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有痕之三：養豬的兵，掛燈泡的文藝戰士（下）

一九七五年高中畢業後，我死皮賴臉，非要當兵，最後成了，是“後門兵”。我這兵當得窩囊，盡養豬了。不過，能賴誰呢！那時太嫩，幹事情沒分寸，自找的。“上篇”說過，一九七六年的“八一”建軍節，我們連殺了兩頭豬，因殺豬我還在師部大院出了點兒小名。不過，得實惠的那一面沒說，實在不值一提，那就是幹活兒少了,以前養五頭，現在養三頭豬。這養豬的活兒忒累人，少養兩頭，就好象身上原來是三座大山，現在，搬走了一座。

就這麼着，到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這是個天塌地陷的日子，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了！擱在尋常百姓家，一個八十四歲的老人家去世，就是駕鶴西歸，屬“僖喪”。那年月，毛主席是誰？是我們各族人民心中的紅太陽。簡單一想就明白，地球圍着太陽轉，一不留神太陽沒了，那是一幅什麼景象！下午三點半左右，警衛連全副武裝地坐在操場上，收聽“告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書”。聽着聽着，我真的是悲由心生，眼淚嘩嘩地。我是一哭毛主席；二哭我自己。哭老人家，是覺得一種根深蒂固的感情紐帶被扯斷了。從小就知道毛主席是萬壽無疆的，這一下，說沒就沒了，真接受不了。哭自己，就是覺得特委屈。全連的人個個抱着槍，就我們幾個炊事班的徒手坐在那兒，感覺自己象個窩囊廢，自尊心受到極大打擊。恍恍惚惚中，該吃晚飯了。跟商量好了似的，炊事班的幾個四川兵胃口都壞了，全是一碗“燙飯”，一個饅頭。我沒在意，想着晚上還得乾重活，給豬備食，和往常一樣，吃了兩碗“燙飯”，三個饅頭。我剛吃完，就發現氣氛不對，沒吃飽的四川娃子都狠狠地瞪着我。我開始有點兒發懵，但立刻就明白了！俗話說，忠不忠看行動。這頓飯是“政治感情飯”，毛主席剛離開我們，光靠哭不行，表現悲傷得玩真的，食不下咽是最實在的了。我那時覺得自己就是個飯桶，關鍵時刻老掉鏈子，跟這幫四川兵比心眼兒，我????差得太遠太遠了。晚上，躺在床上，淚珠兒就在眼角上掛着，我開始認真構思起我的第一份入黨申請書。過去，總覺得自己底兒潮，不願寫入黨申請書。這一回，沒退路了，想起吃晚飯時那些四川娃子的眼神，我明白，政治上再不出手，恐怕這炊事班也呆不住了。

