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故，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生活在現實中的中國人，是不能一點世故也沒有的。不過同為世故，也不盡相同。大體上說，北京人的世故是悟出來的，上海人的世故則是算出來的。在北京，沒有人教你世故，全看你有沒有悟性，會不會悟。會悟的人，渾身都是機關都是消息幾。眼皮子微微一抬，眼角不動聲色地那麼一掃，周圍人的尊卑貴賤、遠近親疏、善惡好壞，就能猜個八九不離十。然後，該熱乎的熱乎，該冷淡的冷淡，該應付的應付，總不會吃了虧去。這正是一個禮教社會的世故，也是一個官僚社會的世故。官場上那些老謀深算或老奸巨猾的不倒翁們，都有這種察言觀色的本事。即便是再愚鈍的人，如果久歷官場，也多半會磨練出來。北京人雖然並非都是官，但官場既為“場”，就有“場效應”。北京既然是一個大官場，則場效應也就小不 北京人生活在這樣一個官氣瀰漫的世俗社會裡，耳濡目染是免不了的。只要在皇城根下轉個圈，聽聽那些街談巷議飛短流長，那世故也就幾乎用不着學
在這樣一種氛圍里啟蒙開悟的北京人，首先學會的是如何處理人際關係。一個人，在官場裡混得好不好，靠的是什麼？是人緣。只有上司賞識、同僚捧場，才混得下去，並獲得升遷和提拔。其實，不但官場，其他地方也一樣。所以，學會世故，首先要學會“處人”，而處人之道，又無非面子人情。北京人最懂這一套。比方說，溜彎兒時見了熟人，都要請安問好。“老沒見您哪！多謝您哪！回見您哪！多穿件衣服別着了涼您哪！”這就叫禮數，也叫和氣，因此不會有人嫌囉嗦。這種禮數也是胡同四合院裡訓練薰陶出來的。老北京人都講究“處街坊”。街坊里道的，誰家有個紅白喜事、婚喪嫁娶，都要隨個“份子”，道個喜或道個惱。自家有個什麼新鮮好吃的，也願意街坊鄰里嘗一口，“是個心意，也是個禮數”。雖然有時不免有些程式化，但仍透出濃濃的人情味來。
這禮數是人情，也是世故。人情世故，在老北京人這裡原本是俱為一體的。“您來點什麼？”“您猜怎麼着？”“您在這兒聽是不？”“您又棒錘了不是？”都說北京人說話委婉，其實這委婉正是北京人的人情世故所使然。因為只有這麼說，才顯得對對方尊重，而且尊重里還透着關切，透着親熱，這就是人情。同樣，也只有這麼說，聽的人才不覺得突兀，也才聽得進去。即便說的是不同意見，也不會惱怒，說的人也就不會得罪了對方，這就是世故。畢竟，“拳頭不打笑臉”，“禮多人不怪”，多點兒禮數，沒什麼不好沒什麼錯。
所以，老北京人是不作興像上海人那樣直呼其名，也不作興像上海人那樣直統統地問人家“儂幾歲”的。只有對懷裡抱着的小娃娃，才可以這麼問。即便問這樣的小娃娃，語氣也不會是直統統的，而多半會笑眯眯地問：“小朋友，告訴爺爺，幾歲啦？”如果是問上中學的孩子，就得問“十幾啦”？問中年人，得問“貴庚”；問老年人，得問“高壽”。這裡面講究大 這講究，也是世故。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尊老的社會，最怕的，是把人家說“小”了，同西方人生怕被說老了正好相反。“幾歲”，是“十歲以下”的意思。這麼問，豈非把人家當成了“毛頭小曠？長輩對晚輩尚且不可有此一問，如果晚輩這樣問長輩，那就真是沒大沒小
沒大沒小，也就是不懂禮數，而不懂禮數，也就是不會做人。正宗的北京人，是不能不懂禮數的。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歸禮數管着，包括說話，也包括別的什麼。所以，即便發生衝突，也不能罵人，只能“損”。比方說，騎車撞了人，在外地，就會罵起來：“瞎眼啦！”或者說：“不會騎車就別騎！”北京人就不會這麼說，而會說：“喲，別在這兒練車呀！”都說北京人說話“損”，或說話“藝術”，卻不知這藝術是禮數造就的。因為禮數規定了不能罵人，可不罵心裡又憋得慌，於是“罵”便變成了“損”。或者說，變成了罵人的藝術。
的確，禮數這玩意，是多少有些藝術性的。比方說，懂禮數的人，都有“眼色”。所謂一有眼色”，也就是懂得什麼事可做什麼事不可做，什麼話可講什麼話不可講，以及什麼事該什麼時候做，什麼話該什麼時候講等等。掌握其中的分寸，是一門大學問，也是一門藝術。北京話的特點，就是分寸感特強。蕭乾先生在《北京城雜憶》中就曾談到這一點。比方說，“三十來歲”和“三十幾歲”就不是一碼事，和“三十好幾”就更不一樣。它們分別是二十七八、三十出頭和三十五六的意思。同樣，勞駕、費心、借光、破費，雖然都是“文明用語”，都用於向人道謝或道乏，用處和用法也都不一樣。這種細微的區別，就是分寸感。
