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氣派，一言以蔽之曰“大一。”
北京並不是中國惟一的大城市。除北京外，中國的大城市還有天津、成都、武漢、瀋陽等。但這些大城市，不管是論人口，還是論地盤，都比不上北京。惟一可以和北京“較勁”的是上海。上海的人口就比北京多。而且，隨着浦東的開發和建設，地盤也不見得比北京小。更何況，上海的“大”，還遠遠不止於此。比方說，它是（或至少曾經是）中國最大的外貿口岸、金融中心、工業基地、商貿市場、利稅大戶，甚至全國最大的文化城和人才庫。建國前上海的報刊和出版社之多，建國後上海向外地輸送技術力量之多，可都是全國第一。正因為上海如此之“大”，所以才被稱為“大上海”。在中國，有幾個城市的市名前曾被或能被冠以一大”字 也就是上海吧！
然而，上海再大，也“大”不過北京。上海還得在自己的市名前冠一個“大”字，才成為“大上海”，北京卻大得根本不必自稱什麼“大北京”。你什麼時候聽說過“大北京”這種說法的？沒有。北京人不這麼說，外地人也不這麼說。可見在全中國人的心目中，北京之大，已不言而喻，實在不必添此“蛇足”。這可真是一大音希聲，大象無形”，大城不“大”。北京，大概是中國惟一一座“不必言大而自大”的城市。
難怪“大上海”在“不大”的北京面前，也不敢“裝大”。一般地說，上海人都不大看得起外地人，卻惟獨不敢“小”看北京人。上海作家王安憶就說得更絕。她說就連北京上海兩地的風，都有大小之別。“颳風的日子，風在北京的天空浩浩蕩蕩地行軍，它們看上去就像是沒有似的，不動聲色的。然而透明的空氣卻變成顆粒狀的，有些沙沙的，還有，天地間充滿着一股嗚聲，無所不在的。上海的風則要瑣細得多，它們在狹窄的街道與弄堂索索地穿行，在巴掌大的空地上盤旋，將紙屑和落葉吹得溜溜轉，行道樹的枝葉也在亂搖。當它們從兩幢樓之間擠身而過時，便使勁地衝擊了一下，帶了點撩撥的意思。”（《兩個大都市》）
的確，北京不管怎麼看，都讓人感覺比上海大。
首先是“容量大”。初到北京的人，幾乎無不驚異於它的容量。那麼大的廣場，那麼寬的街道，那麼多的空地方，該可以裝多少人哪！上海雖然也大，但卻太擠。不要說擁擠狹窄的街道里弄，便是人民廣場，也顯得擠巴巴的，好像人都要溢出來了，哪裡還能裝下什麼東西？所以有人說，到了上海，除了看見看不完的上海人以外，什麼也看不到。
北京就不會給你這種感覺。北京雖大卻不擠。北京的交通雖然也堵得厲害，但最擁擠的地方也仍能給你開闊之感，便是最不起眼的“四合院”（當然不是現在看到的），也疏落有致、頗多空間。老舍先生說：“北平的好處不在處處設備得完全，而在它處處有空兒，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氣；不在有”好些美麗的建築，而在建築的周圍都有空閒的地方，使它們成為美景。”這是說得十分地道又十分在理的。北京和上海（浦西）城市建設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寸金之地的上海，首先考慮的是儘可能地利用地皮節約成本，而滿不在乎的北京，則“透氣孔”特別多。景山、北海、什剎海，天壇、地壇、日月壇，陶然亭、紫竹院、龍潭湖、玉淵潭，哪個城市能有這麼多公園哪！甚至你根本也用不着上什麼公園。過去自家的小院，現在小區的街心，就足夠你遛彎兒、會鳥兒、練功夫、找樂子的 住在這樣的城市裡，不管怎麼着，也不會覺得“憋氣”。
但，更重要的，還在於北京固有的“兼容性”。
這一特點同樣體現於建築。北京，可能是中國城市中建築樣式最多的一座。城池宮殿、壇社苑林、部院衙署、廟宇觀寺、府邸宅園、市井民居，次第排列，縱橫展開，錯落有致，就像一支和諧的樂曲。以皇宮為中心、縱貫南北的中軸線當然是“主旋律”，但文人墨客、市井小民也並非沒有自己的樂土和家園。甚至那些在別處多半會躲入深山老林的名寺古剎，在北京也進了城。北京是那樣地疏闊、大氣，任何存在都不會在這裡找不到自己的空間。所以，不但人力車和凱迪拉克街上跑沒人感到怪異，便是騾馬大車進了城，也不稀罕。
