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當代文壇不乏一些“愛紅、評紅”的知名作家，如王蒙、李國文二位先生都有專著問世。眼下因涉足“紅學”正當紅的知名作家莫過於劉心武先生。央視“百家講壇”播出“劉心武揭密《紅樓夢》”系列節目所製造的影響可謂空前。

劉心武跟張愛玲一樣，也是一個“紅樓夢魘”者，甚至反應更強烈。張愛玲當年還靜下心來查一查高鄂的身世，感覺續書人似乎更願意說出曹家的實情，並沒有覺得一無是處。而劉心武顯然沒有這方面的興趣，他認為後四十回續書很糟，對前八十的修改也是妄改。並舉出清人裕瑞的言論:“誠所謂一善俱無，諸惡俱備之物。”因此應該一刀拿下。唯有曹雪芹和脂硯齋才是值得頂禮膜拜的正經香火。

---劉心武關注的焦點自然指向了前八十回的修改與紕漏之處，尤其是脂硯齋評點文字中的提示。而前八十回最明顯的改動是關於秦可卿的情節，於是，“秦可卿之死”便成了劉心武進入“紅學”的切入點。劉心武以一位作家特有的敏感和想象力，運用考據、探佚、索隱的研究方法,最終還原了所謂曹雪芹“似寫非寫、欲蓋彌彰”的一段家族辛酸史。王蒙先生曾戲稱其為“秦學”（正如當年宋淇先生戲稱張愛玲的考據為“紅樓夢魘”）。據相關文章介紹：

---“秦學”的產生有它的背景和根據，那就是曹雪芹寫《紅樓夢》帶有強烈的家史、自傳性質，由於曹家的特殊身份，其家世盛衰演變的背景又和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政治風雲複雜地牽扯在一起。更由於曹雪芹原著八十回後原稿未傳，前八十回採取了“草蛇灰線，伏脈千里”的特殊寫法，脂批則有某些隱約提示，使《紅樓夢》成了“空筐結構”和“召喚結構”，有了無限的闡釋空間。

---劉心武從對秦可卿的觀察開始，逐漸深入康、雍、乾三朝的秘史，提出了一整套看法.“秦學”正是從秦可卿這一人物入手，而揭示出小說用隱晦閃爍的筆法寫了乾隆皇帝與康熙廢太子胤之子弘皙的“日月”之爭，這是影響到曹家滅亡命運的最終原因。

---早在1953年出版的《<紅樓夢>新證》中，周汝昌就認為：“雍正、乾隆二朝之代換，為曹家敗事、中興二大關鍵。”雍正朝曹家被抄家的史料確鑿，而乾隆朝曹家一度小復興後又捲入朝廷政爭而徹底敗落則主要是一種推斷，其內幕已經很難了解，更不易找到堅實的史料支持。周汝昌與劉心武互相切磋，經過多年努力，使這一撲朔迷離的猜想逐漸落到了實處。周汝昌在給劉心武的一封信中這樣說：“所以你說得最為深透了：很多人總認為我們的研考是節外生枝、是喧賓奪主，是‘不務正業’，是‘外圍離譜’……殊不知，他們正是看不見雪芹的高妙手法，以‘荒唐言’來曉示天下後世的一段特大的奇聞故事，這事牽連了多少人的生途命途，離合悲歡！”（梁歸智文，《北京晚報》2005.8.4）

獨創“秦學”的大作家劉心武一手抓研究一手抓創作，小說作品與學術成果雙豐收，真是事半功倍，兩全其美。何樂而不為？至於“劉氏秦學”的優劣高下，明眼人一看便知。因為其內容大抵不超過“清宮秘史”的範圍，與以往牽強附會的“索隱派”在本質上沒有太大的區別。

