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大清華等校十博士在網上聯名抵制“學術超女”於丹，甚至要求她從《百家講壇》下課，並向電視觀眾道歉。一石激起千層浪，圍繞於丹現象的網絡大戰狼煙四起。
十博士和其他一些學院派人士以學術的標準來看於丹、要求於丹，稱其為“學術超女”“文化奶媽”，攻擊其所講《論語》為“心靈雞湯版《論語》”；而於丹的“粉絲”或同情者、理解者則認為，於丹解讀經典的方式通俗易懂，切合現實，滿足了大眾的精神需要（這必然也意味着被市場認可和巨額的經濟收入）。
後一種意見可以粗俗地概括為數量（接受者的數量和版稅的數量）就是硬道理！但是說實在的，筆者見到的這些評論大多是泄憤之作，情緒有餘而理性不足，基本上都屬於“心靈雞湯”式批評。
其實，從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迪厄的文化生產理論看，圍繞於丹現象展開的論爭，實際上是不同的文化生產場域之間的一種爭奪文化資本的鬥爭。
在現代社會，文化生產已經成為一個相對自主的場域，文化資本也已經成為相對獨立的資本形式。與經濟領域赤裸裸地追求利益不同，文化生產場域（特別是那些由專家學者等同行組成的有限的文化生產場）奉行的常常是文化的非功利性和知識分子的超越性的神話，那些在文化生產場域追求赤裸裸的物質利益的人將失去同行的認可，這就是所謂的“贏者輸”（thewinnerloses）邏輯或“顛倒的經濟”（reversedeconomy）。現代社會，文化生產場除了與政治、經濟等場域相對分離以外，其內部還分化為“有限的文化生產場”和“批量化的文化生產場”。有限的文化生產場特點是高度專門化，參與者的努力目標指向同行的認可，他們爭奪的是高度專門化的、相對獨立於經濟資本的文化資本、學術資本，這些專門化的文化場域可以稱為抵抗商業或政治標準的“純科學”或“為藝術而藝術”的場域；而批量化的文化場域更多地指向商業成功或大眾趣味等“外在”標準，它們生產的是可以迅速地或現成地轉化為經濟資本的文化商品。兩個文化生產場之間為爭奪文化資本展開了激烈的鬥爭。
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那些在市場上贏得巨額利潤的文化人，比如余秋雨、易中天、於丹等，幾乎毫無例外地受到學術界同行的激烈聲討和批判，認為這些所謂的學術明星不是“真正的學者”，而是“文化奶媽”“學術超女”“學術超男”。其實，於丹及其粉絲與十博士以及其他以捍衛學術的嚴肅性、經典的本真性的人的爭論，實際上是兩個不同的文化生產場域的衝突的戲劇性體現。易中天、於丹在市場上贏了，但是他們的代價是在學術圈內輸了；在大眾那裡贏了，在同行中輸了。這就是所謂的“贏者輸”。當然，說於丹、易中天在學術同行中“輸”了，只是從學術標準看的，也有不少學者對於丹、易中天的解讀方式進行了肯定，但是這種肯定都是集中在把經典大眾化方面，幾乎沒有人認為於丹、易中天的解讀是創造性的學術研究。
這方面，楊念群的見解是比較典型的。他認為：“於丹現象是主流媒體進行甄別選擇後，又迎合了大眾極度需要精神慰藉的心理而誕生的現象，其實從本質上而言與解讀《論語》本身是否準確的學理性討論已經沒有多少關係。”這裡值得玩味的是，他一方面對於丹的成名顯得很寬容，但是另一方面卻堅決地把她納入“時尚文化”、“心靈雞湯”的行列。他還比較說，“一名卓有建樹的學者，在某種程度上也能夠獲得某種特定文化意義上的承認，但這種承認永遠不會是大眾化的承認，而更有可能是在一個相對狹小的圈子裡得到同仁的評價，以作為辛苦勞動的回報。”
李澤厚的立場與此非常相似，一方面，他明確表示“我支持於丹。”並且認為於丹類似於“布道”的工作，是一個“布道者”，具有西方的布道者一樣的功能：穩定社會、慰安人際，安貧樂道；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反覆說於丹不是專家，“她是做普及化平民化的工作，她並不是專門研究孔子的專家學者，她只是在宣傳孔子的思想，有點相當於西方的布道士。不要用專家學者的標準來要求她。”更有意思的是，當記者問李澤厚是否想過作一個“布道者”的時候，他顯得急於要和“布道者”劃清界限：“我從來沒想過。我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興趣。”他接着還說：“如果我的書一下子銷250萬，那我就徹底失敗了。我想王國維，他也會不情願自己的書一下子就能賣250萬吧。”可見，李澤厚很明確地認為，作為一個學者，市場上的巨大成功不但不是專業成功的標誌，而且恰恰是失敗的標誌。可見他寬容於丹的前提是：我不是於丹！如果我也像於丹那樣在市場上大獲全勝，就意味着我在同行中的徹底失敗！（《他們是精英和平民之間的橋梁》，《南方周末》2007年3月23日）
這又一次印證了“贏者輸”的邏輯：李澤厚先生，還有很多其他的學者對于于丹的寬容有一個前提：於丹不是學者，而我是學者。換言之，於丹的贏是一個文化普及者在一個批量化的文化生產場的贏，是市場上的贏，對我並不構成威脅。這表明，一個在有限的文化生產場（簡單說就是專家組成的同行學術界）越是有地位、有名望、有自信的學者，對于于丹就會越寬容。這就難怪許多支持或者理解於丹的人，恰恰是在學術界地位極高的前輩或者著名學者（李澤厚先生之外還有任繼愈先生等等），於丹的大紅大紫威脅不到他們的地位。所以，他們大力肯定於丹的“普及工作”，卻很少提及同行中新銳們的創新成果。
在我看來贏者輸是很正常的現象。贏者通吃才是不正常的。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現象還是值得我們慶幸的：“贏者輸”表明我們的文化場域開始了分化，不同的場域有了不同的遊戲規則和資本形式。而文化市場的這種分化還反映了社會的進步，因為不同社會文化領域的分化自治，正是民主社會的主要標誌之一。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在“文革”式的極權社會，就不可能出現“贏者輸”的現象，而只會有贏者全贏，輸者全輸的局面。在解放後屢次發生的文化學術運動中（比如評《紅樓夢》，評《海瑞罷官》，評《水滸》等等），“紅色專家”的那些大批判文章既是最最“學術”的，同時也是最最流行的。為什麼？因為文化生產和物質生產的場域統統都沒有獨立，它們全都一統在極權政治的天下。這才是文化的真正的災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