北京的容量不僅在於建築空間，更在於文化空間。北京從來就是漢胡雜糅、五方雜處的地方。三教九流、五湖四海、漢滿蒙回藏、儒道釋景（基督教）回（伊斯蘭教），各路人馬都在這裡出入、匯集、發展，各種文化都在這裡交流、碰撞、融合。北京對此，都居高臨下地一視同仁，決無文化偏見，也沒有種族偏見，甚至沒有其他地方通常都會有的那種執拗頑固“不可入”的“區域文化性”。相反，江南的絲雨北國的風，西域的新月東海的波，都在這裡交匯、集結、消融，共同構成北京博大雄渾的非凡氣象。北京當然是等級森嚴的，但因為空間大、距離遠，彼此之間，也就不會覺得有什麼“擠兌”。王侯勛貴、鼎輔重臣、學子文士、販夫走卒，各有各的活法，而且在各自的“圈子”里，也都活得既自在，又滋潤。直到現在北京也仍是這樣：一個外地人，只要他不是“太差勁”，那麼，他到了北京，也就不會感到彆扭，感到“格格不人”。如果他很隨和，還會說幾句普通話（不必太標準），那麼，用不了幾天，他幾乎就會覺得自己也是北京人
北京，幾乎是可以容得下全中國人甚至全世界人的。
北京是全中國人表演交往的舞台和場所，或者借用日本學者鈴木榮太郎的概念，是全中國人“社會交往的結節機關”，當然是可以而且應該兼容全國的。所以，一來二去，北京話便几几乎成了咱們的“國語”（普通話）。
同樣，開放也是城市的天性。從古到今，城市從來就是作為“中心社區”而存在的。它們或者是全國的中心（首都），或者是區域性的中心（省會、州府、縣城等）。既然是中心，就必須向它的周邊區域開放，既吸收又輻射，既統領又兼容。所以，北京不但“包容量”大，而且“吞吐量”也大。有一個數字頗能說明問題：現在的北京人，有四分之三是建國以後才進人北京的外地人及其子女。也就是說，不到半個世紀，所謂“北京人”這支隊伍，就換了四分之三的“血”。至於北京向外地“輸”了多少“血”，似乎不好統計，但相信也不在少數。
然而，北京的這種開放和兼容，似乎還不是或不完全是現代意義上那種城市與城市、人與人之間自由平等的交往與交流。它似乎還更多地是以一種“天朝帝都”的雍容氣度或“政治中心”的文化特權，居高臨下地吸收和兼容着外來文化和外來人口。較之上海和廣州，它更像一個開明的君主或寬和的老人，以一種無所不包和見慣不怪的從容、淡泊、寬舒和自信，集天下之大成而蔚為壯觀，但當其絢爛之極時卻又歸於平淡。我們在後面還會看到，“大氣”與“平和”，正是北京文化的一個顯著的特徵，它甚至幾乎遍及於每個北京人，成為北京人的一種“文化性格”。
但不管怎麼說，北京畢竟是文化生態環境最好的城市。它很像一個自然形成、得天獨厚的大森林，喬木、灌木、奇花、野草，共生於其間，層次分明而又相得益彰，錯落有致而又渾然一體。它是帝王之都，也是文人之鄉和民眾之樂土。如果說，雍容華貴的皇家氣派，勇敢自尊的學人風範，敦厚樸實的民俗風情，曾經共同形成了老北京那種既“典麗堂皇”又“幽閒清妙”的文化品格；那麼，高瞻遠矚的改革開放，居高臨下的兼收並容，獨一無二的文化優勢，便構成了新北京的非凡氣象。
北京的一大氣”，就大在這裡。
霸氣與和氣
北京的“大”，幾乎使每個到北京的人，都會覺得自己“小”。
有句話說：“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廣州才知道自己的錢少，到了深圳才知道自己的人老。”其實，到了北京，又豈止是覺得自己官小，簡直是連人都很小。那麼大的北京，一個兩個人走了進去，就像水珠融進了大海，看都看不見，影兒都沒有一個。這其實也是北京容量太大所使然。’一個空間，如果容量太大，納入其中的事物就顯不出“體積”來。不要說人了，就連摩天大樓立交橋那些龐然大物，在北京也顯不出有多大。