古典小說《紅樓夢》因其偉大而倍受世人關注,又因其殘缺而爭論紛紜。二百年間，各種“紅學”流派此起彼伏。“新紅學”自胡適發起，至俞平伯、周汝昌……等等不計其數，“紅學”家們殫心積慮、不遺餘力，乃至終生不悔。以張愛玲“紅樓夢魘”的經歷，我們不難看出“紅學”研究的艱難境地，好象是一場沒有目標的馬拉松，難免有些荒誕不稽。
以張愛玲為例子，所謂的“紅學”研究起始於個人的主觀感受，一種帶有主觀情緒色彩的研究很容易陷入狂熱的迷亂之中迷失方向，以至越走越遠。張愛玲算是比較聰明的，她雖然“十年一覺迷考據”，卻沒有節外生枝，她只在抄本之間徘徊、猜測、推理，並沒有越“雷池”一步。一個不做理論文字的小說家，做起“紅學”的考據來竟能如此冷靜，自然是一種高明。與其相比，另外一些“紅學”家們則完全不同，他們抱着一種莫名的動機，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所謂“紅學”研究最大的一個偏見就是割裂現存的一百二十回全本，從事其所謂的“考據和探佚”，因質疑而全面否定。視後四十回續書為劣作，偽作，視前八十回修改部分為篡改，這種偏見根深蒂固。有一種言論甚至認為:“ 紅學它是一個很特殊的學問，它是因為《紅樓夢》特殊性而決定的，所以紅學的研究應該不包括對它的思想性、藝術性的研究……”（劉心武）。張愛玲也說過:“單憑作風與優劣，判斷後四十回不可能是原著或含有原著成分，難免主觀之譏。文藝批評在這裡本來用不上。事實是除了考據，都是空口說白話。”因此，“紅學”考據是終止對文本進行“文藝評論”的前提下進行的。考據的真實情境就如同霧裡看花、水中撈月一般，探佚索隱得來的結果則是一堆與清宮秘史相關的所謂“紅樓真故事”。此時，一些人自鳴得意忘乎所以，忘記了“狗尾續貂”之譏；忘記了“附骨之蛆”之恨；忘記了學術研究的“誤區和禁區”。要越俎代庖；要標新立異；要節外生枝；要大顯身手；要自圓其說。“夢魘”的紅學家們全然忘記了“《紅樓夢》原本是一部小說”。他們就象失去親娘的孩子匆匆踏上了尋親的旅途,流連忘返,樂此不疲。他們在幻想中仿佛找到了傳說中埋沒已久的寶藏, 現在它屬於自己了,他要將這個天大的秘密發布於世。

沾沾自喜的紅學家忘記了智者的忠告和同道的勸戒,一意孤行,不知所終。魯迅先生早就指出:“即使出於續作,想來未必與作者本意大相懸殊。”（《絳洞小引》1927年）。老舍先生則以一位小說作家的身份公開發表了自己的反對意見。

---我反對“無中生有”的考證方法：一部文學作品的思想、人物和其他的一切，都清楚地寫在作品裡。

---一個尊重古典作品的考據家的責任是：以唯物的辯證方法，就作品本身去研究、分析和考證，從而把作品的真正價值與社會意義介紹出來，使人民更了解、更珍愛民族遺產，增高欣賞能力。誰都絕對不該順着自己的趣味，去“證明”作品是另一個東西，作品中的一切都是假的，只有考證者所考證出來的才是真的。這是破壞民族遺產！這麼考來考去，勢必最後說出：作品原是一個謎，永遠猜它不透！想想看，一部偉大的作品，像《紅樓夢》，竟自變成了一個謎！荒唐！

---我反對《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的看法：我寫過小說，我知道無論我寫什麼，總有我自己在內；我寫的東西嘛，怎能把自己除外呢？可是，小說中的哪個人是我自己？哪個人的某一部份是我？哪個人物的一言一行是我自己的？我說不清楚。創作是極其複雜的事。人物創造是極其複雜的綜合，不是機械的拼湊。創作永遠離不開想象。

---我的作品的成功與否，在於我寫出人物與否，不在於人物有什麼“底版”。 假若我要寫我自己，我就寫自傳，不必寫小說。即使我寫自傳，我寫的也不會跟我的一切完全一樣，我也必須給自己的全部生活加以選擇，剪裁。藝術不是照相。

――---摘自 老舍 《紅樓夢》並不是夢》（原載一九五四年《人民文學》十二月號）

（木石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