實際上，人情世故，都要適度，才合於禮。過度的客氣顯得生分，過度的關切則難免諂媚，而恰如其分則是一門生活的藝術。這就要費心思、勤琢磨，還要有教養。不過，最重要的，還是要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知道自己有多少斤兩，然後可着尺寸做人過日子。
顯然，北京人的這種生活藝術，是有他們的人生哲學來打底子的。這種活法講究的是心眼兒活泛，心裏面透亮。活泛就不死心眼兒，透亮就不缺心眼兒。當然，也不認死理。老北京人相信，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沒有一個人吃得完的飯，也沒有過不去的橋。無論好事壞事，還能一個人包了圓啦？所以，露了臉，用不着揚鈴打鼓；背了時，也不必蔫里巴嘰。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老黃河還興改道兒呢，人世間的事，哪有個准數？風水輪流轉，沒準明幾個轉到哪，瞎折騰什麼 消停些吧！就是瞪着兩眼數星星，也比折騰那沒譜的事兒強。
別折騰，也別較真。較真，就是死心眼兒。天底下，哪有“真事兒”？不過“湯兒事”罷 所以，不管幹什麼，也就是個“對付勁兒”。北京人有句口頭禪，叫“混”；還有個常用的詞，叫“不賴”。在他們看來，人生在世，也就是個“混”字。比方說，混日子、混事兒、混口飯吃等等。所有的人都是混，所有的事也都是混。要說有區別，也就是“一個人混”還是“哥幾個一起混”，混得好還是混不好。混得好的，能混個一官半職；混得差點，也能混個肚兒圓。但不論好歹，能混下去，就不賴。難怪北京人吃喝不講究，活得那麼馬虎了，對付嘛！
顯然，這種世故，是古都的智慧，也是農民的智慧。農業生產周期長，要能等；京城官場變故多，要能忍；而面對風雲變幻、世事滄桑，要能對付。京都之中，帝輦之下，人們看得最多的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看得最透的是仕途險惡、天威難測、官運無常。今兒個，新科狀元金榜題名，“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明兒個，菜市口人頭落地，大觀園底兒朝天，“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樓塌了”。這就不能不讓北京人世故起來。北京人的世故是他們久歷滄桑的結果。這種久歷滄桑使他們“身居颱風眼處而能保有幾分超然”，使他們在靜觀中養成了“多看兩步棋”的世故和通達，也使他們學會了忍耐。專制體制畢竟太強大，這種體制下的小民也畢竟太微不足道。強大的皇權要消滅他們，比碾死只螞蟻還便當。他們不能不學會忍耐。忍耐，正是老北京式的世故的要害和精義。“窮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有這份世故和耐力，就沒有過不去的坎兒，也沒有活不了的人。
正是這忍耐造就了平和，而平和的背後是信命和認命。老北京人的信條是：“命里只有八尺，就別攀着一丈。人，還能大過天去 一既然“命里有的躲不掉，命里沒的求不來”，那麼，就沒有必要去爭、去搶，也沒有必要因為別人怎麼怎麼了而自己沒能怎麼怎麼，就渾身不自在，一肚子的彆扭。這就是自個兒和自個兒過不去 要知道，“一個人能吃幾碗乾飯自己清楚，別人也清楚”，而“和年頭兒叫勁，簡直是和自己找彆扭”。再說，就算怎麼怎麼了，又怎麼樣 也不怎麼樣。“做得人上人，滋味又如何？”當老闆，來錢多，事兒還多哪！還是混吧。顯然，正如趙園所說，正派北京人的世故里，有着“閱事太多見事太明的悲憤沉痛。看透了，又無可奈何”。於是，無可奈何到了極點，反倒變成了平和。
平和也造就了幽默。
詼諧幽默，幾乎是北京人的標誌性品格。誰都知道，北京人說話特“逗”。普普通通的事情普普通通的話，到了他們嘴裡，就可笑、可樂。比如臉上有雀斑叫“灑了把茶葉末”，就又形象又生動，怎麼想怎麼可樂。難怪有人說聽北京人說話就像聽相聲 要論說話俏皮，北京人可真是沒得比的。