更何況，北京，又是怎樣一個藏龍臥虎的地方. 那個衣着樸素、神態安詳、滿不起眼的遛鳥老頭，沒準是大清王朝皇族後裔，大小是個“貝勒爺”；而那個坐在小攤上喝豆汁、吃火燒或者炒肝兒，吃完喝完一抹嘴就騎上自行車去上班的中年人，也很可能是一位什麼重要部門的什麼長，大筆一揮就能批個十萬八萬甚至上百萬。這些人，在北京都很普通，就像他們說的話都是“普通話”一樣。北京，畢竟太大太大，再大的人物，在北京也不大容易“大”得起來，久而久之，自然也就會變得普普通通。
北京的官們大多“不大”（真正的“大官”你見不到），北京的市民卻多半“不小”。有人說上海是“大城市，小市民”，北京卻絕對沒有“小市民”。北京的市民都是“大市民”：派頭大，口氣大，架子（或者禮性）也大。“大氣”，可以說是北京人的一種普遍特徵。他們的生活方式，幾乎無不帶有“大”的味道：幹大事，說大話，講大道理，討論大問題。就連聊天，也叫“侃大山”（先前則叫“神吹海哨”，也有“大”的意思）。就連喝茶，也鍾愛“大碗茶”。他們對於小打小鬧不感興趣，對於小模小樣看不上眼，嚮往的是成為“大腕”、“大款”，當然最好是“大官”。就連找媳婦，也不大喜歡“小家碧玉”式的。至於喝啤酒，當然更得論“扎”。如果一小杯一小杯地來，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還叫喝酒.
北京人的大氣，與燕趙遺風，或者說，與北中國的豪雄之氣不無關係。這種豪雄之氣以山東、東北兩地為最多，而在全國，最喜歡北京人、最容易和北京人認同的，也恰恰是山東人和東北人。山東出響馬，東北出鬍子（土匪），“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豪爽是少不了的，“為朋友兩肋插刀”的義氣也是少不了的。這些北京也都有，只不過大碗喝酒僅限於喝啤酒，大塊吃肉一般是涮羊肉，兩肋插刀則多半是豪言壯語。但不管怎麼說，北京人畢竟是崇尚豪雄和講義氣的。他們推崇的是“不吝”、“豁得出去”，古道熱腸和使肝義膽在北京也總是受到好評。“不吝”並不簡單地只是“不吝嗇”。依照楊東平的解釋，它至少還有滿不在乎、敢做敢為、超拔灑脫、大大咧咧甚至不修邊幅等意思在內。在各地方言中，大概只有武漢人的“不囗”與之相似。不過武漢人的“不(口者)”重在“直”，北京人的“不吝”則重在“爽”。所以武漢人極其憎惡“鬼做”，而北京人的“不吝”則很可能具有表演性，變成一種“作派”。
這種作派常常被稱作“狂”或“匪”。這是一種由服飾、舉止、口氣、派頭等綜合因素構成的氣勢。它既以“狂匪”名之，就不能有“奶氣”，因此不但不能精巧雅致，反倒要“粗”一點才好。事實上豪爽往往是和馬虎難解難分的，精緻則難免因過分注意細節而顯得“小家子氣”。“小心翼翼”則不“豪”，“精雕細琢”則不“爽”，簡單粗疏反倒自然灑脫。北方人（尤其北方農村）的生活原本就比較粗放，這種粗放經過北京文化的洗禮，就變成了“大氣”。而“大氣”一旦成為北京人的標誌性品格，粗放就會變成一種刻意的追求。所以，諸如摳門、松貨、軟蛋、面瓜之類統統都是貶義詞，不拘小節馬馬虎虎則不會受到惡評。於是，為了追求大氣豪爽的效果，就要裝得大大咧咧、隨隨便便、滿不在乎，甚至不修邊幅，比方說，衣衫襤褸鬍子拉喳，身上貼着假胸毛，胳肢窩火臭等。
顯然，北京人不是不講究，而是特講究。他們講究的不是我們通常所謂“生活質量”，而是“份兒”和“派兒”。怎樣做“有派”，能夠“拔份”，他們就怎樣做。比方說，在滿街“藍螞蟻”的年代，穿一身將校呢的舊軍裝，是“派兒”；當滿街都是西裝革履新潮名牌時，着圓領汗衫翻毛皮鞋反倒“拔份兒一。這種服飾符號背後的潛台詞是：我就敢不隨時尚，就敢對着來，怎麼着？因此是“特狂”、“特匪”、“特不吝”。
這恰恰是一種京都意識。“京都人”與“地方上”的，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京都人”是超群脫俗、高人一等、與眾不同的。這種“卓異”或“特異”，表現於老北京，是恬談平和、見慣不怪；表現於知識界，是俯視天下、語驚四座；表現於小青年，則可能是狂痞匪氣、街頭拔份。無論何種表現，其背景都一樣，即北京人特有的大氣。因為他們是這個全國最大的城市中之一員，他們不大也得大。
