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犧牲 |
| 送交者: alexsyalexsy 2022年02月02日15:46:44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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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
記不得是哪位作家曾經說過,只有了解世界上有一千種苦難,才能真正理解中國人。毋庸諱言,近代以來一百多年裡,苦難一直是中國社會圖卷的主色調。如果一個民族面對苦難會做的只是展示自己的傷口給別人看以博取同情,那這個民族一定是沒有希望的,遲早會陷入衰落和滅亡的命運而無法自拔。幸運的是,曾經有這樣一群人,面對國破家亡的命運不甘沉淪,奮起抗爭,使我們這個國家和民族從覆亡的陰影下擺脫出來。正是有了這些人的艱苦奮鬥,苦難才可能孕育出輝煌。 近代以來,我們頻繁遭遇外敵入侵,中華大地被切割得支離破碎。特別是我們的近鄰日本,給我們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深重災難,中華民族從未如此接近覆亡的邊緣。抗日戰爭若是打輸了,我們面對的不是割地賠款,也不是投降當順民,而是亡國滅種!這是南京給我們的啟示。 我們總是反覆控訴侵略者的兇殘無度,我們很少檢討自己為何衰弱至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我們歡呼中華民族取得了近代以來反侵略戰爭的第一次徹底勝利。我們是勝利者,可是敵人並不怕我們,日本鬼子從來不認為自己是被中國人打敗的。直至一九四四年,日軍還有能力在2400公里長的戰線上發動大規模攻勢,打通大陸交通線。國民黨軍損失兵力近七十萬,丟失國土二十餘萬平方公里,幾乎迫使國民政府遷都西昌。中國軍隊的大潰敗讓國人看不到一點勝利的希望。原國民黨軍傘兵中校蔡智誠回憶,當時他的想法是:“拼光我們這一代人,幹掉日本所有的男人,才能取得勝利。”中國軍隊的表現讓列強對蔣介石失去了信心,背着蔣簽署了《雅爾塔協定》,以出賣中國主權的方式換取蘇聯對日出兵。也許我們真的應該想一想勝利為什麼對我們而言來得那麼突然。 
蔣介石和毛澤東都說過要“抗戰到底”,那麼這個“底”在何處?蔣介石在一九三九年一月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說,這個“底”是指恢復盧溝橋事變以前的狀態;毛澤東則在一九三九年六月著《反對投降活動》一文中強調,抗戰到底是指“打到鴨綠江邊,收復一切失地”。汪精衛曾和馮玉祥有一段對話,汪問“大家都說抗戰到底,那麼這個底是什麼?”馮玉祥答:“日本投降”。汪轉頭就對別人說:“這簡直是一個丘八的狂妄和無知”。這次對話後沒多久,汪精衛就出走越南,投入了日本人的懷抱。  與國民黨政府大批高官、將領投敵相反,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武裝力量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了殊死的戰鬥。讓日本人沒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後方會成為激烈的戰場,前方戰線的勢如破竹絕不意味着後方的穩定和鞏固。日軍華北方面軍參謀長笠原幸雄對此深有感觸:“今後華北治安之癌即為中共黨軍,如何擊潰此一立足於軍、政、黨、民有機結合之上的抗日組織,實為現階段治安肅清的根本。” 1940年8月至1941年2月,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給日軍華北方面軍以沉重打擊,同時也鼓舞了全國人民抗戰到底的信心。自抗戰爆發以來,國民政府高層一直與日本方面保持有秘密接觸,蔣介石始終幻想與日本侵略者達成和解,這種期望即使南京屠城之後也沒有放棄。一九四零年,雙方的接觸(日方稱之為“桐工作”),已經到了歷次會談最接近達成協議的程度。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徹底打破了當時社會上瀰漫的投降氣氛。  走在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上的,毛澤東不是第一人。曾左李、康梁、孫中山,都是先行者,那麼為什麼只有毛澤東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勝利?因為毛澤東發現了蘊藏於人民群眾之中的足以改天換地的巨大力量。中國共產黨人從來不是單純的把普通民眾看作是被領導和拯救的對象,而是把他們看做推動社會變革的主要力量。歷朝歷代,只有中國共產黨徹底的組織和發動了群眾。改造舊中國的社會結構,從“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到今天最具組織和動員能力的國家,毛澤東居功至偉。 群眾組成了軍隊,群眾創造了奇蹟。美國時代周刊曾編著過一本書——《人類一千年》,將1001年到2000年對人類歷史影響最大的100件事遴選出來。