北京人為什麼特別會說話 這就說來話長 我想，除了北京是個古都，歷史悠久積澱深厚，宮廷語言和市井語言雅俗兼備外，長期保持着和周邊農村以及少數民族的聯繫，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我們知道，農村語言、民間語言和少數民族語言，往往比官方語言和文人語言更生動鮮活，而這也正是北京話的特點。比如，說“窩心”就比說“難受”好；說“蒙席蓋井”，就比說“隱瞞”生動得多；說一個人不愛回家是“沒腳後跟”，就不但生動，而且俏皮 事實上，北京話當中那些最形象生動、鮮活來勁的詞彙和說法，比如擦黑（黃昏）、攛掇（慫恿）、保不齊（無法預料）、牌兒亮（臉蛋漂亮）等等，便不是來自農村，就是來自少數民族。比方說，打發、巴不得、悄沒聲兒，就是滿語；而找茬兒（挑毛病、找麻煩）、護犢子（袒護自家孩子）、車軲轆話（來回訴說），則無疑來自農村。蕭乾先生曾激賞“瞧您這閨女模樣兒出落得多水靈啊”這句話，認為“出落”帶有“發展中”的含義，“水靈”則除了靜態的美外，還有雅、嬌、甜、嫩等素質。但，不難看出，出落也好，水靈也好，都是農民的語言。尤其是“水靈”，馬上讓人聯想到帶着露珠的鮮嫩瓜菜。也許正是因為善於向人民群眾和少數民族學習，所以，儘管北京是中國最大的官場，可北京人說起話來，卻並沒有官氣。
如果說生動鮮活是向農民和少數民族學習的結果，那麼，詼諧幽默則源自北京人的世故與平和。幽默是要以平和為前提的，浮躁的人就幽默不起來。因為幽默是不緊不慢的。它需要鋪墊、打底子，“包袱”才抖得開。會說笑話的人都知道，說笑話時，不能緊張，必須他急你不急，他笑你不笑。如果別人還沒笑，你自己先笑起來，那就叫犯傻。如果心急火燎，打機關槍式地把話一口氣說出來，別人聽不清楚，反應不過來，又怎麼會笑？
更重要的是，幽默是一種心態。這種心態，就是平和。只有心平氣和，坦然面對人生，才會產生幽默，也才幽默得起來。我們無法想象一個整天愁眉苦臉的人會幽默，無法想象一個事事斤斤計較的人會幽默，也無法想象一個時時處於提防狀態的人會幽默。說到底，幽默也是一種“大氣”。只有大氣的人，才能微笑着看待一切，包括苦惱和不幸。同樣，也只有大氣的人，才能含笑向自己的過去告別。總之，只有大氣才會幽默。北京人大氣，所以北京人幽默。
其實，北京式幽默中的大氣是不難體會到的。它往往表現為大大咧咧、嘻嘻哈哈、滿不在乎甚至沒大沒小。比方說，稱鄧小平為老鄧，稱戈爾巴喬夫為老戈，就像稱呼自己單位上同級平輩的同事；稱倒騰商品的小販為“倒爺”，稱騎平板車拉客者為“板兒爺”（其車則被稱為“板的”），就像稱呼“王爺”、“萬歲爺”。這可真是“掉了個兒”。如果說，前者和天安門廣場上打出“小平你好”的標語一樣，多少表現出一種“民主意識”和“平民意識”，那麼，後者就多半是一種調侃 但，不管怎麼說，這種不合禮數的“倒錯”，都只能是北京式的。它表現的正是北京人什麼都無所謂、什麼都敢說的“氣度”，而所謂“什麼話都敢說”，則是不但包括“說什麼”，也包括“怎麼說”的。事實上，正是在這種調侃中，北京人消解了神聖。禮數不是最神聖的 如果禮數可以消解，那還有什麼該在乎？
但，似乎很少有人想到這裡面還有苦澀、無奈和世故。
北京人的幽默，大體上可以歸結為三種類型，或三種手法，即調侃挖苦、裝傻充愣、玩世不恭。前面說過，北京人是很會“損人”、“擠兌人”的，比如“別以為全中國三分之二的男性都憋着娶你，多晚你走在大街上也不會出事”等等。然而問題在於，他們不但損別人、擠兌別人，也糟踐自己。比如葛優就曾說自己“脫了衣服跟一條反動標語似的”。最典型的還是楊東平講過的一則笑話：一個小伙子因為犯規，被警察扣住不放，情急無奈之中，竟冒出這麼一句話：“您就把我當個屁給放了吧！”結果，圍觀者哄堂大笑，警察也只好放人（《城市季風》）。另一個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故事是：一個平時怕老婆的人，偶然和老婆頂了起來。老婆大怒：“反了你小子？”該人馬上賠不是：“哪敢呀！這兩天，也就是有了兩個臭錢，就像耗子腰裡別了桿槍，起了打貓的心思。”老婆也只好一笑了之。顯然，在這裡，兩個當事人都表現出一種裝傻充愣自我作踐的態度。這種態度，用王朔的話說，就是“千萬別把我當人”。
這就是世故 事實上，只有世故的人，才能裝傻充愣。因為裝傻充愣的背後，實際上是玩世不恭：人生在世，也就那麼回事。誰也別太當回事，誰也別叫真。所以，誰也別太把自己當人。何況，我不是人，你也不會是人。當我不把自己當人時，我其實也沒把別的什麼人當人。想想看吧，一個連自己都不看作是人的人，還會把別人當人看 就拿前面那個笑話來說，便推敲不得。表面上看，那個小青年是在作踐自己，仔細一琢磨，卻又不知道是在作踐誰。因為“我”固然是個“屁”，然而這個“屁”卻是警察“放”的。說了歸齊，還是“警察放屁”。結果，誰都挨了罵，也就誰都不吃虧。因此，當一個北京人（尤其是王朔式的北京人）在你面前“裝孫子”時，你可千萬別上當，以為你真是“大爺”。