過了一天，我的入黨申請書就在炊事班黨小組長手上了。然後，我死悶着自己，靜等組織上找我談話。依我個人的想法，黨小組長應該是主動找我的第一人。可第二天上午，指導員來了，他壓根兒沒提我寫入黨申請書的事兒，拉着我就奔師政治部宣傳處。在路上，指導員告我，宣傳處想“借調”我。還沒等我反應過來，已經進了宣傳處處長的辦公室，裡面坐了兩三個人，我一看，都是四個兜兒的，立刻舉手敬禮，用眼光把幾個人都掃到，也算是注目禮吧。宣傳處長開門見山道：“你就是那個會殺豬的北京兵？”我臉騰地一下就紅了，真不知道這是誇我呢，還是諷刺我。以後，宣傳處長要我念一段“告全黨、全軍、全國人民書”。我照辦後，發現幾個人同時點了點頭。緊接着，宣傳處長向指導員揮了揮手，指導員起身敬禮，轉身就走了。我一時真有點兒找不着北了，慌得厲害。過去，心裡特不待見指導員，這一回，指導員把我一扔就走了，還真跟走了個親人似的。這一屋的人，我誰也不認識呀。不羅嗦了，把話截短了說。宣傳處長宣布開會，主題就一個，你普通話說得不錯，毛主席追悼大會前，負責念東西。這是個什麼活兒？怎麼說呢，那時，在師部大院裡，各種機關挺多，大到作戰司令部，小到機關食堂，都算一級組織。毛主席一逝世，按各級組織，布置了不少大小靈堂，每天都有悼念活動，再加上各種座談會，真夠忙的。所謂忙中出錯。這樣的活動，在結尾時，都要有一個悼念儀式，不光是“三鞠躬”，因為是軍人，宣誓是少不了的。這一念誓詞就熱鬧了，開始都是大小領導帶着念，南腔北調的，好多人聽不真切，猜着跟，結果出現了“笑場”的情況。這還得了，這是“政治事故”，為此，還處分了兩個人。師政治部緊急決定，由宣傳處負責，統一用普通話帶大家念誓詞。一時間，會說普通話的就成了香餑餑。宣傳處長耳聞警衛連有個會殺豬的“北京兵”，就把我要來了。我攤上了這麼個怪活兒，還真得感謝毛主席他老人家。帶領大家念誓詞，不知怎麼，我特得心應手，反應極佳。以後，聽了趙忠祥朗誦的毛主席詩詞：“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吹一點兒說，我還真沾點兒趙大叔的味兒。給毛主席治喪期間，宣傳處長不好明着誇我，但每天我們倆一碰面，我還沒敬禮，他總是搶先一步，拍我一下肩膀，以示表揚。也許是養豬落下了愛幹活的毛病，幹完了本職工作，我就在宣傳處到處找活干，從打開水，到洗毛筆，碰見什麼活兒，就幹什麼活兒。那時，頭等大事就是布置“毛主席追悼大會”會場，凡那爬高的，負重的活兒，我都搶着干。幾天時間，一晃的事兒。九月十八日下午三時整，北京的毛主席追悼大會開始，我們這兒同步用大喇叭實況轉播，也舉行追悼大會。我又站回到了警衛連的隊伍中。大會結束後，我們連最後退場，宣傳處長走了過來，拉着指導員嘀咕了幾句，然後，指導員把我從隊伍中叫了出來。宣傳處長嚴肅地對我說，經請示上級，你正式“借調”到宣傳處，歸政治部宣傳隊管理（宣傳處長兼宣傳隊政委），明天上午報到，有新任務。我那時心裡特激動，撲騰撲騰的，不過，還真繃住了自己，臉上還是參加“追悼大會”時的表情。就在這一刻，我感覺到了，自己開始變了。

我把鋪蓋卷搬到了宣傳隊，然後到文藝隊接受任務。宣傳隊主要是三部分:專管唱歌跳舞的文藝隊；負責放電影的放映隊；還有一個宣講組，負責宣講當時的政治形勢及任務，那兒全是黨員，一般人進不去。先不說我接受了什麼任務。一進隊，我發現，這兒男男女女的，能說普通話的有好幾個，我幾天前干的活兒，這兒有人能幹，怎麼攤給我了？幾天后，一個在放映隊的哥們兒悄悄告訴我，就這些人，在北京“天安門事件”前，傳看一份假的“周恩來遺囑”，以後一搞清查，不知誰扛不住，撂了。這下可好，一個“拉扯”一個，攪合了一大幫人進去。這我就明白了，干我那活兒，他們政治上不合格。不過，我也沒深想，為什麼宣傳處長那麼快就正式“借調”我。其實，多少有點兒“摻沙子”的意思在裡面。以後，我和這幫人打起來了，禍根就在這兒。回過頭，說說我接受的任務。主要任務就是背誦詩，專背我們師幹部戰士投稿來的詩，到基層演出時，我負責朗誦。其次，給管燈光照明的一哥們兒當助手，說穿了，就是在演出場地拉燈泡。宣傳處長這麼安排我，看來，對我能不能幹文藝這行也沒太大把握。毛主席剛逝世，沒有演出任務，我抓緊時間背詩，幹勁極大。其實，就那些破詩，充其量也就是個順口溜的水平，而且內容也全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我可管不了那麼多，就覺得這活兒比養豬強。我正背着來勁呢，“四人幫”倒台了。不瞞各位，我當時全無興高采烈的勁兒，而是特泄氣，剛想好好表現，政治風向又轉了。那時，我老覺得是自己腦袋瓜進水了，幹什麼都不趕趟兒。

