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9月開學,那天下午第一天去上學(那時只上半天學)。我家裡教的規矩是見了老師要行鞠躬禮,放學時也要向老師鞠躬說再見。那天我媽陪我去上學,出家門口就不對了,一路上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向我們喊口號。進了教室,我向老師鞠了一躬,說“周老師好”。可老師不理我,只管做自己的事,說自己的話,把我涼在講台旁示眾足有15分鐘。後來也不說一句話把我領到最後一排讓我一個人坐,而別的學生都是兩人坐一桌子。等到下課鈴一響,不得了了,幾乎全班的孩子一擁而上,餓虎撲食,圍着我喊口號,“打倒XXX!”、“XXX(我爸名字)是牛鬼蛇神!”,又拉又扯,吐口沫,扔石子,把我的書包、杯子全扔到走廊里去。周老師只當什麼都沒看見。過了好幾天,別班的潘老師看不過去出來干預,這種動武現象才算有所收斂。
那時經常要上街遊行,兩個學生排一排,但誰也不願和我在一起,我的前後總是空幾個位置。我那時麵皮薄,最怕到馬路上去丟人現眼。周老師也吃准我這種心理,決不讓我過默默無聞的太平日子。每天、每堂課拿我開罵,放學時“晚匯報”要鬥私批修,更是點名讓我說
“XXX,你有什麼私心要斗的?”
我找些雞毛蒜皮的事說“上課思想開小差。”
周馬上說“不夠深刻!再斗私心!挖挖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
更損的是在69年4月“九大”前後跳“忠字舞”時,全校學生借了一中學操場去練跳舞。周老師可逮着機會了,剛跳舞沒多久,只聽周老師一聲大喝
“XXX,你跳的什麼舞?你這是什麼態度?對毛主席他老人家什麼態度?你給我站出來!”
我站在操場邊上看全校學生大跳“忠字舞”,也不知道他們跳了多久,只覺得自己臉面丟盡。
69年9月,我媽讓我轉學,新班主任劉老師對我一視同仁,新同學對我也還可以,我還交了幾個朋友。上學第一天,坐在前排的謝國珍女同學問我叫什麼名字。原來在周老師班上是沒人搭理我的。謝國珍一開口,我竟受寵若驚地不知道她在問我什麼。她一連問我好幾遍,我還是聽不懂她在說什麼。後來聽明白了,觀察她無敵意後,才小聲報了我的名字。劉老師還看得起我,把班上起草決心書、毛筆抄寫決心書的光榮任務交給我。我在劉老師班上過了些太平日子。
文革抄家時,是說來就來的,沒什麼先兆。我哥那時年輕氣盛,總要和紅衛兵動真格,所以父母趕快把他送到北京去避難。父母每晚要去參加政治學習,一定關照保姆收拾完後把我奶奶和我反鎖在家裡,不讓開燈,好讓紅衛兵覺得我家沒人。那時我爺爺剛去世不久,奶奶和我都很膽小(怕鬼),兩人坐在黑屋子裡很怕,尖着耳朵聽門口的動靜。紅衛兵大概也識破了我們的花招,有幾次來撬我家的鎖。聽他們撬鎖撞門的聲音,真是驚恐萬狀得不能自制。有一次,鎖終於被撬掉了。嘩啦啦,一下子擁進來二十幾個紅衛兵,各個手裡拿着皮帶、鐵棍、木棒,見東西就砸。保姆見狀不好,趕快去弄堂口叫來幾個鐵杆工人來給我們保駕、和紅衛兵理論,大談什麼“要文攻,不要武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