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月27日早上8點，我們的基洛夫號又停泊在一個叫克芝(Kizhi)的美麗小島旁。這個小島過去住有幾十戶農家，經過集體農莊的經營不當和德國侵略的破壞，這裡的農民放棄這裡的生活陸續流進城裡去謀生。現在小島已經沒有農業而完全成為一個供旅遊參觀的島了。一座建於１４世紀現在只供遠處觀瞻的有着二十幾個蔥頭式尖頂的大型木製教堂是島上最為壯觀的建築，當地導遊告訴我們，這座教堂如再不及時維修，十五年內就會倒塌。

我們參觀了另一座木製教堂和一個當初富農住的大房子。

我們看到，那個富農家中的一切生活用品都原樣未動，當初用的所有農具，雪橇都在一樓的寬大的農具室中成為展品，當地導遊告訴我們，這個大房子的主人在共產革命早期就隱姓埋名跑到莫斯科去謀生了。導遊感慨地說，“從這個農民的農具和家庭發展，我們可以看出這個富農當初工作是多麼勤勞努力。”

現在島上的一切都成為展品。島上現在種的麥子也是為了供遊人參觀而種，為了更顯真實，一個美麗的少女穿着鮮艷的農婦長裙在地里揀麥穗。遊人都爭先與這個扮成農婦的演員照相。兩年前，富農的孫子曾回來訪問，看到祖父當初勤勞又富足的生活百感交集。

在小島參觀了三個小時回到船上，享用完那已感到乏味的頓頓豐盛正規的俄式大餐，又與先生百無聊賴地在船上閒逛了一會兒後，我決定還是去找艾瑞娜聊我感興趣的話題來打發時間。這次我想了解的是俄國百姓的收入和付稅情況。

艾瑞娜說，“俄國的稅收是最簡單的，施行的是簡便易行的統一低稅收制度。俄國稅收是一刀切，無論收入高低，個人付稅都是13%，企業付稅都是26%，無累進比例。”

轉到收入話題時，艾瑞娜調皮地笑了。她說，“俄國百姓的收入是最難說清的。我敢說，除了自己擺攤賣貨的人外，無論是在政府還是私人公司工作的人，每個人都得到兩項收入，一項是正式要交稅的收入，還有一項是屬於公司的各種補助津貼，屬不用交稅的收入。如果再考慮那些政府的福利和津貼的話就更說不清了。總之，現在俄國百姓的收入普遍都高。2005年俄羅斯人均GDP已經超過4000美元。”

我說，“我來俄國前看了一些介紹俄國的文章。根據俄國社會灰色收入和各種福利補助，有些經濟學者按照來源於各方面的資料分析得出，俄羅斯人均GDP應該接近或超過5000美元這個水平。”

艾瑞娜表示同意，說：“俄羅斯剛公布的公務員月均工資接近1.1萬盧布(28盧布為一美元)。這還不包括他們的津貼和福利就已有5000美元年收入了。俄國稅收低，福利高，有些福利是別的國家百姓想不到的。比如，除了免費教育和免費醫療這兩個大頭外，許多人享有免費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免費打電話、免費療養等優惠福利，自2005年1月1日起，政府發布《關於以津貼取代優惠》的文件，政府現在改用現金補貼的方法來支付享受這些福利的公民。還有，許多人的住房都是國家送的，住房雖然私有化了,但物業管理、房屋修繕仍由國家承擔。政府本來計劃對物業實行有償管理，但遭到所有百姓的反對。我們的水、電、氣等費用都是政府負擔的。年收入1000美元在俄羅斯屬最低生活費標準，這個收入的人群大約是2000萬人，不足全國人口總數的14%。這個低收入人口的百分比與歐美經濟發達國家基本相同。由於俄國的高福利低稅收制度，使百姓有消費信心，再加上俄國百姓對經濟前景看好，所以花錢速度快，購買力高。這樣刺激了內需，所以，現在的俄國市場很有活力。”

看到這個商科博士生對俄國市場信心十足，我不禁問到，“改革後，俄國經歷了十年經濟低迷的漫長歲月，直到現在很多中國人還認為俄國的經濟很糟，那麼俄國是什麼時候經濟好轉的呢？”

她肯定地說，“2000年是轉折點，到2003年就明顯好轉。”