的確，北京市民的“大”，是以北京的“大”為依託和背景的。
不管在明面兒上是否表現出來，幾乎每個北京市民都無不以自己是一個“北京人”而自豪。最老派的北京人會以一種“華夏”看“夷狄”的眼光看外地：除了北京，“天津、漢口、上海，連巴黎、倫敦，都算在內，通通是鄉下”。即便不把北京看作惟一的都市，自豪感也不會因此而稍減，因為只有北京人，才“能說全國遵為國語的話，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壇社作為公園，能看到珍本的書籍，能聽到最有見解的言論”（均為老舍作品中人物的觀點）。在他們看來，就連北京的熬大白菜，也比別處的好吃。為什麼？五味神在北京嘛！五味神是何方神聖？沒人知道。但萬歲爺既然在北京，那麼，不管他是誰，也得到駕前伺候。
這種自豪感因為北京成為新中國的首都，又在新一代北京人身上得到了加強。他們都是“中央的人”，相對“地方上的”，優越感也就自不待言。這裡說的新北京人，也包括那些出生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年輕人。他們之所以能夠在北京工作，多半是大學畢業後因“品學兼優”留京或分配來京。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原本就是“天之驕子”，而他們所在的單位，又多半是大專院校和國家機關，比起老北京人中那些“引車賣漿者流”來，還更為貼近“中央”，消息的來路也更可靠。所以這些人聚在一起，沒有一個不“牛皮哄哄”。
其實“板兒爺”們又何嘗含糊！他們聚在一起，高談闊論的同樣是國家大事，消息也同樣是國務院部委辦傳出來的。好歹都在中央這地面上住着，怎麼也聽得到一點風吹草動吧？不妨這麼說：上海人是人人都很體面。也許他晚上要在亭子間架床，早上要早早起來倒馬桶，但只要走在街上，就一定是衣冠楚楚人模狗樣。北京人是個個都很牛皮，也許他根本就沒有什么正式工作，一日三餐不過棒子麵窩窩頭，但只要一開口，就一定是國家大事世界風雲，而且話裡面決沒有窩窩頭味兒。
對政治的空前熱情，正是北京人“大氣”的一個重要表現。外地人對北京的一個相當一致的看法是：“北京人人都是政治家。”對於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從海灣戰爭到王府井的改造，從克林頓訪華到科索沃衝突，差不多每個北京人都有自己一整套看法，而且說得口若懸河頭頭是道，讓人覺得他們不是的土司機、店員、鞋匠或買西瓜大碗茶的，而是中央政治局的顧問或智囊。北京的政治民謠和政治笑話也特別多，你往往能一下子聽到好幾種版本，讓你忍俊不禁。但如果要說“正格的”，他們也能慷慨陳詞，說理充分，使用政治話語或引用名人名言也嫻熟自如，讓你不能不佩服他們的政治抱負、政治理想、政治敏感和政治才能。這實在是北京人“大氣”的最好註腳。是 天底下，難道還有比政治，比天下興亡、民族盛衰更“大”的事 可以說，正是對政治的空前熱情，使北京人成為“大市民”。
北京人既然都是“大市民”，那派頭當然也小不
與之相對應的一個讓全國各地人都極感憤怒的事實是：北京各服務行業的服務態度和質量都極差（據說現在已有改觀，但時至1999年2月，《中國質量萬里行》仍發表了消費者的批評文章，訴說他們在北京某老字號所受的窩囊氣），以至於差不多每次人大政協會上都有代表委員提出意見，甚至有人尖銳地批評說，北京是“氣象平凡，諸多不便”。“氣象平凡”並不準確，“諸多不便”卻是事實。1997年我在北京，住的是“標準問”，卻常常因錯過規定的時間而洗不上澡。本應提供的信息服務，在服務員那裡也是一問三不知。至於飯菜質量，就不好說 前面說過，北京人的生活原本是比較馬虎的。你當然不能要求一個自己天天吃熬白菜或臭豆腐鹹菜就貼餅子的人，為你做出精緻的小菜來。