有關中國的有三件:一,火藥的發明;二,成吉思汗的帝國;三,中國工農紅軍的長征。來自不同國家的數十位學者的種族、膚色、文化背景乃至意識形態都不盡相同,但他們卻不約而同的給予了長征以極高的評價。毛澤東說:“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遠征嗎?”長征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不畏艱難險阻的遠征,它所表現出來的人類勇於奮鬥、不懼犧牲的精神力量的強大是前所未有的 。蔣介石在給薛岳的信中說:“自古以來,未有流寇能成大事者。”就是他眼中的“流寇”,創造了人類軍事史上的奇蹟——“晝夜兼程兩百四,猛打窮追奪瀘定”。二十四個小時行軍一百二十公里,這個速度是相當駭人的。要知道這可不是空着手在操場上跑步,而是背負着沉重的武器彈藥、穿着草鞋甚至赤腳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全速衝刺,而且持續整整二十四個小時,之後還要立即發起攻擊,奪取瀘定橋。若不是有紅軍的實例擺在眼前,誰能相信世界上還有這樣強悍的軍隊?當時擔任紅一軍團二師四團政委的楊成武回憶:長長的行軍隊列中,有一小群人忽而聚集,忽而散開,邊跑邊大聲的說着話,這是部隊中的黨支部在開會。時間緊迫,不能停下來,只能在行軍途中討論作戰問題了。  蔣介石在他數十年的“剿共”生涯中,一定對中國共產黨頑強的生命力百思不得其解。從西安事變日記里寫的“惜乎只差兩星期”到解放戰爭時“三個月解決問題”,再到台灣時發出夢囈般的“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完成”的口號,蔣不過是給世人留下了一次又一次的笑柄而已。蔣介石不明白,共產黨為什麼剿滅不了。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存在,並不僅僅表現在蘇維埃政權和工農紅軍身上,它更多的是一種代表着為普通勞苦大眾謀福利的政治信仰,歷史上還從來沒有一種信仰能用軍事手段消滅的。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面對全世界莊嚴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話是可以這樣說的,可是有幾個人相信?中國共產黨人打敗了國民黨,奪取了政權,可那是內戰,是中國人打中國人。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本戰犯為什麼抗拒改造?——他不服你!我們常說要“以德服人”,可是,沒有“威”支撐的“德”真的能夠感化惡人嗎?如何讓世界重新認識中國,怎麼讓那些目高於頂的白種人給中國人起碼的尊敬?抗美援朝戰爭給出了最好的答案。 今天的中國和美國,國力逐步接近,差距日益縮小,而在1950年,美國那個國家,對普通中國人來說,跟外星差不多。在與對手實力差距小得多的今天,人們恐怕很難理解當時的人面對空前強大的敵人會有什麼樣的恐懼和絕望。曾任民盟中央常委,抗戰時坐過日本人的大牢,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過重要貢獻的北大哲學系教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張東蓀,在朝鮮戰爭爆發後,近乎慌不擇食的主動與美國特務聯繫,並為其傳遞機密情報。就是這樣一個曾經堅定的愛國者,連日本人都不怕的知識分子中的精英,國家領導人,在他看到的美國的實力面前,絕望了。拿他自己的話說:“無論哪個國家和美國開戰,最後勝利的都是美國。” 張東蓀的想法,在當時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人們看到的是,在八年抗戰中對我們如同夢魘般的日本,在美國面前是如何的不堪一擊;攜二戰勝利餘威的美軍,一出手就將朝鮮人民軍逼入絕境。在朝鮮那塊彈丸之地,美軍的飛機遮天蔽日,地面上坦克成群,海上檣櫓如林,美國兵如同天兵天將一般的存在。過鴨綠江的時候,要面對的可是這樣的對手。對於列強國家來說,戰爭只不過是一種實現戰爭之外的目的的手段而已,而對1950年的中國則不是這樣。在那場戰爭逼近到家門口之前,沒人想打,也沒人敢說能打贏,因為那是一場別人強加給我們的戰爭,是真正的向死而生的命運之戰!面對空前強大的對手,怯者,惶恐不安,甚至開始為投降做準備找門路;勇者,則抱着赴死的決心奔赴戰場,為國家和民族奮力一搏。任何一個民族走上復興之路,首先必須是精神上的復興。抗美援朝給予了中華民族強有力的精神支持,勝利給了人們空前的自信,中國人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走出國門,擁抱世界!  克勞塞維茨說,軍隊的精神力量來自苦難和勝利。軍隊如此,國家也一樣。輝煌不是埋在苦難中的種子,不會自己萌發,若沒有艱苦奮鬥和流血犧牲,輝煌永遠只是夢想而已。一個民族的崛起和復興的標誌,絕不僅僅是物質財富的累積,更重要的是對成就背後的精神力量的發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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