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我們院子裡住着四位江蘇省教育廳的副廳長，朱廳長就住在我家樓上。

朱廳長是河南人，高高的個子，目光慈祥。他聲如洪鐘，有點耳背，所以說起話來聲音很大，很遠都能聽見。在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中朱廳長個算得上是一位雅士。他喜歡下圍棋，打網球，還寫得一手好毛筆字。到了周末朱廳長會約些人來“手談”，棋子落盤的啪啪聲經常響至深夜。有時他高興起來會把我和他兒子毛頭招在一起給我們講一些“金角，銀邊，草肚皮”之類的圍棋ABC。周末時朱廳長還經常背着網球拍騎自行車去五台山體育場打網球。朱廳長的魏碑體毛筆字蒼勁有力很見功底。

在省教育廳朱廳長主抓中學教育。朱廳長先前曾在南京市教育局做同樣的工作，所以他是這方面的行家。朱廳長的教育理念十分開放，他主張開門辦學，學生走向社會，反對埋頭讀書。六四年毛澤東《春節談話紀要》發表後，全國上上下下都在推行教育改革。朱廳長是這場改革的積極實行者，他去南師附中蹲點試行教育改革。有一次附中學生步行去農村開門辦學，年過五旬的朱廳長陪同學們步行了幾十里。同學們把當時流行的一首歌“巍巍井岡山，養育了鋼一連，毛代表就在我們身邊，朱軍長走在隊伍前面…”中“朱軍長”改成“朱廳長”一路高唱，士氣十分高昂。

六五年的一天朱廳長請回鄉知青董加耕來他家做客。董加耕是江蘇鹽城人，六一年時他放棄了保送上北大哲學系的機會，放棄高考，立志回鄉務農，做出了成績。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京參加第三屆全國人大會議的他被邀請參加毛澤東的七十一歲生日家宴，坐在毛澤東的左手邊，坐在毛澤東的右手邊的是邢燕子，同桌的還有陳永貴、王進喜、錢學森等。董加耕在當時是個家喻戶曉的人物，記得有兒歌唱道，“咯噔蹬，咯噔蹬，我騎馬兒去鹽城，鹽城有個董加耕…”（去年十月鳳凰衛視“魯豫有約--董加耕訪談”節目中魯豫戲稱董加耕為當年的劉德華）。那天我們知道董加耕要來朱廳長家做客，早早就等在樓梯口。不一會董加耕來了，他那天穿一件暗紅色的衛生衣，黑紅黑紅的臉膛很樸實，一副鄰家大哥模樣。董加耕向圍在樓梯口的大人和孩子們微笑招手，我們都很興奮激動。

六六年文革開始後，朱廳長寫了一張大字報批判“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南師附中的紅衛兵小將們給大字報加了序並冠以醒目的標題“廳長也造反了”。這張大字報當時貼滿了南京大街小巷。六七年三，四月間，全國上下開始“抓叛徒”。不知為什麼朱廳長的名字也進了叛徒名單。一天晚上南師附中來了幾十個紅衛兵，院子裡自行車黑壓壓停了一大片。小將們衝進朱廳長家要他交待成為叛徒的經過。從在樓梯上上上下下的小將們的臉上和他們的議論中看出他們很氣很激動，他們曾如此尊敬和擁戴的朱廳長竟然是一個隱藏在革命隊伍中多年的叛徒。朱廳長在客廳里大聲地解釋和爭辯着什麼，一直持續到下半夜。小將們把朱廳長帶去南師附中關在一個小樓上繼續審查。在後來幾天的審查過程中小將們動手打了朱廳長，朱廳長不堪其辱以跳樓抗爭，摔斷了一條腿。後來省級機關在句容縣的下蜀鎮和橋頭鎮建“五七”幹校，朱廳長尚未痊癒，拄着雙拐下了鄉，他家保姆隨之下鄉照顧他。朱廳長的夫人在南京市的一個機關工作，當時帶着十三四歲的兒子毛頭和毛頭的一個姐姐下放到淮安農村。毛頭的另一個姐姐留在了南京，一家人分了三處。

七四年朱廳長從幹校回了南京，這時我們全院已搬入民政廳的殘廢軍人收容所。朱家只分了兩間陰暗潮濕的小屋，白天屋裡不開燈什麼也看不清。我有時去他家串門，看見朱廳長總是靜靜地坐在屋裡看書或寫什麼東西。朱廳長一家在這樣的環境中住了整整十年。七九年我們都搬出了這個院子，從此就很少見面了。

七七年高考恢復後，中學的教學迅速回到追求升學率的老路上。朱廳長當時閒賦在家，可他一直關注中學教育的發展狀況。八十年代初是改革開放的年代，當時的改革之風激起了朱廳長長期以來從未平息過的教改熱情。他在南京八中找了一些贊同他教改理念的老師搞起了試點。為了獲得第一手資料，他去八中聽課。當時朱廳長年近七十，已是一介平民，每次去八中都是擠公交車，他在文革中摔折的腿走路很困難，每去一趟的難度可想而知。朱廳長的耳朵那時基本失聰，藉助高分貝的助聽器才能聽見一點聲音。朱廳長在八中聽課，嚴格地講是“看”課。他坐在講台前，面對學生，通過看學生的表情來判斷教師的講課效果。由於他的熱情，八中當年曾短暫地形成過一個教改的氛圍，大約持續了一年。朱廳長的教改之夢很快就被追求升學率的大潮淹沒。在學校的改革碰了壁，朱廳長又想召集一些有志於教改的老師來寫點東西。他認為自己的思想是超前的，雖不為當時的人們所接受，但將來一定會有益於教育事業。他的這一想法不知什麼原因，最終沒能付諸實現。朱廳長多年來一直在做着教改夢，可一直壯志未酬。他的一個女兒曾這樣評價她的父親，“熱情有餘，處處碰壁”。

九四年我回國探親，特地去朱廳長在西康路的住處探望了老人。老人看見我很激動，握住我的手半天不放。老人很健康，眼神還是那樣慈祥。問了一些我在美國的情況後，老人告訴我他正在寫書，想把他幾十年在教育領域工作的經驗和體會寫下來。老人說：“我的觀點和他們（我想是指當時主管教育的人們）完全不同，沒有人願意聽我的，但是我還是要寫。”說這話時老人平靜、自信、堅定。他已沒有了追隨者，孤身一人，仍為自己的信念奮鬥着。我望着這位八十歲的老人，心裡充滿崇敬之情。老人對教育工作的觀點或許有可商榷之處，但他這種執著的精神深深感動了我。九四年後我再也沒見過他。後來聽說朱廳長完成了三十多萬字的書稿，但沒有地方可以出版。出版社的條件是他必須自掏腰包，自行推銷。老人已沒有精力完成這件事，這部書稿現在仍束之高閣。

朱廳長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十一日在南京逝世，享年九十三歲。這樣，老人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

我相信南京市一些老中學教師一定還能記得這位為教育事業特別是中學教育事業工作和操心了一輩子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