當然，這個小青年當時也許並沒有想那麼多。他的話，不過脫口而出。但，他的脫口而出，又顯然有北京人世故的耳濡目染和長期薰陶作背景。而且，這種世故也完全是平民的。咱一介平民，沒權沒勢的，誰也糟踐不了，那麼，自個兒作踐自個兒，還不行
於是我們就品出苦澀來 北京平民的幽默中，是不乏苦澀的。就拿把雀斑說成是“茶葉末”來說，便透着苦澀。因為只有貧窮的小民，才喝這種末等茶葉。其實，就連北京平民的幽默本身，也是“苦惱人的笑”。平民嘛，一無所有，要啥沒啥，既沒什麼可樂和的，也沒什麼可得意的，就剩下一張嘴，再不讓它快活快活，那日子還能過 再說，耍貧嘴又不要錢，也就不說白不說。即便不能損別人，拿自己開涮總是可以的。只要嘴巴閒不下，就不賴。
顯然，正如“長歌當哭，要在痛定之後”，苦澀也只有經過平和的過濾才能變成幽默，而平和的背後則是世故。也就是說，只有一切都看穿看透，才會滿不在乎。於是，無奈到了極點，反倒心氣平和。因為一切都無所謂 比方說，不就是找不到單位找不到工作 那就“練攤”唄！順便說一句：“練攤”這兩字，也表現出一種世故和人生哲學：哥們不過是操練操練，玩一把罷了，較什麼真呀！
正因為不必較真，所以，在北京（尤其是王朔式）的幽默里，越是正兒八經的東西，就越要弄得荒唐可笑；而越是不當回事，則越要一本正經。比如，在王朔的一部小說中，一個名叫馬青的人就這樣“語重心長”地對他的“哥兒們”說：“你就別一個人混了，咱們還是一起混吧！人多力量大，敢教日月換新天。人心齊泰山移，螞炸還有四兩肉，一個蘿蔔一個坑，咱們怎麼就不能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由弱變強 ”（王朔《一點正經沒有》）這種把豪言壯語和俚詞俗語揉在一起混說，而且說得不動聲色的說法，最得調侃之神韻。而且，這段話，還非得葛優來說，才能說得風味純正，說出王朔式的“語重心長”來。
官氣與痞氣
北京人的霸氣，說穿了就是官氣。
讀者如有興趣，不妨讀讀龍應台的《吵架》一文。這篇文章原載1993年10月31日《文匯報》的“筆會”版，同年12月10日《北京晚報》轉載，現在收在《啊，上海男人》（學林出版社1998年版）一書中。這本書一共四輯，即上海、北京、星洲、思路。《啊，上海男人》是“上海”那一輯的核心，《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是“星洲”那一輯的核心，而北京這一輯的核心竟是《吵架》。
尤應台的確沒法不吵架。
按照龍應台自己的說法，她這個因“生氣”而出名的中國人，動身之前就一再告誡自己“到了北京不要生氣”，因為至少有三條理由告訴她不能生氣不該生氣而且不必生氣。可惜，“樹欲靜而風不止”。一到北京，北京人就給了她一個下馬威，使她不得不起而應戰。“你！”一個凌厲的聲音高亢地說，“就是你！”這時人潮正擠過檢疫口，坐在關口的公務人員，一個穿着制服的中年婦女，手指穿過人群直指龍應台：“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牽着孩子的手，尤應台乖乖地擠過去，只覺得那個女人說話的聲調、氣勢，就像一條抽得出血的鞭子。“才踏上北京的土地就來了”，龍應台想。“證件！”女人不多浪費一個字。尤應台遞上證件，那女人立即像泄了氣的球，鬆了下來。可是，龍應台的孩子，七歲多的安安，臉都白
這一架好歹沒吵起來，但後來，尤應台終於忍無可忍。
問題是，檢疫口的那個女人，為什麼偏偏要和龍應台過不去？也不為什麼，就因為她是中國人，而她乘坐的是德航班機。於是，那女人便輕而易舉地把她從一群白人中挑出來
是中國人就可以凶，這就是那個女人的邏輯。
那麼，後來為什麼又像泄了氣的球 因為龍應台雖然是中國人，卻又是“台灣同胞”。要對“台灣同胞”也頤指氣使凶神惡煞，得到兩岸和平統一之後。現在，諒她還不敢！
不難設想，如果龍應台“有幸一是一位“大陸同胞一，後面還將受到什麼樣的“禮遇”。這種“禮遇一我們在北京可是受得多了，以至於一位讀者寫信給《北京晚報》說，龍應台這“氣”生得實在不值當。因為這些事情咱們早就司空見慣，想氣都氣不起來。這位讀者還說，其實顧客並沒有那麼大的野心想當什麼“上帝”。“要求低的也就想當個街坊鄰居，要求高些的也就想當個熟人朋友。”但照我看來，這位讀者真是“痴心妄想”。當街坊鄰居？當熟人朋友？沒門兒！