我笑着說，“你兩年前就買了公寓，你真不虧為學商的啊。”

她驕傲地笑着說，“俄國經濟才剛剛開始好轉，俄國經濟仍有潛力，我很看好俄國經濟。”

我突然想起達莎對醫療質量不滿的情景，就問艾瑞娜，“你還記得聖彼得堡當地導遊達莎與我談起醫療時的不滿嗎？她說百姓正與政府交涉要改革醫療呢。”

艾瑞娜說，“是啊，百姓對醫療怨言最多。由於醫療系統是政府每年撥款，醫療系統漸漸地完全喪失了競爭力，反正醫院服務質量無論好壞政府都撥款，醫生干好干壞一樣掙錢，不會失業。所以現在人民和政府達成共識，人民一方多付一些錢選擇服務好的醫生，這種方法可以刺激醫生的積極性。由此政府初步定出兩種醫療保險，一種是全免醫療保險，一種是病人自己付少量錢，病人有選擇權的醫療保險。現在大多數百姓都選擇付少量錢的保險。不過，醫療還在改革中，現在只是剛開始。”

晚飯時，與同桌的同游聊天兒，一位女士說，“俄國遊船旅遊業只有夏天三個月的經營時間，所以船上工作人員在這三個月以外的其他時間都或做別的工作或去上學。這些給咱們端盤子的服務女生都是利用暑期工作的大學生。艾瑞娜也是利用暑期工作的博士生。”

晚飯後，我和先生照常在甲板上觀看兩岸的風景，已是夜裡十點，外面還象白天一樣。看着兩岸一望無際的鬱鬱蔥蔥的森林，先生感嘆不已地說，“我們已經沿河走了兩天兩夜了，兩岸看不到頭的茂密的森林就沒斷過，看看人家的環境保護，真不錯啊！”我說，“是啊，沿河一路上，我沒看到一家工廠。”

　　　　　　　　　　　　　　　　(四)

第二天，8月28日早上9點，米沙主辦的第二次講演給我們船上的生活再次增添色彩。

他講演的題目是“俄國1917-1985年的歷史和經濟”。

他先簡潔明了地向我們介紹了俄國十月革命前的歷史，並介紹列寧如何在德國政府的支持下拿着當時德國政府的錢潛入俄國，趁着俄國人民剛剛推翻沙皇，年輕的過渡政府還不穩的混亂時期，進行了武裝革命，推翻了當時已經建立了議會制度達十一個月的民主過渡政府，暴力奪取了政權。米沙還講到，列寧取得政權後，對反抗的農民，士兵，市民進行了嚴酷的鎮壓和殺戮。米沙接着又給我們介紹了斯大林時期殘酷的肅反運動。他總結說，1941年當希特勒進攻蘇聯時，蘇聯的高級將領竟已經被斯大林快殺光了，出於無奈，斯大林不得不解放了朱可夫等剩下的一些沒殺的高級將領，倉促應戰。米沙沉痛地說，“斯大林只顧搞肅反殺人，對戰爭絲毫沒有準備。在軍隊裝備嚴重不足，將領人才嚴重缺乏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倉促應戰，可想而知，我們的勇氣和犧牲都是非常巨大的。”

米沙接着給我們講了赫魯曉夫統治時期。

赫魯曉夫1953─1964年當政時期，蘇聯工業年增長率始終保持在9.1%─13.2%，普通人生活明顯改善。他頗有平民風格，當政時不搞“形象工程”，大量建造站台簡陋的地鐵，建造速度比斯大林時代快一倍以上，解決了莫斯科邊緣地區的交通難題。斯大林時代造的“高幹樓”、“高知樓”，只是讓本來就住得不錯的精英們錦上添花罷了；而赫魯曉夫為普通百姓大造廉價的五層樓，雖然現在被嘲諷為“赫魯小樓”，面臨拆遷，但是在60年代，這些有熱水、有浴室的房子圓了數千萬人的住房夢。

