,相對我們來說,他們又是非殘疾的。我們中除了極少數人會有自知之明,會知道自己由於深重的殘疾沒有資格領袖未來,將作為個體努力跟上時代外,正在悄悄發生着的更是瞄準年輕後人缺乏文革經驗的單純,依靠專制力量控制、左右、排斥他們。因此,新三屆人為維護自己,將越來越成為專制最忠實的維護者乃至專制本身的中堅。但是,新三屆人終將逃避不了年輕後人的批判和挑戰,終將因為自己的日益暗昧而加速衰朽,更無法抵抗歷史車輪的滾進。


70年代生人已經強勁地起來,80年代生人漸露鋒芒,愈益聰慧的人們將如雨後春筍般崛起。終會有一天,“新三屆”這個名詞將成為一個特殊時代一輩殘疾知識人的符號,而不是什麼值得驕傲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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