一九七七年，文藝隊算是火了。從一開始，就沒閒過，調演不說，光是下基層，一個月少說也得三、四次，一出去就是二十來天。我是“墊場”的，還朗誦我們師幹部戰士投稿來的詩，不過，又全改罵“四人幫”了。由於演出頻繁，我的主要任務變成拉燈泡。這個破活兒不累，但忒懸。每到一個新地方，我就在管燈光照明的那個哥們兒指揮下安燈。這孫子，十次里得有八次，告訴我什麼燈放什麼位置後就????跑了，不是搶吃的，就是和女的套磁去了。我一個人，搬梯子，拉線，再爬上去安燈。有的燈位置挺高，一個人往上爬，顫悠悠的，底下沒人扶着梯子，真挺懸的。碰上露天演出，安高掛燈，十來米的杆子一豎好，就沒人吭氣了，好象這登高的事兒該着我。一次，演出要開始前，高掛燈憋了，我正好拉屎去了，不在現場，可就沒一個人說上去看看。最可恨的是，一個個兒還都表現的特積極，到處找我，生把我從茅房裡拉出來去爬高。我也沒多想，覺得演出事大，順着梯子就上去了。一上去，我感覺有點兒不對，趕快用一隻手臂繞住了杆子，也就是幾秒鐘的事兒，梯子歪着就倒下去了，沒轍了，為了保命，我整個人離開了梯子，真跟猴上樹似的，死死抱住了杆子，然後慢慢地滑下來，算是撿了一條小命兒。那時年輕，沒心沒肺，人一落地，好象一切就過去了。不過，宣傳隊還是召開了一次全體大會，宣傳處長特別表揚了我，並宣布，這次表揚記入檔案。這是我當兵以來接受的第一次正式表揚，心裡特高興。拉燈泡拉出個表揚來，值。不過，我發現，我周圍的氣氛開始有點兒不對了。明里暗裡，文藝隊那幫因假“周恩來遺囑”挨過清查的人又開始擠兌我。這幫人，粉碎“四人幫”後，老覺得自己是先知先覺，好象受了多大迫害似的。對宣傳處長，他們不敢太囂張，對我就不一樣了，老是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抓住機會就給我兩句，冷嘲熱諷，好象我就是“四人幫”的狗腿子。平時，我儘量躲着他們，老覺得他們之中好多人是黨員，我要入黨，離不開他們這一票，別給他們找不痛快。而且，也真的佩服他們有特長。我就會說個普通話，這幫人，有的玩樂器特棒；有的聽一遍新歌，就能從頭唱到尾；有的知識面廣，學什麼象什麼。其中，有幾個女的長得又漂亮，走哪兒都有人緣，這幾個姑奶奶要說我一句不是，得多少人跟着起鬨罵我呀。我就這麼陪着小心，他們反而更來勁了，把我往旮旯里逼。兔子急了，還咬人呢。最終，我和他們打起來了。