米沙說，赫魯曉夫最令人震驚的政治作為是他冒着巨大阻力徹底揭露了斯大林的所有殺人惡行。這一舉動不但震驚了政治局的蘇共高官而且也震驚了所有蘇聯百姓。隨之，赫魯曉夫停止再搞“肅反”“反革命醫生案件”之類的嚴酷鬥爭，結束了警察恐怖，釋放了數百萬政治犯，為近 2000萬人恢復了名譽。赫魯曉夫這一寬鬆舉措改變了以後歷屆蘇共政府的政治行為，自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到1985年戈爾巴喬夫執政，蘇聯雖然經過漫長的勃烈日涅夫政治倒退時期，但是蘇共再也沒有犯過群體屠殺人民，屠殺不同信仰群體，屠殺反對派的惡行。因此，斯大林時期群體迫害屠殺所造成的恐怖以及在人們心中埋下的對蘇共的仇恨漸漸淡漠。這也就是為什麼蘇共在政治改革後的民主制度下還能苟延殘喘繼續存在的根本原因。

米沙遺憾地說，但是，赫魯曉夫是死後唯一沒有葬在紅場的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被葬在莫斯科新聖母公墓，在他的墳前，矗立著曾被他當眾侮辱過的雕塑家涅伊茲韋斯內設計的黑白相雜大理石墓碑，這沒有碑文的半黑半白的墓碑似乎要印證赫魯曉夫的一生功過間雜。

米沙接下來簡單地介紹了勃烈日涅夫時期。他說，從1964年到1982年，勃烈日涅夫統治蘇聯十八年，勃烈日涅夫時期在經濟上是“停滯時期”，在政治上是“倒退腐敗時期”。

勃烈日涅夫統治初期，蘇聯表面看起來很繁榮，這種繁榮其實只是赫魯曉夫時期積極改革的後坐力，以後的蘇聯則經歷了長期的經濟停滯。政治上，勃烈日涅夫對其前任赫魯曉夫時期的寬鬆體制採取公開大倒退，他恢復了思想控制，逮捕持不同政見者。勃烈日涅夫晚年的蘇聯政府變成了沒有自我完善能力的僵化腐朽的統治集團。

取代勃烈日涅夫的是另一位久病纏身的安德羅波夫，他只活到1984年2月，後來上台的契爾年科也是病體纏身。直到他在1985年3月因病去世之後，蘇聯領導層才大膽地任命了年輕，富有活力的戈爾巴喬夫。

米沙最後給我們講了蘇聯十幾年與美國搞星球大戰軍備競賽的情況，他總結說，“我想提醒大家的是，戈爾巴喬夫進行的政治經濟改革所經歷的近十年的經濟蕭條的根本原因在哪裡。當然，把這套老舊的國家機器換新確實需要時間和代價，但是蘇聯1991年政治經濟轉型後的經濟蕭條並不完全是由於民主制度轉型和自由經濟轉型造成的，它更是七十多年來蘇聯只重視重工業，不重視輕工業，不重視百姓的生活，以及十幾年大搞軍備競賽把蘇聯本就不富裕的國民經濟消耗殆盡而造成的。它更是勃烈日涅夫十八年長期的毫無作為的經濟停滯政治腐敗和耗資巨大的阿富汗戰爭造成的。”

我再一次被米沙的演講所感染陶醉，再一次被掌聲帶回到現場，我趕緊問米沙，“下次的演講題目是什麼？”米沙答到，“下次的題目是‘戈爾巴喬夫和他的改革’，由維多麗婭講，我負責的題目都講完了。”

午餐後，8月28日中午12點，我們的基洛夫號遊船又在一個叫高瑞茨(Goritzy)的鄉村靠岸了，上岸活動是去參觀一座古老的修道院。岸上是一片農村景象，我們的旅遊車在農村的土路上行駛，一路上，有大片田地和大片樹林，還有河流和湖泊，景色宜人。但是，沿路的綠色或粉色的木頭農舍卻簡陋破舊，先生說，這裡的農民看來不富裕。突然，眼前一亮，看到一座漂亮的白色的全磚五層大樓，導遊介紹說，“這是一所小學校。” 很快，我們的車就到了一個很像小城鎮的地方，城鎮極簡單，土路旁只有兩三個象是商店模樣的僅一層的低矮的舊磚房，這個如此簡陋的小鎮與那座美麗的學校大樓形成鮮明的對比。我和先生不約而同地一起感嘆俄國政府對教育的重視，這種重視是歷史傳統的延續，看得出來，即便在蘇共統治時期也沒有被破壞。

