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來想去，做人還是要做瞿秋白 上網已兩年有餘，按秋白的話說是“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秋白那個時代，人往往喜歡喝酒談天，有時候不管聽的人是誰，能夠亂談幾句，心上也就痛快了。如今人們喜歡上網聊天，有時遇到知音，那時最高興不過的了。 寫文章一定要有知音。每次發文網友耐着性子從頭到尾讀完，再留下個隻言片語，算小知音，讀完了再看第二遍睡覺前再翻翻，算中知音，如果再有長篇文章回應算是超級知音了。樺樹算是超級知音，她說我的文章時而引她發笑，時而刺痛她的心。 樺樹和我幾乎有着相同的文化歷史背景，我長在空軍大院，她長在紅山口那個院中院；她七七年考上那個著名的文科牛大，八十年代在編輯部寫文為生，與文壇風雲人物王曉波顧城都很熟，我七八年考上安大外語系，八十年代以英語風光；她的人生道路曲折些，現在用筆名寫作，我的人生道路輝煌些，現在用實名寫作。這裡可以看出男女有別，樺樹也想挺起腰杆寫作，一遇到網友狂風暴雨般的評論，立刻軟弱起來，我則不同，越是艱險越向前，你砸你的，我吹我的。 樺樹崇拜秋白，大學畢業不久，曾寫過一篇文筆十分優美的散文《謁墓者的神思》，原打算發表在《人民日報》副刊上，後來怕引起爭論，改發表在《文藝報》上。樺樹特別欣賞秋白的小資，小情，這次我重讀《多餘的話》才明白秋白的小資小情原來就是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布爾什維克所討厭的小資產階級知識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氣。 寫到這裡我好像突然明白了，原來國共都不喜歡秋白的真正原因，都把自己的內心世界暴露了，誰還願意為別人拋頭顱撒熱血。蔣介石聽到抓到瞿秋白後連下密令儘快處決，共產黨那邊長征北上也堅決不帶瞿秋白一起走。話又說到後來，傳說毛澤東很為失去瞿秋白而惋惜，中共建政後專門在八寶山最高的地方修了大墓，文革時被紅衛兵砸掉，毛澤東明明知道這件事，臨到自己去世，也沒有說句話把瞿墓重新整修一下。要知道，在中共的集權時代，領袖級人物一句話，或讓秘書代筆寫封信，這些歷史問題用不着討論研究就解決了。 樺樹文中說的那個墓地是八寶山，是共產黨員去世的代名詞，很多黨員幹部都來自於城市，現在想不去八寶山也不行。我父親還好，生在內蒙的一個小山村，如今他安安靜靜躺在自家的祖墳里，背靠大青山，面向北京，山上是活人度假村。這次我又沾了父親的光，自己的死也不用發愁了。很多人活着的時候明爭暗鬥，你打我殺，這次你整我，下個運動來了我一定要整你，說也巧了，死後大家都平靜地躺在一起，想分開還不行。 從空軍大院育鴻小學高年級起，每年清明節學校都要組織專門的去八寶山掃墓活動，那天少先隊員穿隊服，系紅領巾，我有段時間還不是隊員，老師安排我排在最後面，學校一再要求進了革命公墓一定不能笑，因為是在緬懷革命先烈。每次去都是同一路線，進了墓園向右拐，然後上山。我去的時候瞿墓非常完整，高大結實的漢白玉結構，但有一條規定，他的墓不能掃，每次去只能掃任弼時的墓，當時好像已經成為北京人的傳統。從那時起我就知道，瞿秋白是左傾機會主義者，犯了歷史錯誤。 等到樺樹有機會去八寶山憑弔瞿墓的時候，瞿墓已經空空蕩蕩，後面牆角下，有幾塊長條墓石堆在哪兒，明明是春天，這兒卻滿是晚秋的蕭瑟。齊腰高的衰草，參雜着片片乾枯的落葉，一塊塊斷碑殘石，有的散落在草叢裡，有的半埋在泥土中。細細數數，總有一百多塊。