“八一”建軍節臨近了。文藝隊全力為“八一”調演準備節目，特別忙，很多人不能按時吃飯。於是，隊領導和食堂的人商量後決定，到了飯口兒，不搞統一集合了，把吃飯時間拉長，大家陸續來，不分幹部戰士，湊夠一桌就吃。這是怎麼回事兒？說起來挺複雜。原來，文藝隊統一吃包伙，八個人一桌。但隊裡幹部挺多，基本占了一半，他們吃飯要交點兒錢，所以幹部、戰士分開吃，也就是，幹部每八人一桌，戰士也是一樣。怎麼這麼多幹部？這文藝兵挺特殊，十二三歲就可以當，有的不到二十歲，軍齡已經七、八年了，按當時的規定，軍齡一到，就轉成幹部。因此，好多唱歌跳舞的都成了排級、甚至副連級幹部。這一天，到了晚飯口兒，我來食堂早了點兒，看見有一桌已經擺好飯菜了，於是坐下來等其他人。反正也不分幹部戰士了，我只盼着快點兒來人，湊夠一桌，就開飯。這時，那群挨過清查的人一塊兒進來了，起碼十來個人，他們都是幹部，還願意象過去似的，自己坐一桌。有一女的過來，一點兒客氣勁兒沒有，上來就讓我讓座。這明擺着是擠兌我，我沒搭她的茬兒。這一下可好，好幾個男的（以後認定是五個人），跟踩了他們雞眼似的，一跳多高，嚷着就把我圍起來了。估計裡面有唱歌的，那嗓門，振的我耳膜嗡嗡的，什麼也聽不清。我不比過去了，要放在以前，我早對罵上了，先動手也不一定。現在，我就死死把住一條，不動窩兒。看熱鬧的人越來越多。這時，他們之中，不知是誰，繃不過我了，出手給我左腮幫子來了一下。這就沒有什麼客氣可講了，也就是幾分鐘的事兒，那幫孫子倒下去了三。我也吃了點兒虧，前腦門兒上給砸出一包來。這飯是沒法吃了，我抬腿就回宿舍了。我明白，真把人打殘了，我就得坐牢。我還瞎猜，不一會兒，就會有人來押我。所以，我立刻就把東西收拾好了，自己把領章、帽徽也摘了。為什麼這麼幹？當時就是覺得別跟我爸似的，上台挨斗，讓人家扯了領章帽徽。在宿舍里，我正胡思亂想，同宿舍放映隊的一哥們兒進來了。他也沒說什麼，坐在了我對面，就這麼看着我。一會兒，文藝隊的一個哥們兒也來了，可能發現我沒帶領章帽徽，特滑稽，居然沖我笑了笑道：嗨，你沒事吧，那我就報告去了。然後，轉身走了。我那時腦子特亂，也沒明白他是什麼意思。晚上，宿舍的人全回來了，他們故意不提我打架的事情，大家陸續上床睡覺。我也不能老乾坐着，只好躺下來。這會兒，緊張的心情放鬆了，只覺得肚子裡咕嚕嚕的，真餓了。事情當然沒有完，只不過沒有我想的那麼嚴重。第二天一早，早操完畢，文藝隊的人，誰也別想吃早飯了。我和那幾個動了手的人被叫出隊列，然後，宣傳處長就開罵。我偷偷一瞧，那幾個孫子沒什麼事兒，就有一個脖子有點兒歪。怎麼他們往地下倒的這麼快？我前腦門兒上可實實在在有一個包。我剛走神了一會兒，就聽到宣傳處長點名罵我，說我居然自己把領章帽徽摘了，想幹什麼？想逃跑，還是不願幹了，不想當兵，沒人留你！這幾句話突然點醒了我，我覺得，我真的干到頭了。

往事如煙，寫到這兒，心裡多少有點不得勁兒。下面，長話短說吧。

我鐵了心要復員，宣傳處長開始不同意，罵了我一次，勸了我一次，但攔不住。以後，我回到警衛連辦的復員手續，也是警衛連給我開的歡送會。宣傳處長帶着文藝隊管燈光照明的那小子特意來參加，對我這個拉燈泡的文藝戰士來說，也算是一種禮遇。畢竟，是一個正團級幹部來送一個戰士，我覺得臉上有光。和我打架的那幫人，其中兩個人挨了記過處分。說起來，我這回真的占了“有理、有利、有節”。有理，不說了，他們是成心要欺負我。有利，他們幾個黨員幹部和一個戰士過不去，不太得人心。以後我才知道，打架當晚，全宣傳隊召開緊急黨員幹部會議，對他們進行了嚴厲批評。頭頭們還怕我委屈想不開，所以還找來個人看着我。有節，當然，是他們先動的手，我屬“自衛反擊”。還有，我覺得自己出手挺重，結果，就我那點兒三腳貓的功夫，把人打趴下成，真想傷人還差一截呢。說實話，那時太年輕，看不出這些道道兒，這些都屬“馬後炮”。當然，我也不是完全清白無辜。領導給我定的錯誤性質是，沒做到“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動手了，就是違反軍紀。處理方式是：口頭警告；寫一份書面檢查，在文藝隊全體人員面前宣讀。私下裡，文藝隊有不少人向着我。說到我一個人敢跟五個人動手，還真覺得我不軟！事後，好幾個人告訴我，領導找他們了解情況，他們都肯定地說，是那幫人先動手，而且群毆我。看來，無論事情大小，道理都是一個：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多年以後，我和鐵哥們兒大傻邊喝酒邊聊，侃起我們倆當兵時候的事兒，說來說去，就覺得那時特“背”。大傻喝高了，老和我抬槓，我說一個走“背”字的理由，他否一個。等我說道，咱倆是“水土不服”，你想呀，北方的騾子是走不了四川山路的。這一回，他沒吭氣。不知道是他喝的舌頭髮直，吐不出字來了，還是終於同意我的觀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