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掙錢養家糊口，耗子我很久沒來五味動筆了，今天我放鬆一下，再來陪大家一起玩玩兒，娛己樂人。其實這篇東西的後半部分原是我在大家討論樺樹的優越感時寫的，當時有點怕趟這個混水，而且怕樺樹翻臉，所以沒敢貼上來，嘿嘿，現在她走了，我就做一回小人，背後嫉妒一下，過個嘴癮。 還從樺樹說起。說起來，我與她是同齡人，我們的童年和少年時期往壞里說，可以說成是十年動盪，缺少正常的文化教育，缺少正常的人文環境，可往好里說，又可以說是經歷了豐富多彩的人生。正因為我們成長環境的特殊性，從而導致了我們與前輩和後輩的異處。我們喜歡向權威挑戰，性格叛逆，我行我素。我們不會耍手腕，愛憎分明，決不玩那陰招損招，干那煽陰風點鬼火的勾當。那時候我們都很孤獨，缺少朋友，不是不想有朋友，而是被客觀的環境人為地分割成不同的種類。 記得小時候，我們那棟家屬樓里絕大部分的住戶是工人，只有少數幾戶如我父母那樣的年輕教師，所以我非常非常羨慕那些有眾多兄弟姐妹的大家庭，我總是極力討好那些大孩子。記得很清楚的是，小時候好象醫生宣告過我健康方面有什麼問題，需要長期服用魚甘油，可我又特別討厭它的腥味，所以常常用大把的魚甘油去給那些大孩子們“進貢”，企圖混入工人階級子女的隊伍。 那時候，物質方面非常匱乏，尤其是西北地區，所以很多工人家裡都會在夏天羅卜下來時自己閹制大量的羅卜干，我是最喜歡吃這種自產的鹹菜，常常用家裡從食堂買的饅頭去換羅卜干吃。 那時候，因為大人的世界都被階級所替代，理所當然小孩子的世界裡也充滿了階級等份，所以在學校里知識分子的子女普遍來說都比較受排擠，有一段時期我甚至害怕去上學，害怕被調皮的男孩子從後面襲擊，害怕被別人大喊“你的爸爸媽媽是一對黑貨”。我們門洞一樓住着一對根紅苗正的工人階級，男主人解放前是工廠的學徒工，女的是紡織廠的女工，文革中，男的當上了學校工廠的廠長。他們有兩個兒子，大兒子和我同級，總是做班長，而小兒子非常非常調皮搗蛋，也總是欺負我，不過他們的媽媽非常喜歡我，老是說我說話文鄒鄒（嘿嘿，其實是假象，比如我們家裡把脖子稱為頸子，好看說成標緻等等，所以她有了錯覺）。記得有一年，我和他們家大兒子居然分到了一個班上，也就是他成了我的班長，有一次一個男孩找我麻煩時被他看見，他只當着那個男孩的面輕輕問我放學後要不要和他們一起去挑薺菜，那個男孩馬上把我劃入了他們工人階級的隊伍。那一年是我在文革初期最輕鬆的一年，現在回想起來都仍然能感受到那種淡淡的喜悅。 到了文革後期，整個社會都進入了不安定階段，一切都在瞬息萬變之中，雖然工農兵仍然是領導階級，但昨天的專政對象明天可能就又回到了權利的中心。這些對我們這樣的平民百姓的生活卻絲毫沒有影響，我們唯一的出路當然是上山下鄉。有一次我和現在的同事聊天，談及我少年時期的夢想是當兵時，居然不被他們相信。可是那是真的，那時的我太想去參軍了！我做夢都幻想着自己能象一些同學那樣，某一天的早上突然就宣布已經去部隊當兵了。這就是我喜歡讀樺樹文章的原因，它裡面有我熟悉的東西啊！很容易被那淡淡的失落和憂傷拉回到已經漸漸遙遠的少年時光。說到嫉妒我倒是覺得應該是羨慕比較貼切。 來這裡後，我的導師是個中偏左分子，比一般的澳洲人知道多些中國的文革，他和我談起小說“鴻”，對作者崇拜致至，我當時毫不客氣地告訴他，我看不起這個小說的作者。我告訴他，象小說作者那樣的人，在他們的絕大部分的人生中，都是當時社會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極度地向社會索取利益，可當他們的索取遇到障礙時，他們就怨聲載道，又反過來譴責這個曾經給過他們無數好處的社會。就拿“鴻”的作者來說，文革前，她過的是紅色公主般的生活，在三年困難時期，當平民百姓為生活緊衣縮食時，他們有國家供給制度的保障；當文革中，別人家為子女上山下鄉愁煩時，她因着老子的關係去當兵了；當別人還在為上自己如何從農村回到成立絞盡腦汁時，她已經做為工農兵學員做到了大學的課堂中了；當別人在街道廠里為上大學挑燈夜讀時，她已做為八十年代初第一批公派生出國了。這樣的一個人，她有什麼權利來評判中國的社會制度？即便有控訴，也輪不到她啊！所以，雖然喜歡樺樹的文章，但對她流露出來的優越感我也是反感的，為什麼反感，當然是嫉妒啦，嫉妒他們的特權，憑什麼他們去當空軍，陸軍，海軍的時候，而我連一身軍裝都弄不到；憑什麼他們去老莫，去紅房子去吃西餐時，我得和小夥伴們拎着瓶子走兩三個小時去打醬油；憑什麼他們靠着老子的餘蔭順順噹噹地跨出國們時，我老爸老媽兩個大學教授的存款連我一張飛機票也買不起；你說說，我能不反感嗎？可是反感並不掩蓋我對她文章的喜歡！信不信由你，我也不在乎你們的信與不信。 哆哆嗦嗦說了這些，目的呢就是讓這裡的小朋友們對我們這些個老大媽們的經歷有所了解，這樣和我們這樣的老大媽們掐起架來才能更上一層樓，掐出個水平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