其中一塊漢白玉碑石，正是碑文的下段，“宣傳家”“活動家”“永垂不朽”字樣，經過十七年的風雨冰霜，依然清晰可見。 看了秋白《多餘的話》，我也想像秋白那樣來點小資小情暴露一下自己內心裡的真實世界，也想坐在書房裡，輕輕地鋪開稿紙，望着窗外的月光，先描點景，再寫點情，最後再感嘆一下人生的苦惱。可現實中的我從來沒有書桌，更談不上有書房，小時候坐過幾年課桌，以後就不知道每天干點啥。到了部隊每天最多的是坐馬扎，要想寫點什麼也是趴在床鋪上寫，大學畢業到了空一所，有了正式的辦公桌，剛高興了幾年又被中國大商潮打斷，提上了經理箱。如今，自己的小酒荘里倒有一個看上去至少有五十歲的酒台，每天雙手撐在上面等顧客，實在沒有抒情的感覺。有時我也在想，要能像樺樹那樣多好，有自己的書房，小狗，再花上二百美金為自己喜歡的樺樹林大照片做個鏡框掛在粉白的牆上。 樺樹說，我黨像秋白那樣溫和的黨的領導人不多，所以說，註定他是一個失敗者。黨的這杆大旗傳到我這一代，哪還有一點點溫和的影子，學黨史知道有延安整風，那叫“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後來是大躍進吹大牛文革鬥批改，不僅大家都不說心裡話，早已順口講起假話了。我要求入黨的那幾年，可以說是大家都不說心裡話的年代，有時候毛澤東也急了眼，傳來最高指示：要鬥私批修。 我當兵後要求入黨那幾年，一直有坐馬扎趴床鋪寫日記的習慣，按現在時髦的詞彙是寫博客，寫完了也不收拾放好，是故意想讓政工幹部看到，了解我要求上進的心。我現在還保留着那本紅皮日記本，內容我也大致記得，因為每天每頁都一樣，全部是歌頌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話語，學習毛著心得體會，再有就是歌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然也少不了歌頌林彪那部分。到現在我才明白，粉絲和知音不同，粉絲有崇拜的含義，毛澤東他老人家當年那麼偉大，怎麼就發現不了我是他的超級粉絲呢。那幾年做粉絲，着實讓我着了好幾年的急，從此以後再也不敢輕易做粉絲了。怪不得聽人家基督徒說，除了基督，我們不做任何人的粉絲。我那本紅皮日記不走運，一直沒有被人發現，半年後真恨不得一把塞進指導員手裡。 樺樹有她尊敬的大哥和大哥的三個朋友，他們當年都在上海空四軍當兵，這些人可是北京著名的“老三屆”，他們在軍隊的時候標誌着我軍最高的士兵文化層次，恢復全國高考後，有的考上南京大學，有的考上清華大學。他們入了黨以後喜歡搞惡作劇，利用黨支部改選的機會操縱選票，使指導員黨支部書記落選。其實我們黨內一直就有美國式的民主選舉，不過，主要領導一旦落選，一般都不算數，還要再選一次直到選上為止。其中一位大哥問我，老潘，你當年在連隊有沒有類似的經歷。 我說我的運氣很不好，一直被黨支部書記指導員穿着小鞋。我想主要原因一是年齡太小，沒有那幾位大哥的操盤水平，二是黨和人民稍微給了點榮譽就尾巴翹到天上去了。一完成入黨提干，就開始抱怨，空軍要是陸軍多好，要不然衣服除了褲衩外新兵就給洗了。看着提干無望的老兵每天奚落農村來的指導員，我也衝上去叫了幾次板，小鞋就給穿上了。現在的年青人可能不知道什麼叫穿小鞋，穿小鞋是一種黨內溫和整人，每天見面照常打招呼有說有笑，但暗地裡使絆子。指導員見我考上大學暗地裡向保衛部門匯報說我偷聽敵台，後來還不死心，利用我不在的機會操縱黨支部通過決議壓我一級。一天，我終於悟出在黨內生存的道理，對上級領導，不僅要拍，而且要死拍。