為什麼沒門兒？因為她是“官”呀！而且是“檢查官”。要想“官兒”同你當街坊鄰居熟人朋友，除非你也是官。或許有人會說，那個女人其實也不算什麼官。是不算什麼官，可她有權是不是？有權就行 她既然有權決定你通過還是通不過，走過去還是停下來，那她就有資格在你面前耍態度抖威風。沒聽說過“不怕官，就怕管” 管，有時候比“官”還厲害。所以，即便是真的官（比如地方官）來了，她也會這樣。除非官大得可以坐專機，或者可以走特別通道，否則，就算你有個縣團級、司局級的職務官銜，也得聽她喝斥：“你！就是你！你給我過來！”只有對“台灣同胞”她沒辦法。因為她這個“官”，暫時還管不到“台灣同胞”的頭上。那女人倒霉就倒霉在她“不幸”碰到了一位“台灣同胞”，不但立馬威風不起來，而且那同胞還有權把自己的遭遇公之於眾。這一回，她可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或許還會有人問：好吧，就算她是官、她有權吧，也用不着那麼凶呀？這你就不懂 像她那樣的“弼馬溫”，不凶，怎麼顯出是個人物來？要不，怎麼叫“拿着雞毛當令箭”
那麼，北京的售貨員、服務員 也是官麼？當然不是。可他們是“北京的”售貨員、服務員。不但是“官商”，而且那“官”還是“京官”。有句話說：“廣東人看外地人，都是北方人；上海人看外地人，都是鄉下人；北京人看外地人，都是下級，都是小地方人。”這就叫“長安的和尚潼關的將”。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都是官，而且“見官高三級”。
官氣流落到市井，就變成了痞氣。
什麼是官氣？說到底，官氣就是驕虎之氣。驕，因為是官，高人一等；虛，則多因底氣不足。為什麼底氣不足 因為官們自己也知道，官也好，民也好，都是人，都要吃飯穿衣拉屎放屁。如果不是頭上這頂烏紗帽，他和平民百姓也沒有什麼兩樣。所以，為了表示自己高人一等，就必須擺譜。比方說，出門時鳴鑼開道，打出“嚴肅迴避”的牌子等等。
痞氣亦然，也是驕虛之氣，只不過驕不足而虛有餘。因為痞子比官員更沒有資格驕人。但為面子故，又不能不驕。結果，擺譜就變成了耍賴。
事實上，正如座山雕的時代“兵匪一家”，王朝時代的北京城也“官痞不分”。朝廷里固然有“韋小寶”，市井中也不乏“高行內”。“高衙內”仗勢欺人，靠的是官威，擺的是官譜；“韋小寶”官運亨通，則無非因為油嘴滑舌外加死皮賴臉。封建社會的官場作為最骯髒齷齪的地方，從來就不乏病氣，只不過多有遮掩而已。一旦淪為平民，不必遮掩，那痞氣便暴露無遺
所以，北京“官商”中態度惡劣者“霸”，“私商”中態度惡劣者“痞”。比如龍應台在“官商”地盤裡（首都機場）體驗到的便是霸氣，在“私商”地面上（日壇市場）體驗到的則是痞氣。不過表現雖不同，性質卻一樣，即都是蠻橫無理。而且，這種蠻橫無理心理內容也是一樣的，即都是因處於權力中心而產生的對他人（尤其是外地人）的蔑視：你算老幾？你有什麼了不起？我就不把你放在眼裡，你又能怎麼着？如果你不能怎麼着，這種蔑視就直接表現為霸道；如果你還真能怎麼着，這種蔑視就會轉化為賴皮。不要以為耍賴就是服輸。它的深層心理仍是不把你放在眼裡：我連自己都不放在眼裡了，你又算什麼東西？
這其實又是封建社會的官場病毒。封建社會的官場鬥爭，從來就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賴”的。表面上的認輸服軟，是為了東山再起、捲土重來、報仇雪恨。而長期的“奴化教育”，則養成了不以作踐自己（比如自稱奴才自打耳光）為恥的變態心理。因此，北京城內不但有着精忠報國的凜然正氣，慷慨赴難的燕趙俠骨，憂國憂民的志士情懷，雍容華貴的大家風範，平和恬談的貴族氣度，溫柔敦厚的京都民風，也有驕虛的官氣和鄙俗的痞氣。事實上，只有那些遠離城市的地方才會有純樸的道德，但卻又不會有雍容氣度和開闊眼界。
當然，痞氣更多的是一種市井氣。因為市井小民無權無勢，沒什麼本錢與人抗爭，也沒有多少能力保護自己。為了求得老小平安，也為了找個心理平衡，他們不能不學會世故和圓滑，甚至學會損人和耍賴。北京的平民比誰都清楚“硬抗不如軟磨”的道理，也深知嬉皮笑臉有時比義正詞嚴更管用。久而久之，無奈就變成了無賴，圓滑就變成了油滑。同時，粗獷和粗糙也變成了粗魯和粗俗。再加上北京人的能說會道，就構成了痞氣。
痞氣本是一種病態：一牌之積名曰痞氣。一旦在北京，它又是一種生存之道。所以北京人甚至不忌諱痞。北京的孩子在自家陽台上看見街上自行車帶人，會高聲唱道：“自己車，自己騎，不許公驢帶母驢。”遇到這種情況，上海的家長會把孩子叫回來，訓道：“關儂啥事體！”北京的家長則會不無欣賞地笑罵一句：“丫挺的！”
因此，北京人的痞氣甚至能“上升”為藝術，比如紅極一時的“痞子文學一就是。這種文學的產生，除這裡不能細說的時代原因外，與北京城的城市特徵也不無關係。即：一，北京本來就是一個大雅大俗的城市，再俗的東西，在這裡也有容身之地；二，北京的大氣和厚重，使任何東西都能在這裡得到升華；三，北京人本來就多少有點欣賞痞氣，如果痞得有味道還有內涵，那就更能大行其道。楊憲益先生詩云：“痞兒走運稱王朔，浪子回頭笑范曾。”不管我們對這兩個人作何評價（本書無意褒貶），都可以肯定他們只會出在北京。