讓人受不了的還是那愛理不理或頤指氣使的態度。“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一邊排隊去！”這些都是我們在北京的服務窗口常常可以聽見的聲音，而且多半是女高音。北京的服務員好像不是“大哥大”，就是“大姐大”，在顧客面前有着擺不完的譜。你向他問價，他讓你自己看。自己看就自己看吧，他還要損你：“長倆眼睛幹嘛的，出氣呀！”請他快一點，就更不得了：“嚷嚷什麼！沒看見我忙着啦！”難怪龍應台一進北京就要吵架了，能不吵架
在某些人看來，這似乎也很“正常”。北京嘛，什麼人沒有？那個賣針頭線腦、鹹菜醬瓜的女售貨員，說不定是個“格格”呢（其實當然多半不是）！即使她不是什麼“格格”吧，又什麼樣的人沒見過（其實當然未必見過）？老舍先生來買醬瓜，還客客氣氣呢（其實當然未必買過）！那麼，請問你算老幾？老話說：“客大欺店，店大欺客”，對不起，咱北京就是欺客的地兒！不滿意？別來呀！愛來不來的，誰請你啦？
顯然，這就不是“大氣”，而是“霸氣” 這決不是北京應該有的氣象，這也決非“正宗”的北京做派。正宗的北京人，老派的北京人，尤其是又老派又正宗的北京生意人，是不作興這樣對待顧客的。在老舍、郁達夫、林語堂等人的筆下，老北京人是無論身份高低貴賤，都一樣節一技之長，無僧人之貌”。至於生意人的“一團和氣”，簡直就像是天生的，豈有慢待顧客、愛理不理，甚或拿顧客“撒氣”的道理？
北京的“和氣生財”卻來自北京文化的“大氣”。也就是說，老北京生意人的“和氣”，根本就不是什麼“服務態度”，而是一種“文化教養”。它是天朝大國的雍容氣度，是世紀老人的閒適安詳，是“大人不記小人過”的仁和謙讓，是一個正宗北京人應有的教養或者說“禮數”。一個有教養的人是不該生氣的。即便對方無禮，有教養的北京人也不該失禮，反倒應該更加和氣。自己越是和氣，就越是顯得對方沒有教養。這不是“丟份兒”，而是“拔份兒”；是寬以待人，也是自尊自重。不管是做生意，還是做別的什麼，都這樣。有人說，北京的各行各業“咸近士風”，便正是看到了這種“和氣”不但普遍，而且與“知書達禮一相關，有一種儒雅的底蘊，甚或是一種一書卷氣一。所以，一旦這種“禮數”、“教養”或“書卷氣”沒了，事情也就會變成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樣子。
北京人的這種禮數、教養、儒雅風範和雍容氣度，可以從他們對待外地人的態度上看出。
一般地說，北京人，尤其是老派正宗的北京人，是不會歧視和欺侮外地人的。比方說，你在北京，如果向老北京人問路，得到的幾乎必定是極為清楚、詳盡、和氣而又有人情味的回答。那神情、那口氣、那份熨帖，就像對待一個迷路的孩子。然而這種“和氣”的內涵，恰恰是惟獨北京人才會有的“京都意識”：咱北京是“天子腳下，首善之區”，北京人在“禮數”上，當然應該是全體國民的表率。北京人最值得自豪的，不就是比別人更懂禮麼？如果咱們禮貌不周，那就是在全國人民面前一丟份兒一啦！再說了，咱北京是全國的首都，外地人不過是分家出去單過的小兄弟罷 現在他們回家來，不認路了，咱當大哥的，不幫他一把，行麼？
所以，在北京，如果不和服務行業打交道，我們不大容易明顯地感受到對外地人的歧視和不屑一顧，而這種感覺我們在上海、廣州等地卻時有體會。北京人其實是自我感覺太好了，好得不必擺出一副惟我獨尊的派頭，就像不必在北京二字前冠以一大一字一樣。
顯然，北京人的自豪感，毋寧說是一種民族自豪感，而非地域或社區自豪感。北京人，可能是中國人中最少“地域文化心理狹隘性”的一群。因為他們不是某個地方或某一區域的人，而是“中央的人”。中央只不過高於地方，卻並不與地方對立，更不排斥。所以北京人並不“排外”。既不排斥外地人，也不排斥外國人，甚至也不（像上海人那樣）鄙夷鄉下人。他們不大在乎別人說自己“土氣”、“鄉氣”（儘管北京也有“土老冒”之類的詞兒）。相反，他們對於鄉村還天然地有一種親切感（比如把“心裡美”蘿蔔當水果吃）。足以讓他們感到自豪的是，富麗堂皇、雍容華貴的北京城內，也不乏鄉情野趣之地。那裡野曠人稀、風物長靜，可以體味到人與自然的親近。這當然是一個農業大國的京都人才會有的情感，決非那些在擁擠狹窄的水泥弄堂里長大的上海人所能理解。