林彪事件前夜，毛澤東要求許世友讀《紅樓夢》，要連續讀五遍，這件事過去這麼多年了，還沒有見到有學者能把這段史實解釋明白。 有互聯網之前，中國幾千年的政治實際上就是權力，搞政治的人在一起可不就要你打我殺爾虞我詐，要不然自己無法生存，文革時期是中國最黑暗的時期，文革之後見到一些曙光，可能是把一部分人分流到經濟大潮之中。在政治領域我只在基層連隊呆過，我幾句話得罪只是個芝麻大的指導員，就受到這樣的整治，他要稍微明白一點，有一天我翻過身來也會加倍整治他。中國很多單位很多人大開殺戒，起因就是一點雞毛蒜皮的小事。瞿秋白去世那會，在黨內呆了十一年，還是在最高層，已經被內鬥搞的疲憊不堪，用他自己的話說，一隻贏弱的馬拖着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後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從那時起，瞿秋白覺得還是做個文人好。 不知道秋白看清楚沒有，中國的文人可都不是簡單的人物，並不是只會學校里教書寫文章，絕大多數人都有着極其敏銳的政治嗅覺，機會一旦到來，這些人可是沖在勞苦大眾的前面。新思潮共產主義開始在中國傳播的時候，文人極其敏感，有可能改變現有的制度，帶來新的生存機會，現在不介入，還等何時。像陳獨秀，李大釗，沈雁冰，李達，還有相當多的小人物，因為當時就不出名，現在人們可能就更記不住了，都在黨內。還有一個特點是聰明的，腿腳靈的，溜得快，不少人後來成了大作家，有的還長壽。還有相當多的沒有走，後來的命運大多都不好，善始善終的人很少，這就是中國的政治，中國的政治是帶血的。秋白沒有溜，導致後來兩邊都不買帳，咱們就來個好漢做事好漢當，夾着煙捲，說了句，此地甚好。 中國的政治模式時常也向其它領域滲透，傳播者主要也是搞過政治的文人，這種風氣到了科學學術界教育界，又給這些領域帶來了中國特色，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中國特色，我想，在這些領域呆久了的人比我要清楚得多。特別是傳到文學藝術界，總會時不時蹦出新的火花。最近，我察覺，這種中國政治好風氣又帶到網上，什麼時候叫比爾蓋茨學些中文，上上中國網，看看互聯網到了中國幾番嫁接又變成了什麼樣。 樺樹喜歡秋白的小資小情，也想像瞿秋白那樣溫和做人，也想和人聊聊天，展示一下自己的內心世界，可是現實生活中哪還能找到乾淨的港灣，必定社會人性已經發生巨變了。樺樹現實生活中有不少苦惱，其中一個苦惱就是借給人錢沒有人想着還錢，這是我們大院長大的老革命遇到的新問題。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有誰還借錢，有誰還借錢想着還呢。這方面，我政治上顯得成熟得多，一直是吃吃喝喝行，就是錢不借。 中國人是這樣，美國人也是這樣。我接店的第一天，也就是前一個印度老闆向我道別的時候，印度老闆再三囑咐，千萬不要賒酒給顧客，你每賒酒給一個顧客，你永遠失掉的也是這個顧客。開始我還不太相信，以為美國人要比中國人純潔得多，見顧客央求，借點酒先喝着，開支後一定還，遇到這種情況，我還真拉不下臉，錢不借，讓人借點酒還是可以吧，好借好還，再借不難，還真是一旦借了，再也見不到這個顧客了，他改上別的店買酒喝。我心硬的時候，生意特別好，也沒有什麼煩惱，有時候經不起顧客軟磨硬泡，心軟下來，這不，酒借出去了，顧客也跑了，煩惱也來了。 為什麼我的心是肉長的，什麼時候才能百鍊成鋼啊。 06/19/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