如果說，官氣在朝痞氣在野，那麼，又有官氣又有痞氣的，就在朝野之間。
這個介乎朝野之間的所在，就是學術界。
北京的學術界無疑是全中國最優秀的。北京有國家科學院和社會科學院，有全國最好的高等學府，那裡精英輩出，泰斗雲集；有國家圖書館和博物館，那裡館藏豐富，積累深厚；有國家出版社、國家電視台和最權威的學術刊物，能為學術成果的發表提供最好的園地；何況北京位居中央，居高臨下，四通八達，消息靈通，發言權威，總能得風氣之先，居全國之首。北京的學術界，不能不優秀。事實上，中國最權威的學術成果出在北京，中國最傑出的學術人才出在北京，“五四”以來一直被全國視為楷模的學術傳統也出在北京。
然而，北京的學術界並不是世外桃源。它同樣未能免俗地有着官氣和痞氣。
魯迅先生說過：“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沒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獲利，而自己也賴以糊口。”（《“京派”與“海派”》）所以，北京學術界歷來就有“近官”甚至“進官”的傳統，而於今尤甚。如果說，過去北京學術界尚有“高士”，那麼，時下則頗多一官迷”。表現之一，便是特別熱衷於操作各類學會協會。為學術交流故，成立學會，展開討論，從來就是必要的。可惜，不少人的心思，卻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的做法，也“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沛公”者何？學會協會中會長理事之類“一官半職”是也。先師吳林伯教授曾總結概括各類學術討論會的四項任務，曰“封官、辦刊、會餐、爬山”，於是它便往往變成一種為少數人蟾宮折桂提供舞台，為多數人公費旅遊提供機會的活動。所以，每到學會換屆之時，你便總能聽到一些喊喊喳喳的聲音，看見一些上竄下跳的影子，而這些聲音和影子，又多有京味。當然，說有此念頭的只是北京學人，是冤枉的；說北京學人只有這種念頭，也是冤枉的。他們的標的，可能並非區區理事，而是“學界的領袖地位或人民大會堂的紅地毯”（凌宇（從“京派”與“海派”之爭說起））。
我十分贊成學者科學家參政議政，甚至並不反對“學而優則仕”。官總要有人做。做官並不丟人，就像做工、種田、教書、做買賣並不丟人一樣。但，“在商言商。在官言官”，在學就該言學，不能吃着碗裡想着鍋里，更不能做着學者卻想着擺官譜過官癮。然而北京學術界卻真有這樣的人，我就曾親眼目睹。1997年，我在北京海淀區某民營書店裡偶遇一場民間舉辦的作品討論會。民間活動，又在民營書店舉行，應該頗多“民氣”吧？然而不，官氣十足。巴掌大的一塊地方，竟安排了主席、列席、與會、旁聽四個區位。主席台上，依官方會議例，擺了寫着姓名的牌子，幾個文壇領袖、學界泰斗、社會名流仿佛登壇作法似的，嚴格按照左昭右穆的序列對號入座，一個秘書長之類的人物則煞有介事地宣讀官腔十足的賀信賀詞。說實在的，我當時真有哭笑不得的感覺。也許，會議組織者的本意是好的，是為了表示討論會的鄭重其事和對那幾位頭面人物的尊重，但實際效果卻適得其反：嚇！他們竟然下作到跑到民營書店過官癮來了，這同在街頭撿煙屁股過煙癮有什麼兩
當然還有更下作的。比如賣論求官、落井下石、拉幫結派、自吹自擂等等。總之是登龍有術，治學無心，因此投機取巧。見風使舵，東食西宿，朝秦暮楚。“前數日尚在追趕時髦，鼓吹西方當代文學思潮，數日後即搖身一變，大張批判旗幟，儼乎東方真理之鬥士”（凌宇《從“京派”與“海派”之爭說起》）；或者東拼西湊抄抄剪剪炮製“巨著”，被人發現硬傷又厚着臉皮死不認賬，還要倒打一耙。這就不是官氣，而是痞氣 這些毛病，自然並非北京學術界的“專利”，但，似以北京為尤甚。
北京學術界的這種毛病，說到底，就是浮躁之氣。
許多人都發現，現在的北京人，已經少了許多儒雅，多了幾分粗俗；少了許多平和，多了幾分浮躁。就拿和龍應台“吵架”的那個“着汗衫的年輕胖子”來說，人家不過是用帶上海腔的普通話叫了一聲“同志”，就大為光火，挑釁地問：“稱呼誰呀？誰是同志呀！”犯得着