平民與市民
的確，北京城在本質上是屬於“鄉土中國”的。
和中國其他古都一樣，北京城也十分樂意地保持着它與廣大農村的密切聯繫，而不是像上海灘那樣，把自己和農村對立起來。儘管北京有着高大的城門和城牆，但它們與其說是城鄉之間的界限，不如說是城鄉之間的紐帶。在北京城城牆大體完好、城樓巍然高聳的年代，古樸的城門把莊嚴的首都和恬靜的鄉村渾然一體地聯繫起來。巍峨的城牆下，是“我們的田野一，是河流和湖泊，是羊只和鴨群們的天地。那裡濃蔭密布，岸柳低垂，蘆葦叢生，荷花盛開，充滿了田園詩般的情調，而這種情調“在北京各城門附近是屢見不鮮的”。登上箭樓遠眺田疇，一馬平川的華北大平原盡收眼底，古老帝國的悠長韻味便在你胸中迴腸盪氣 難怪喜仁龍要感慨萬千。是啊，“世界上有幾個古都可以提供如此開闊的無建築地面，可以在其城區內看到如此純粹的田園生活”
這種田園風光我們現在是不大容易看到 儘管我們在北京的某些街區還能看到進城的農民，看到他們拉來的新鮮蔬菜和瓜果，看到拉這些蔬菜瓜果的木頭車子和拉車的騾馬（不知還能不能看到駱駝），但總的來說，我們已只能從一些老街老巷的名稱那裡尋覓當年“田園都市”的蛛絲馬跡。北京的地名是很有風味的：三里屯、四眼井、竹竿巷、釣魚臺、櫻桃斜街、煙袋斜街、香餌胡同、石雀胡同。不管這些地名是怎麼起的，都有濃濃的鄉土氣息和人情味兒。事實上北京的地名大多非常生活化，比如柴棒胡同、米市胡同、油坊胡同、鹽店胡同、醬坊胡同、醋章胡同、茶兒胡同，連起來就是柴米油鹽醬醋茶。又比方說，拐彎多的街巷，就叫它八道灣九道灣，或者駱駝脖兒胡同、轆轤把兒胡同；圓圈形的，叫羅圈胡同、磨盤院胡同；口小肚兒大的，叫門葫蘆罐兒、驢蹄胡同、茄子胡同；扁長條的，叫扁擔胡同；細長條的，叫筆管胡同、箭杆胡同、豆芽菜胡同、狗尾巴胡同；彎曲狀的，叫月牙兒胡同、藕芽兒胡同；一頭細長一頭寬的，叫耳挖勺胡同、小喇叭胡同；如果胡同較短，就乾脆叫一溜兒胡同或一尺大街。
讀着這些地名，我們不難體驗到一種親切感。《北京的胡同》一書作者翁立認為，胡同名兒之所以如此通俗化和世俗化，一是因為“北京人直爽實在”，所以起名也實實在在，直截了當；二是因為一個地名只有通俗、上口、好記，讓人一聽就明白，才叫得響、傳得開。這當然並不錯。但我同時也認為，它們恰好證明了北京是一個“田園都市”。否則，就不會有扁擔胡同、椿樹胡同、轆轤把胡同、磨盤院胡同 這些帶有濃濃的鄉土氣息的胡同名，被認為是上口好記叫得響的，豈非恰好說明北京人的內心深處，有一種“鄉土情結一？
北京人的這種心理和這份情感，更像是“平民的”，而非“市民的”。平民和市民是兩個概念。市民是“工商城市”的小民，平民則是“田園都市”的小民。所以，平民更接近農民。老北京的平民，是相當“農民化”的。他們愛吃的是硬面餑餑蕎麥餅，是冰糖葫蘆豌豆黃，而不是奶油蛋糕冰淇淋；愛喝的是二鍋頭和大碗茶，而不是威士忌和咖啡；愛過的是清明端午重陽節，正月十五掛紅燈，而不是聖誕節和情人節；愛玩的是養魚養鳥養蛐蛐兒，是逮蜻蜓、黏知了、放風箏，是那些讓人親近自然親近土地的娛樂活動。甚至他們愛聽的也是那些帶有泥土味的吆喝聲：“栗子味兒的白薯”，“蘿蔔——賽梨”。
北京人生活中的這些平民味兒現在是日漸稀薄 但是，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只有這種平民味兒，才是正宗的北京味兒。它也是北京最讓人懷念和難以忘懷的東西。沒有太多的人在乎北京的皇帝、官僚和學者（個別特別有名的例外），也沒有多少人記得滿漢全席（也許根本就沒吃過），但記得天橋的把式、廠甸的廟會、隆福寺那些可心又便宜的東西，記得八月十五的免兒爺，記得豆汁兒、灌腸、艾窩窩和炒肝兒。北京，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屬於平民的。