一會兒，我們的車在一座巨大古老的修道院前停下，在這樣一個鄉下會有這麼一個巨大莊嚴的修道院令我們驚奇。導遊說，這個修道院是俄國最著名的修道院之一，最多時住有上千個修女。導遊說，由於天主教不主張教徒離婚，所以為了防止教徒輕易離婚，天主教則規定要離婚的教徒必須先把妻子送到修道院安置好，才能娶另外的女人，這個修道院起到收養被遺棄妻子的功能。真不知俄國到底有多少這樣的修道院，看着這巨大的修道院，我不禁驚嘆過去俄國天主教徒的離婚率。

基洛夫號下午五點啟航，許多同游打扮成海盜模樣共享了一頓搞笑的晚餐。

　　　　　　　　　　　　　　　　(五)

8月29日早餐後，我們提前二十分鐘去音樂廳聽講座，會場已經座無虛席，我們只好用摺疊椅坐在旁邊。

維多麗亞的講座配有幻燈片，比米沙站在台上干講更有吸引力。屏幕上一開始打出題目“戈爾巴喬夫和他的改革”，配上戈爾巴喬夫大學時的近照一下子就把大家吸引住了，沒想到戈爾巴喬夫年輕時竟如此英俊。

更沒想到維多麗亞一開講就語出驚人，她說，“戈爾巴喬夫雖然在西方，在美國享有很高的聲譽，還得到諾貝爾獎，但是他在俄國百姓中聲譽並不高。在俄國，百姓抱怨他，反對他的的聲音壓倒了西方稱讚他的聲音。為什麼？因為他執政時期，經濟一直蕭條，百姓生活不好，致使俄國普通百姓看不到西方政治家們所看到的戈爾巴喬夫對世界和平的貢獻。”

維多麗亞轉而開始介紹戈爾巴喬夫的家庭和學業。她一邊一片一片地放着戈爾巴喬夫的家庭照片，一邊講述他的成長過程。

戈爾巴喬夫1931年在俄羅斯邊疆斯塔夫羅波爾出生，父親是集體農莊莊員，參加過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衛國戰爭的老共產黨員。戈爾巴喬夫從小活潑向上，聰明好學。1950年，已是候補黨員的戈爾巴喬夫中學畢業，因成績突出獲得銀質獎章，並以全優成績被莫斯科大學錄取，獲得包括住宿在內的全免費生待遇。

1950至1955年，五年莫斯科大學法律專業的訓練，使戈爾巴喬夫無論從學識還是思想都得到大跳躍地發展。除此之外，他還是領取最高個人助學金加里寧助學金的優等生。

戈爾巴喬夫的祖父和外祖父在斯大林早期的清洗運動中均被殺害。戈爾巴喬夫大學的頭三年正值“晚期斯大林主義”時期，當時正在進行新一輪的清洗和“反對無愛國心的世界主義運動”。當時的同學把戈爾巴喬夫當成“持不同政見者”。

戈爾巴喬夫自傳中寫到，“當時的氣氛是極度意識形態化。和全國各地一樣，斯大林的《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被學校當成科學思想的準則。當時教學的目的就是從入學之初將年輕人的思想束縛起來，向他們硬性灌輸一整套顛撲不破的真理，使他們不能獨立思考、分析、對比。”

1953 年，戈爾巴喬夫大學三年級時，斯大林去世。社會生活不久便出現了第一批“解凍”的徵兆。“醫生案件”被中止了，《真理報》及其他報紙開始刊登關於反對“個人崇拜”及其與馬列主義毫不相容的文章。文化領域也出現了“解凍”現象。大學的課程愈來愈有意思，課堂討論、學生小組的活動也愈來愈活躍。戈爾巴喬夫說， “黨的領導機關和其他機關雖說是放鬆了手中的意識形態韁繩，卻決不打算完全撒手。”

戈爾巴喬夫在大學中最幸運和成功的事情當屬他的初戀的成功。這個曾立志要刻苦學習不在大學期間談戀愛的年輕人，在一次聚會中見到莫斯科大學哲學系四年級生賴莎.馬克西莫夫娜時徹底瓦解。經過一年的追求和熱戀，戈爾巴喬夫打敗了眾多對手，於1953年9月，與莫斯科大學男生們普遍認為高不可攀的美麗公主賴莎結婚。