如果說粗俗多見於市井，那麼，浮躁便多見於學界。早就有人指出：浮躁，或者說，表面化、輕浮、躁動，是八九十年代京師文化的特徵。浮躁之風改變了北京學術界風氣。一些人急於成名，大部頭的一專著一頻頻問世，但只要輕輕一擰，那水分就會像打開了自來水龍頭一樣嘩嘩往外流。一些人熱衷於當“主編”，實際上不過是邀集些”槍手”，或招集些學生，“編輯”（實為拼湊）有“賣點”的“叢書”。另一些人則被各種飛揚浮躁的東西沖昏了頭腦，“項目、資金、論著量、引用量等形式化指標滿天飛，取代了對真正學術目標的追求，真正關心人類命運、宇宙本質和學術真理的頭腦為浮躁的學風壓倒”（鄭剛《嶺南文化的風格》）。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多少人信守“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寫半句空”準則，只知道北京的學術舞台上隔三差五就有鬧劇開場，隔三差五就有新星升起。新名詞、新概念、新口號、新主張、新提法被頻繁地製造出來，然後迅速推向全國，而外省那些做夢也想“跑步進京”的風派學人們，則趨之惟恐不及。但如果我們對這些年北京學術界張揚的種種新名詞、新概念、新口號、新主張、新提法一一推敲一遍，便不難發現其中固然有思想解放觀念更新，同時也不乏譁眾取寵標新立異。一些新名詞、新概念、新口號、新主張、新提法，其實不提也罷，並不妨礙學術研究的深入進行。甚至可以說，某些新名詞、新概念、新口號、新主張、新提法，根本就沒有多少新內容，只不過把趙麗蓉變成了“麻辣雞絲”，或者像北京某學人那樣把孟子（Mencius）譯成了“門修斯”。相反，倒是一些老名詞、老概念、老口號、老主張、老提法，很需要有人進行一番認真的清理，因為它們幾乎從來沒有真正弄清過。但沒有人來做這種工作。因為做這種工作出不了風頭出不了名，與“學界的領袖地位或人民大會堂的紅地毯”也沒什麼關係。
看來，北京學術界由平和而浮躁，並非完全因為這座城市變化太多太大太快所致，而是這座城市原本就有的官氣和痞氣在作祟。就拿前面提到的由一追趕時髦，鼓吹西方當代文學思潮”一變而為“大張批判旗幟，儼乎東方真理之鬥士”來說，就決非膽小怕事或見風使舵，而是認準了一條道兒：“要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新京派”為什麼有點像“老海派” “海派文化與京派文化的反置”，確乎是一個值得研究的現象，而且也已經引起了學術界的注意，比如顧曉鳴在《上海文化》1995年第1期上發表的文章便是以此為題的。所謂“反置”，表現在學界，大約也就是北京學人變得浮躁，有些譁眾取寵；上海學人則相對沉穩，顯得治學嚴謹。不過，在我看來，那其實不過是一塊硬幣掉了個面而已。骨子裡透出的，還是這兩座城市固有的文化性格。正如楊東平所說，上海學人在研討會上發言講話極有分寸，就“不僅是為了政治保險，有時也是怕自己的觀點被別人剽竊”《城市季風》）。這顯然是上海人特有的那種謹慎，即商業社會中人不想在政治上惹是生非和不願泄露商業機密的習慣所致。北京的學人則相反。他們當慣了中心當慣了老大，習慣了“登高一呼，應者雲集”，“號令一出，天下披靡”。因此一旦“群雄割據，諸侯林立”，風光不再，眾望不歸，便不免失落。而一些新進人物又功利心切，急於“嶄露頭角”，巴不得“立竿見影”。失落感加功利心，就使得他們不甘寂寞，急於重建中心地位和正統地位。這就要製造熱點，製造話題，製造明星人物，製造轟動效應，甚至不惜為此動用當年的“海派手法”。所謂“新京派像老海派”，原因便在於此。但，在京者近官意在名，沒海者近商意在利，“新京派”並變不成“老海派”。更何況，老海派除“商業競賣”之外，畢竟還有“名士才情”，是“名士才情一再加“商業競賣”，新京派卻是犯商業競賣”再加“政治投機”，一點才情和趣味都沒有的。
說了不少北京人的“壞話”，好像挺不喜歡北京。其實，我愛北京。
我愛北京，這是許多中國人都會說的話。中國人對北京和上海這兩座城市的態度也是微妙的。我們會說“我愛北京”，卻不大會說“我愛上海”，只會說“我喜歡上海”。說“我愛上海”，說的人彆扭，聽的人也彆扭。說“我愛北京”，說的人順口，聽的人也順耳。
這當然首先因為北京是新中國的首都，同時也因為北京是中國人的根，是中國和中國文化的象徵。愛北京，也就是愛中國，愛中國文化。
北京也許是最能代表中國文化的城市 西安太老，洛陽、開封、曲阜、江陵太小，南京和杭州總讓人聯想到偏安江左、紙醉金迷，況且屢遭兵火，也元氣大傷。只有北京，曾經是元明清時代帝國京都和民國時期文化首府的北京，才集中了中國文化的精華，最能代表中國。