平民的北京之所以風味醇厚讓人懷念，不僅因為其中保留着大量城裡人久違的鄉土氣息和田園情調，而且因為其中有厚重的文化積澱，有着其他城市沒有的貴族氣派和貴族精神。
平民，是王朝時代的概念，系相對“貴族”而言者。北京是貴族集中的地方，當然也是平民最多的地方。所以北京的貴族派頭最足，平民趣味也最多。作為明清兩代的京都和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北京給這兩大階級都設計和安排了足夠的空間。貴族們固然能在這裡養尊處優作威作福，平民們在這裡也如魚得水活得滋潤。現在，貴族階級和平民階級作為歷史雖因革命而消失，但貴族精神和平民趣味作為一種文化，卻並不因此而消亡。反倒是，“舊時王樹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革命以後，大批的貴族帶着他們的文化修養和文物收藏流落民間，大大拉近了這兩個階層的距離，在使自己平民化的同時，也增加了平民文化的貴族氣和書卷氣。
其實，北京的平民，原本就非同一般。帝輦之下，皇都之中，萬歲爺這一畝三分地上住着，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哼哼。耳濡目染，潛移默化，自然就會有幾分華貴，幾分儒雅。這差不多也是西安、南京這些古都的共同特點。不過西安因歷史故，較之北京更為古樸厚重；南京則因地理故，較之北京便多了幾分雋秀水靈。北京的民風是“大氣”：粗獷、豪爽、質樸、落落大方、小處見大而又禮數周全。老北京人就尤其如此。他們的生活大多十分簡樸，甚至可以說是粗陋，但卻決不會因為盆窮而失了身份，丟了體面。即便不過一碗老豆腐，二兩燒刀子，也會慢慢地喝，細細地品，一點一滴都咂了下去。那神情，那氣度，那派頭，有如面對一桌滿漢全席。就是這樣簡陋的酒菜，如果來了朋友、熟人，也要禮讓，然後坐下，慢慢品嘗，一面悠然而又不失文雅地“海聊”。要之，他們更看重的不是那酒那菜那茶水本身，而是飲酒喝茶時的悠然自得和清淡典雅，是那份心境和情趣。
無疑，這是一種文人情趣和貴族派頭。事實上，中國的“貴族精神”中從來就不乏“平民趣味”。孔子無疑是貴族（儘管也許是“破落的”）。但孔子激賞的審美境界，卻是暮春三月，與三五友人、六七童子，沐浴於沂水，在舞零台上吹乾了頭髮，唱着歌兒回來。賈府無疑也是貴族（而且是“皇親國戚”）。但為迎接貴妃娘娘而修建的“大觀園”里，也不忘設一“稻香村”（倘無此村，則枉曰“大觀”）。儘管賈府的做法未免“矯情”，但即便這“矯情”，卻也是文化所使然。因為傳統的中國是“鄉上的中國”，而中國文化的美學原則是“白賁無咎”、“反樸歸真”。所以，北京城裡最可人之處，不是巍峨富麗的城闕宮殿（儘管它們關乎朝廷體制，不可或缺），而是不經意地流露出野趣的城西北角和什剎三海，甚至四城之外的那些廢宇頹基、荒國古廟、老樹小橋。同樣，鐘鳴鼎食、海味山珍、輕車暖裘也不是真正的排場，“粗茶淡飯布衣裳，這等福老夫享了；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些事兒輩承當”，才是最大的排場。
這樣一來，最尋常處往往也就是最不尋常處，而要在最尋常處看出不尋常來，是要有文化教養的。這種文化教養當然並非只是北京人才有，但似乎只有北京人（當然是老北京人），才會表現得那麼大方和自然。如前所述，北京人是很會“找樂子”的。對於北京人來說，“壇牆根兒”和“槐樹小院”都是“樂土”，“喊一嗓子”和“聽一嗓子”都是“樂子”，而且越是眾人喝彩，越是神情散淡。有誰能像老北京人這樣深得中國文化和中國美學之神韻 我們實在很難說這種心境和情趣究竟是貴族的還是平民的，毋寧說是一種“貴族氣的平民趣味”或“平民化的貴族精神”吧！
