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有凌雲志，重上井岡山……”，這是偉大領袖毛主席1965年春天重上井岡山時寫下的詩句。　

當年，毛主席是帶着憂鬱的心情上井岡山的。為什麼憂鬱呢?當時不僅黨內高層有人主張在農村推行“包產到戶”，而且黨的各級幹部中出現了很多官僚主義作風，教育界、文藝界也出現了很多資產階級傾向。當時開展的“四清”運動的一線領導沒能很好地解決問題。

國際上，蘇聯修正主義集團頑固堅持修正主義路線，糾集了幾十個國家的共產黨對中國共產党進行圍攻，並趁中國暫時的自然災害和經濟困難，公然撕合同、撤專家、逼還債。

另一方面，美國在越南的戰爭行為不斷升級，不僅轟炸越南北方，而且把戰火擴大到老撾和柬埔寨，在中國南疆插上了一把刀子。與此同時，蘇聯和美國企圖聯手主宰世界、最大限度地孤立新中國。中國在國際上怎樣打開新局面，還處在摸索之中。

在毛主席看來，當時的中國共產黨又到了在井岡山衝破多面來敵“會剿”的重要時刻。國際上的硬仗已經打響，聯合誰、打擊誰?怎樣聯合?黨內的分歧，也在或明或暗地表現出來……

1927年，毛主席率領秋收起義失敗後的隊伍到了三灣，把秋收起義部隊中對於革命喪失信心的軍官都撤了職，在各個團、營、連都設立了黨代表，給部隊注入了新的生命。抑或毛主席認為，走社會主義道路需要一次重上井岡山，針對那些對社會主義喪失信心的當權派，也需要來一次“改編”。

中國革命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就是經過“三灣改編”後挺進井岡山。沒有“三灣改編”就沒有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沒有井岡山根據地就沒有新中國……

萬事開頭難啊!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失利和轉移，中央蘇區的大潰敗和被迫長征，延安的艱苦歲月和逐步走向成功，一幕幕出現在毛主席的眼前……今天的隊伍，再也不是秋收起義之後那千八百人了，社會主義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如今的“三灣”在哪裡呢?

馬社香老師撰寫的《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一書(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雖然讀過多遍，卻常讀常新。根據這本書記載，毛主席1965年一到井岡山，就對隨行的同志說：

“一回到井岡山，腦子裡就看到一張張年輕的面孔，都是活生生的。他們都是有堅定信仰、有犧牲精神的好同志，犧牲時只有二十多歲呀！一想到建立紅色政權犧牲了那麼多的好青年、好同志，我就擔心今天的政權。

蘇聯的政權變了顏色，蘇聯黨內有個特權集團、官僚集團，他們掌握了國家的要害部門，為個人撈取了大量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一般黨員和普通老百姓是沒有什麼權利的。

你提意見他們不聽，還要打擊迫害。我們國家也有危險，官僚主義作風反了多次，還是存在，甚至比較嚴重。打擊迫害、假公濟私的事有沒有？縣官不如現管、假話滿天飛，忽‘左’忽右、形‘左’實右，這些很容易造成幹部的腐化、退化和變質。我很擔心高級幹部出現修正主義，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麼辦?”

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岡山時，談到了當年井岡山精神的三個支點：艱苦奮鬥、支部建在連上、士兵委員會，令人耳目一新。

毛主席說：

“井岡山時，我們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風，現在比較提倡的是艱苦奮鬥，得到重視的是支部建在連上，忽視的是士兵委員會。支部建在連上，隨着我們掌握政權，現在全國各行各業都建有黨的組織，成為領導機構，黨的力量加強了，但自覺接受群眾監督、實行政治民主，保證我們黨不脫離群眾，比井岡山時士兵委員會要差多了。全國性的政治民主更沒有形成一種制度、一種有效的方式，井岡山時期士兵委員會是有很大作用的。”

當場有的同志就提出：“現在工廠不是有工會，農村有貧下中農協會，這和士兵委員會是不是差不多的組織?”

毛主席回答說：“兩者不一樣，士兵委員會可以監督連長、營長、團長的，它有很大的權利。現在工廠的工會真的可以監督廠長、書記嗎?誰又來監督我們的市委書記、省委書記?誰來監督中央的領導，中央出修正主義怎麼辦?我們的制度，我們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別是在上層建築領域。”

毛主席繼續說：

“早幾年我就說過，絕不要實行少數人的高薪制度，應該合理地逐步縮小而不應當擴大黨、國家、企業、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員同人民群眾之間的個人收入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享受任何特權。蘇聯修正主義正是有了一個特權階層，把列寧的黨變成了修正主義的黨，國家也變了顏色，我們不能像他們那樣……怎樣防止特權階層，要有一整套好的制度，要繼承井岡山的好制度、好作風。井岡山精神不僅僅是艱苦奮鬥，士兵委員會和支部建在連上一樣深遠，它們是井岡山革命精神的三個支點。”

