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我請紅掌門唱了一段阿慶嫂的<定能戰勝頑敵度難關>,即非心血來潮,也不是無的放矢,是與友人的一次討論使我想起了媽媽的一段往事,媽媽也曾經是“阿慶嫂”.媽媽在念大學時,有一次,一位同學問她,有個人遭到國民黨政府的通緝,能否在外婆家藏一段時間.外婆家在上海有一定的知名度,南市區有一個小小的街區,裡面全是外婆家的房子,外公和大舅均在大公司工作,有着相當優厚的薪俸.所以如果無人告密,藏在外婆家是很安全的.媽媽當然不能自己作主,回家後經過商量,全家都同意了.我想主要是那時國民黨確實太腐敗,外婆一家儘管衣食無缺,但作為有良知的知識分子,還是作出了這個如今大多數共產黨員都不敢做出的危險決定.事後知道,該同志是地下學聯的一位負責人,他在我家藏了一個多月,似乎比郭建光他們藏在蘆盪里的時間還要長的多,然後大概由“陳書記”轉移到外地去了.

解放後,媽媽到一所中學做了個默默無聞的英語教師.那是一所重點中學,升學率極高,平均約有70%,大多數年份媽媽教高三英語,她擔任班主任的班級升學率往往還要高一些.曾有一年,媽媽班裡只有三人未考取大學,據媽媽說,其中兩人要不是所謂出身問題,升大學是不會有問題的.為了取得這樣的成績,媽媽付出了很多很多.我家離媽媽學校走路約半小時,可媽媽居然是住校的.她總是星期六下午5-6點回家, 星期天吃完晚飯又匆匆忙忙去學校了.十幾年如一日,絕無例外.我只知道傳說中的大禹治水路過家門而不入,連續劇中的劉羅鍋有一陣子公務繁忙,把鋪蓋卷到辦公室去了,現實生活中的先進人物,好象連焦裕祿大部分日子也是在家裡過夜的.

因為是高三班主任,媽媽十幾年裡就沒有一個暑假,複習,高考,閱卷,發榜,有時連周末都無法回家了.我伯父在北京,媽媽的親妹妹也在北京工作過很長一段時間,媽媽居然沒去過北京,後來去過一次已是阿姨姨夫平反回北京後的事了.我念大學時,有一次班裡一位同學去華山醫院看病碰到些麻煩.媽媽的表姐是該醫院某科的元老,我就去替同學開一下“後門”.阿姨一見我就問,你媽媽怎麼從來不來玩(它們解放後就沒見過面),我振振有詞,媽媽身體不好,阿姨毫不留情,“身體好的時候也沒來過”.我同學就在邊上,我真有點後悔來管這閒事了.

令人遺憾和心痛的是,解放後,“無產階級”的政黨和政府沒有善待這位“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阿慶嫂”及其家庭.解放後沒多久,外婆家的房子大部分給沒收,包括那棟掩護過“郭建光”的房子…文革中,爸爸去世後,媽媽和我們全家被趕到一間極其潮濕的房子.媽媽後來得了極為嚴重的類風濕性關節炎,半身癱瘓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媽媽總算從文革中活下來了,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以後爸爸平反昭雪,媽媽也在大學同學的幫助下,找到了“郭建光”同志,於1985年起享受離休待遇.媽媽的病醫藥費相當高,離休後報銷就基本不受限制,老幹部局還為她配備了家庭醫生,隨叫隨到,態度很好.受迫害這麼多年,現在享受這樣的待遇,媽媽有點受寵若驚了.每個月醫藥費帳單來了,她都要用她那不怎麼樣的算術水平加一下,看看國家又為她花了多少錢.對此,我是這麼告訴她的,感激是對的,內疚就不必了,該內疚的是我們的國家,或者更準確的說,是當時黨和國家的某些領導人,而不是你這位“阿慶嫂”.

著名作家韋君宜的回憶錄中有這樣一個小插曲.三年“自然”災害時,象她那樣的高級幹部家裡,小孩也不得不吃些不太好吃的東西(那時的共產黨儘管犯錯誤,以身作則基本上還是做到了).她家幹了幾十年的保姆就對小孩說,你們真是命苦啊,你媽媽小時候哪用吃這東西.韋君宜十分感慨,解放十多年了,想不到還需要趙姨這樣來憶苦思甜.我要說的是,羅炳輝黃永勝這樣窮苦子弟,出入於槍林彈雨,當然值得尊敬.但象韋君宜,我媽媽這樣資產階級的大小姐,拋棄了家裡的優厚生活待遇(媽媽是冒着拋棄的危險)而跟隨共產黨,是需要另外一種勇氣的.我最近老是吵着要“江姐”唱段孫明霞,其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這首歌是為劉思揚,這位資產階級的四少爺點的.

媽媽在在九年前辦理了遺體捐贈手續,根據遺囑,我們沒有播放哀樂,播放了<搖籃曲>等三首她生前喜愛的古典樂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