導遊維多麗亞講到這時，接連打出賴莎大學時的近照，和戈爾巴喬夫與賴莎結婚聚會時的照片。結婚時，沒有婚紗，沒有莊重的儀式，有的只是學生宿舍中年輕同學們無憂無慮的歡鬧。看着照片中穿着寬大新西服的年輕英俊的戈爾巴喬夫燦爛的笑臉，我們這些聽眾都情不自禁地笑起來。

戈爾巴喬夫後來提到他見到賴莎那一刻後的情景時說，“我生活中的一切都變得無關緊要了。坦率地說，在那幾周時間裡,我連學業都放棄了，我越來越頻繁地光顧賴莎的宿舍，儘管我還是順利地通過了各科考試和測驗。”

以後四十六年的婚姻生活中，無論是面對貧困還是挫折，賴莎始終如一地呵護和關愛著她的丈夫。

1955年畢業後，戈爾巴喬夫回到自己的邊疆家鄉斯塔夫羅波爾，在省城擔任區團委宣傳鼓動部副部長。

那時，戈爾巴喬夫家鄉的省城一片破敗，整個城市沒有上下水，沒有像樣的馬路，沒有三層以上的樓房，幾乎所有的兩層小破樓的頂部都被住戶加蓋了一個木房來解決住房的緊張。戈爾巴喬夫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一間11平米的出租小屋，小屋內唯一的家俱是個鏽跡斑斑，破舊不堪，中心已快塌到地面的鐵床。戈爾巴喬夫買了兩把椅子，這個家就算安置停當。賴莎停止了快要完成的莫斯科大學碩士學業，也來到邊疆斯塔夫羅波爾落戶，兩人的財產則是十幾大箱書。

戈爾巴喬夫領到第一份工資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買一雙高筒膠布靴，因為他大部份工作時間是下鄉，他常年住在鄉下很少回家，每天都要在濘泥的鄉路上奔波。而賴莎則多年承受着一人在家帶孩子操持家務的辛苦。

1956 年春天，蘇共二十大時，赫魯曉夫秘密會議報告公布，戈爾巴喬夫在邊疆區黨委看到了中央的通報信和赫魯曉夫的報告。戈爾巴喬夫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當眾表示贊同赫魯曉夫的報告和他的勇氣。同時，他發現機關中對於報告的反應相當混亂，甚至可以說是張惶失措。許多人不露聲色，靜觀事情的進一步發展，等待下一步的指示。

戈爾巴喬夫後來在回憶錄中寫到，“一些人根本不相信報告中列舉的事實，絕對接受不了對斯大林的評價。還有一些人（這種人還不少）並不懷疑事實的真實性，……他們堅持說斯大林在30年代清洗的，是那些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人，那些人是罪有應得。這個說法居然出現在一個曾在30 年代經歷過血腥大屠殺大清洗的邊疆區！”

1956年8月，戈爾巴喬夫在邊疆區團委干滿了一周年後被選為斯塔夫羅波爾市團委第一書記。以後戈爾巴喬夫一直上升為邊疆區共青團第一書記，並一直干到1962年4月。這段時間戈爾巴喬夫經歷了無數的艱難和挫折，他後來說，他在斯塔夫羅波爾任第一書記期間始終置身於政治的風口浪尖上。

這段時間戈爾巴喬夫不但對邊疆建設貢獻巨大，而且對赫魯曉夫發動的反對斯大林個人崇拜運動進行了深刻的反思。戈爾巴喬夫意識到，極權主義的問題不是獨裁者的壞性格的問題，而是制度的問題，沒有最起碼的法制制度，單純的反“個人崇拜”只能使國家用一種崇拜代替另一種崇拜。

1963 年1月1日戈爾巴喬夫被調到新成立的農業邊疆區黨委去當組織部長，戈爾巴喬夫更喜歡這個接近底層，能幹實事的職位。經過多年的努力，戈爾巴喬夫與當地人民一起改變了一個最貧窮農莊苦乾溝的面貌。使這個列寧集體農莊成為邊疆區的一個先進農莊。原先隨處可見的不透光的破敗茅草房不見了，到處是質量良好、設備齊全的房屋。街道鋪上了瀝青路面，有了學校、圖書館、醫院、漂亮的文化宮。前些年逃往四面八方的人們紛紛返回家園。後來，申請加入這個著名農莊的人排起了長隊。而省城的巨大變化更不在話下，省城還建成了備有大型飛機起落跑道的飛機場。