毛主席說：

“井岡山時官兵生活一個樣，除了作戰指揮權以外，不分上下。現在我們官兵待遇區別較大。我叫總參做過一個調查，上將的工資是上士的17倍多，1964年後有所下降，仍有10倍以上。蘇聯上將工資是上士的30多倍，美國是20多倍。我們比蘇聯、美國好一些，但比戰爭年代區別大多了。我們高級幹部有小車、秘書、小樓，還有站崗的。官做大了、錢掙多了，拉開了與群眾的距離，還願意不願意下去當普通人？”

毛主席還說：

“我們這支軍隊為什麼成為新型的軍隊?就是在改造舊中國的同時，也改造我們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岡山上袁文才、王佐，不是被改造過來，為井岡山根據地做了貢獻嗎？紅軍中的不少幹部原來是舊軍官，一個月拿不少大洋，後來不是心甘情願和士兵一樣嗎？關鍵還是要有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才能官兵一致。”

毛主席又說：

“為什麼古田會議已經解決的問題，現在又迷糊了?軍隊裡也有派嘛！我們軍隊幾十年經常有人鬧亂子，鬧亂子最大的是張國燾，四方面軍會合時，一方面軍三萬人，四方面軍有八萬人，張國燾說他的人多，隊伍要聽他的。其實人多人少不是關鍵問題，要緊的問題是你的路線正確不正確。大大小小的事沒有斷過，井岡山鬧過，閩西鬧過，贛東北鬧過，中央蘇區也鬧過。鬧來鬧去，問題的本質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

關於路線問題，毛主席說：“魯迅有句名言，世界上本來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其為路。井岡山道路是這樣，社會主義的道路也是這樣。不過，走這條路比井岡山時期還要難。搞不好，就會走到邪路上去，蘇聯不就是這樣嗎？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已經失去人民的擁護，將來帝國主義一打壓，搞不好甚至會亡黨亡國。”

毛主席說：“戰爭時期，檢驗路線正確不正確，比較容易。王明說自己的路線正確，根據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張國燾說自己路線正確，八萬人過了兩次草地，大隊伍被打得七零八落。”

毛主席接着說：“和平時期檢驗路線正確不正確，要難得多。這個勝仗和敗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績和錯誤，還要看舉什麼旗幟，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張國燾的路線不對，在一定時間內，比我們的勢力還要大，但長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也可能會這樣。黨內對這個問題，還沒有充分認識。”

毛主席離開井岡山之後，於1965年8月，同劉少奇一起會見了法國總統戴高樂的特使、法國國務部長安德烈·馬爾羅。會見中，馬爾羅表示，赫魯曉夫和柯西金使人感到，蘇聯已經不是過去所理想的蘇聯了。

毛主席回應說：“他們代表一個階層的利益，不代表廣大人民的利益。蘇聯想走資本主義復辟的道路，對這一點，美國是歡迎的，歐洲也是歡迎的，我們是不歡迎的。”

馬爾羅問：“難道主席真正認為他們想回到資本主義道路?”

毛主席回答說：“我認為他們在想辦法遠離共產主義，但他們要往哪裡去、去找什麼，連他們自己思想上也不清楚。他們就是用這樣一種糊裡糊塗的方法迷惑群眾……”

據說，劉少奇在當時的會見中始終沒有插話，他當時的內心想法如何，後人已無從知曉。

如果說當時的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只是不再信仰共產主義，對於具體向何處去還不清楚，那麼今天中國的走資派則已經從西方資產階級那裡學會了一整套新自由主義理論，什麼“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等等，還有什麼“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等維護私有制穩定的策略，比當年的赫魯曉夫之流有過之而無不及。所謂“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就是“利潤優先，兼顧餵蚊”。

然而，毛主席1965年在井岡山上，就對身邊的同志談到，中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結果會如何。

毛主席說：“事情不是那麼簡單，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

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麼可能讓落後的中國獨立發展、後來居上？

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毛主席1965年在井岡山上，還曾對隨行的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說：“我為什麼把包產到戶看得那麼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兩J分H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麼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

當然，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會比走資本主義道路要困難得多。毛主席教導我們，一旦認準了一條正確路線，就要不懼艱難險阻、不怕付出犧牲，堅定執着地堅持下去。

毛主席1965年離開井岡山時說：

“我想到1929年1月，紅四軍從井岡山下來，在江西大余和敵人遭遇，打了第一仗，隊伍就打散了。朱德同志的妻子伍若蘭被敵人抓住，寧死不屈，頭被砍下來，掛在贛州城門上。直至大柏地打了一個伏擊戰，才轉危為安。如果當年一見失敗，馬放南山，就不可能有九打吉安的興奮，更不會奪取全國的勝利。”

毛主席又說：

“你們這次陪我重上井岡山，要看到革命的道路還很長，不是幾個小時說下山、就到吉安那樣的。不要光想紅一片興奮的事、成功的事，以後可能還會失敗。革命嘛，總不會是一帆風順的。不過，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這句話應該是顛撲不破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