於是，在老北京人這裡，我們看到的是平靜安詳、寬和禮讓、恬淡閒散、詼諧幽默。他們在茶館裡聽戲，在園子裡會鳥，在皇城根兒溜彎，在大槐樹下納涼，全都有一種不緊不慢的節奏。比方說，納涼，講究的就是“沏一壺不濃不淡的茶，聚幾個不衫不履的人，說些子無拘無束的話”。再比方說，溜彎兒，講究的也是從容不迫。北京人的“溜達溜達”，與上海人的“逛街”、“壓馬路”是大相異趣的。“逛街”和“壓馬路”不是為了享受都市生活，就是沒地方可去，只好在街上走，溜彎兒卻是為了享受那份怡然自得，純粹是散步和散心。
這顯然是一種講究，而且是一種“窮講究”。大城市裡的人，多少都有些講究。沒有這些講究，也就和“鄉下人”差不多 事實上，農民進城，最不習慣的也正是這些講究，比如進門要換鞋，飯前要洗手，吃飯要用公筷，睡覺前要洗腳，不可隨地吐痰等等。這些講究，即便最普通的平民和市民，也有。而且，窮歸窮，講究歸講究，所以叫“窮講究”。但，各地的講究，也不大一樣。比方說，北京和上海就不一樣。北京更講究“禮”，上海則更講究“貌”。上海人是“不怕天火燒，就怕摔一跤”，最怕“衣冠不整”，被人看不起。北京人的講究則是“倒驢不倒架”，最怕困“丟份”而被人“小瞧”。所以，“四十來歲的下崗女工去菜市場買菜，跟相熟的攤主還是不好意思太斤斤計‘較。不過，主張和氣生財的攤主也會給一點小小的優惠。這些北京近郊的農民很快就知道了應當怎麼同北京人做生意，就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
所謂“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就是禮。或者說，禮數。我在《閒話中國人》一書中說過，禮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人情及其回報，即所謂“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這種往來，不僅是指物質上的，比如你送我醬黃瓜我還你醃蘿蔔之類胡同四合院裡常有的人情禮數，更是精神上的，即對對方人格的尊重。這就是禮。如果“失禮”，不但別人不“待見”，自己也“跌份兒”。可見要得到別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別人；而要尊重別人，又首先得學會尊重自己。如果自己先不先丟了“份兒”，也就沒有資格敬重別人
自重，正是北京平民的貴族精神，包括不自輕自賤，不妄自菲薄，不見風使舵，不見錢眼開等等。生活在一個飯要錢買的社會裡，儘管誰都知道“一文錢難死好漢”，但既然要堅持貴族精神，就得堅持“人窮志不短一，不能因那麼一點蠅頭小利而讓人小瞧了去。這正是前述下崗女工儘管生活窘迫，卻仍不肯顯得太“摳門”的心理原因所在。這裡面固然有“貧賤不能移一的品格，也未嘗沒有一點“打腫臉充胖子一的矯飾，當然亦不乏北京人固有的大氣和大度。不過，直接的原因，還是“磨不開臉一。臉面，對於北京人來說，實在是太重要
什麼叫“磨不開臉”？也就是落不下架子放不下身份。北京的平民又有什麼身份架子 也就是那麼一點精神吧！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正是這種精神，使人高貴，並提升着北京平民的人生境界。說實在的，上海人缺的，正是這“境界”二字。上海人的不足，是有風度無境界，有教養無底蘊，正如北京人的毛病是過於看重身份面子和過分強調精神作用，因而喜歡擺譜、講排場、充胖子和誇誇其談一樣，都無關乎他們的個人品質，而是他們城市的性質所使然。的確，過分地強調精神難免變成空談，過分地講究禮數也可能變成繁文縟節，變成“臭規矩”和“矯情一。但，大氣的北京畢竟不是夜郎。它能賦予北京的平民以一顆平常心，也能教給他們以種種人生哲學和處世方法。這些教導往往都是實實在在和可操作的。因此，如果你運用自如，得心應手，技巧和教養就會變成趣味。我們通常說的北京味兒，便多半是指這種趣味。
(摘自易中天”讀城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