1967年賴莎馬克西莫夫娜順利通過社會學論文答辯，獲得哲學副博士學位。這一年戈爾巴喬夫也在農學院經濟系畢業。此後戈爾巴喬夫便青雲直上，1970年，戈爾巴喬夫升為農業部部長，1971年當選為蘇共中央委員，1974年當選為最高蘇維埃代表以及青少年事務執行委員會主席。1978年進入中央書記處，1979年進入政治局。在政治局內他認識了他的同鄉、克格勃首領尤里安德羅波夫。安德羅波夫在此後數年內成為戈爾巴喬夫的主要提攜人和支持者。

進入蘇共中央後，戈爾巴喬夫對底層人民的關心和對農業發展的熱情仍然不減當年，屢屢碰壁和挫折後，他失望地看到，他身歷其中的是一個極端腐敗，嚴重僵化，老朽沒落的集團和政權。

70 至80年代，戈爾巴喬夫的地位使他能夠經常出國訪問，他先後訪問了意大利，比利時，法國等一些西方國家，這些旅行很深地影響了他的政見和對社會和制度的認識。他在回憶錄中寫到，“我對羅馬的法律尤其入迷。令人嘆為觀止的是，人們在很久很久以前就能夠制定出這樣清楚的法律準則，它為後來的歐洲文明締造者們提供了無法估量的幫助，又成了對市場和平民社會進行調節的基本原理。而我們蘇聯到了改革期間、到了20世紀末，卻還在證明這二者的必要性。”

1983 年，戈爾巴喬夫向中央請求去加拿大訪問，他說，我必須去看看加拿大的農業，我一直想弄清，促使獲得如此高效益的那根發條究竟隱藏在什麼地方。5月中旬戈爾巴喬夫赴加拿大進行7天訪問。在溫哥華郊區，他參觀了國立畜牧研究中心、溫室種植園、農場、農產品加工企業和溫莎區大載重量飛機製造廠。隨後又前往多倫多，去加拿大最大的畜牧和糧食產區艾伯特省，參觀了卡爾加里近郊的幾個大型畜牧場，那裡長年在草場上露天飼養肉用牲畜。戈爾巴喬夫還訪問了艾伯特一家規模相當大的農場，並與農場主聊天了解經營情況。這個只雇用兩三個固定工的農場主經營超過兩千公頃的土地，農場奶牛的年出奶量每隻約4700公斤，農場擁有各式各樣的技術設備，遮陽篷下備有檢修裝置，穀倉是鋁質的，還有兩幢樓房、多輛汽車。戈爾巴喬夫臨離開前問了農場主最後一個問題，他問農場主去年一年經營結果如何。農場主為難地看着陪同的加拿大農業部長，部長笑着說：“你就實說吧。”農場主答道，“如果說實話，我只能說，沒有政府的津貼和貸款，我就沒法過日子。” 戈爾巴喬夫意識到，一個國家農業的發展和發達，離不開農民個體的自由經營，更離不開政府的實際有效的財政支持。

1985年3 月11日，五十四歲的戈爾巴喬夫當選為蘇聯最年輕的共產黨總書記。他在回憶錄中寫到“不到三年時間，三位總書記，三位國家高層領導，數位最顯要的政治局委員一個接著一個地相繼去世……這一切頗具象徵意義，那個體制本身在死亡，那凝滯着老人血液的體制已經不再具有生命活力。我清楚看到歷史賦予我的是什麼樣的責任重擔。”

講到這裡，導遊維多麗亞連續打出“戈爾巴喬夫重要國事活動”一覽表。我目不暇接，不能全部記下。大概國事如下，從 1985到1991，戈爾巴喬夫與美國領導人有五次會面。1986年2月8日，戈爾巴喬夫在法國共產主義報紙上批判斯大林主義。1987年，戈爾巴喬夫開始介紹他的政治改革的想法，吸收非黨員進入政府上層監督政府，提出政府要透明公開化。1988年從阿富汗撤軍；同年宣布，在蘇聯，撤銷包括黨史在內的所有中學大學歷史課程考試，因為這些歷史都被改寫了。戈爾巴喬夫在1988年蘇共二月全會上所作的題為《賦予革命性改革以新的思想》的報告中，明確表示了“蘇共支持輿論多元化”的思想。在這種思想指導下，1988年12月通過修改《憲法》和《選舉法》，改革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接著在 1990年2月蘇中共中央擴大會議上，戈爾巴喬夫正式提出並通過了實行總統制的設置；隨後，1990年3月非例行的第三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設立蘇聯總統職位和蘇聯憲法（根本法）修改補充法》，確立了多黨制原則。1990年7月蘇共28大又改革蘇共政黨體制，不再提黨是“領導力量”和“核心”。