因此，任何中國人，尤其是上了點年紀的人到了北京，都會有回家的感覺，不像在上海那樣感到陌生，在廣州那樣感到怪異，在深圳那樣感到不屬於自己。這種感覺會使你忍受甚至寬容北京各窗口行業明顯劣於上海、廣州、深圳的服務態度（也許這也是這些行業屢教不改的原因之一）。同樣，那些在北京學習工作過的人，儘管總在抱怨北京風沙大，氣候乾燥，空氣污染嚴重，服務態度惡劣，街上找不着電話，不管上哪兒都遠，出門只敢打一“小面”還老打不着（以後就更打不着了，因為據說北京的“面的”都要換成“中華子彈頭”）；或者總在抱怨北京變得越來越不像北京，茶館、胡同、四合院以及院裡的金魚缸石榴樹肥狗胖丫頭一個個都不見了，CHINA變成了“拆哪”，而門臉兒都“恢復”了舊時模樣的前門大柵欄又怎麼逛怎麼覺着彆扭，名滿天下的“京味小吃”也都是“民工味兒”；但他們一旦離開北京，就會想念北京，有時那思念竟會超過鄉愁。
說來也是，有哪個城市能比得上北京 西安是歷史悠久的，卻少了點兒生氣；深圳是生機勃勃的，又少了點積澱；成都是積累豐富的，卻少了點兒氣度；武漢是氣吞雲夢的，又少了點兒風味；廣州是風味獨異的，卻少了點兒情調；蘇州什麼的倒有情調，可又不成氣候。何況它們都沒有北京“大”。上海倒是國際化大都市，卻又沒多少歷史，很難代表中國文化。只有在北京，你才會真正感受到中國文化的不同凡響和氣勢磅礴，悠遠凝重和博大寬宏，並找到一種既在世界又在中國、既能與先賢交往又能與未來對話的感覺。如果說，在本世紀前半葉，沒有哪個城市能比北平“更能慰藉處在社會和文化劇變中的知識分子那種迷惘失落的情懷”（楊東平《城市季風》），那麼，在今天，也沒有哪座城市比北京更能讓人感受到新中國跳動的脈搏和前進的步伐。難怪有那麼多文化人都希望到北京去發展自己 只有在北京，他們才能確保自己很深葉茂。
的確，北京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正如在所有的城市中，北京最像首都，北京的大學也最像大學。以清華北大為代表，這些建在王府舊址或廢園的京師“大學堂”（如中國大學鄭王府，民國大學醇王府，華北大學禮王府，協和醫大豫王府，燕京大學睿王園，清華園則是淳王的“小五爺園”），有着最純正的學風、最高雅的品味和最自由的空氣。左邊紅帽子（陳獨秀），右邊黃馬褂（辜鴻銘），國子監、翰林院的傳統和牛津劍橋、哈佛耶魯式的教育奇妙地結合在一起，使北京的大學一度成為精英文化的大本營、思想學術的制高點和社會發展的思想庫，也使北京成為最有學術氛圍和人文精神的地方。儘管北京的大學已幾經變遷，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王國維、梁啓超、陳寅恪、趙元任）和眾多大師、名士的風采我們已無由瞻仰，但蔡（元培）校長時代的北大卻仍是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精神偶像，發初倡導於北京的、以科學和民主為號召的新思想和新風氣也仍是他們的精神支柱。同樣，儘管近些年來，由於個別人（即所謂“新京派”）的原因，北京學術界已顯得有些浮躁，但北京仍有許多真正的讀書人。他們靠微薄的薪資維持貧寒的生活，居陋室，着布衣，粗茶淡飯，家徒四壁，卻將學術研究作為生命之寄託，堅持着極為罕見、難得和可貴的書生意氣，守護着我們的精神家園。顯然，有北京在，中國數千年的學術傳統就會薪盡火傳。
我不知道這種書卷氣是否也像胡同四合院裡的大爺氣一樣在北京的空氣中日見稀薄，也不知道席珍流布的木鐸之聲是否也會像“小小子兒，坐門墩兒”的歌謠一樣隨風飄逝。古老的文化如今秋陽般暖暖也懶懶地灑落在京城不起眼的各個角落裡，任憑有心人去撿拾那些碎寶流金。新生活和新文化正雨後春筍般帶着濕漉漉的春意拔地而起，早已不是“草色遙看近卻無”。但我卻更迷戀北京的秋天二我總以為，北京是屬於秋天的。北京是秋天的詩，是秋天綿長、醇厚、博大、雄渾的詩。郁達夫先生曾用他美妙的文筆描繪過北京的四季：冬季有戶外呼嘯的北風和室內堪戀的溫軟，春天有城廂內外“洪水似的新綠”，夏日有葡萄架下藤花陰處的冰茶雪藕、盲人鼓詞和柳上蟬鳴，而秋天則更是一部“百讀不厭的奇書”。尤其是京郊那草木搖落金風肅殺之感，真能讓人感動至極而涕零（《北京的四季》）。的確，北京最壯觀的是門，最耐看的是秋。只有在秋天，你才能真正體味華北平原的遒勁雄風，燕山腳下的浩蕩王氣，文化古城的蕭散悠遠，田園都市的恬淡平和。同樣，也只有在北京，你才能真正體味到秋天的成熟與豐滿、爽朗與澄明、靜謐與深沉、悠長與雋永、色彩斑斕與碩果纍纍，體驗到“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的意境。
“庾信文章老更成。”換了人間的北京，當會更加詩意盎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