維多麗亞特說，“我們當時在電視上經常看到戈爾巴喬夫試圖走進群眾中與群眾交談而被保安擋住的鏡頭。我們聽說戈爾巴喬夫最初在上層很難傳播他的開明自由思想，所以他很想把他的自由思想講給民眾。其實，早在勃烈日涅夫時期，共產黨就已威信掃地，蘇聯老百姓早就對共產黨輕蔑厭惡，諷刺嘲笑共產黨已是百姓茶餘飯後餐桌上的時髦行為。所以，戈爾巴喬夫認為他的自由思想可以得到百姓的支持。”

維多麗亞介紹說，戈爾巴喬夫最初倡導的主要思想是政府要公開透明。他的名言是“沒有公開性就不會有民主。”

戈爾巴喬夫認為，最應該公開透明的區域是政府一直視為要嚴格保密的兩個“禁區”。第一個“禁區”是國家財務預算，特別是軍事預算。第二個“禁區”是生態環境。戈爾巴喬夫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到，千百萬存款人從未料到，政府為了彌補赤字，一次次非法地從儲蓄銀行挪用人民的資金。人民更不知道國防支出的增長速度，多年來都比國民收入計劃增長數和實際增長數高出50％至100％。還有，人民群眾無法想象環境破壞對大自然和人類造成的災難有多大。

儘管突破這兩個“禁區”異常艱難，戈爾巴喬夫還是在蘇共歷史上第一個做到了讓人民有機會獲得與自己相關的全部真相，而不是個別的、精心篩選過的片斷消息。政府透明公開化使一直對政治冷漠，懼怕政治的民眾有了參與政治的熱情，老百姓一下子意識到，原來這些政治與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息息相關。

導遊維多麗亞特別遺憾地提到，戈爾巴喬夫領導的反酗酒運動遭到百姓普遍激烈的反對。

維多麗亞不停地講着，屏幕上不停地放出我們從沒見過的照片，戈爾巴喬夫與家人在一起，戈爾巴喬夫與薩契爾夫人在一起，戈爾巴喬夫夫婦與里根夫婦在一起。還有被我先生後來稱為“震憾”的一張照片，照片表現的是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蘇共保守派政變那天莫斯科街上的情景，葉利欽站在停在莫斯科大街的坦克上，對着幾個屏息靜聽的民眾揮手演講，一個年輕的蘇聯士兵痛苦地雙手捂臉蹲在葉利欽的腿旁。

擊敗政變使葉利欽名聲大震，葉利欽隨即得到人民的熱烈擁護。

1991年6月，葉利欽在全民大選中高票當選為俄羅斯聯邦首任總統。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將國家權力移交給俄羅斯總統。

維多麗亞最後說，“戈爾巴喬夫雖然不如葉利欽受俄國百姓歡迎，但是，沒有戈爾巴喬夫的努力，俄國就不會有今天的民主制度，我們百姓也不會有今天的自由，我也不會自由地站在這裡演講。你們也不會來俄國旅遊和聽我這個普通人的演講。為這一切，我想我們應該感謝戈爾巴喬夫。”

全場靜了一會，突然爆發起熱烈的掌聲，許多人站起來鼓掌對維多麗亞表示感謝。

散會後，我向維多麗亞問道，“中國官方報紙的記者今年三月份採訪了戈爾巴喬夫，這位記者後來寫出報導，報導的大標題是‘戈爾巴喬夫後悔了，搞民主化是慘痛教訓’。你怎麼看這個報導？”維多麗亞馬上說，“戈爾巴喬夫後悔？！這不可能！戈爾巴喬夫絕不會後悔，他只是說，‘我在改革上犯有錯誤’，但他從沒有表示過後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