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重實際。比如說討論問題。西方的傳統一向重論述，重證明，重程序，重方法。不管你的道理多深奧或者膚淺，你總要把道理講清楚，要讓別人明白。

所以，西方人是怕人家不懂自己的意思。在社會人際交往、公司里、或學術界，沒人尊重老說別人聽不懂的話的人，老幹這事兒，大家會以為你有自閉症。萬一別人沒聽懂，西方人通常是自己感到尷尬。

這一點，咱們中國人好像剛好反過來。咱們好像覺得這是深沉。咱們古人就喜歡玩玄，不喜歡別人真懂。說話一定要像格言。咱們好像特別相信這世界上有“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玩意兒。咱們祖宗的這個習慣，以至於說過的話，能讓子孫們祖祖輩輩地玩文字遊戲，猜上幾千年，直到現在還是不明白。

所以咱們就有了獨特的訓詁學。今天呢，咱們又有舉世無雙的“國學家”這麼一說。鑽在故紙堆里做學問。

中國人如雷貫耳的所謂“大學問家”，也是獨一無二的。英美人因為愚笨，每有一東西就要造個新詞，或從外語山寨一個。區區幾百年的歷史，搞到今天竟有洋洋上百萬個的詞彙。但即使這麼着，人家也沒有“大學問家”這個詞。

大學問家，大概是大家公認的博覽群書、學問好的人。但你讀那麼多書為了什麼呢？難道不就是為了融會貫通，超越、探索前人未知的方法，解決問題嗎？

人類歷史上，尤其是西方，出現過許多跨學科做出傑出貢獻的。最終，有幾個人關心他們看過什麼書呢？人們記得他們，是因為他們作出了前人未有的、實實在在的貢獻。

我希望我是錯的，但我看咱們中國的傳統是重知識、不重見識；重傳統、權威，不重創新；重記憶、不重分析；古代科舉，寫八股文，是要用聖賢之人講過的話來作論據的。咱們祖上文人寫詩喜歡用典。到了明清，越用越多，幾乎到了無典不成詩。文人之間相互唱和，不管詩寫得多爛，典卻萬萬不能少用。最大的快感是最後把對方難住。爭論問題也是一樣，對方觀點對錯好像都是無關緊要，但是用錯了典，因錯了，或者不如對方引用聖賢之言多，都是大節。小的輸了辯論，大的是以後連混下去的“面子”都輸掉了。

所以知識在咱們中國人，尤其是文人的眼中，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咱們淵博的定理要把小燕子當場逮個正着，也是要在知識上的。咱們定理將小燕子逮個正着後，帶着快感，聲明“這是我跟你最後一次說話”，揚長而去，好像這樣人家所有說過的話就都一筆勾銷了一樣。

其實大家討論問題，大家觀點不同屬正常。就像這個聖賢教育，有些人是從生活經歷、社會現狀、歷史的角度，有些是從孔孟的本意上討論，都有些道理。

動不動說人家這個不懂、哪個不精，卻又說不出具體的道道，既不厚道，本身也不是正派的學風。與討論的話題毫無幫助。我對用這種方法討論的一向不太敬重，也懷疑這些人是否有反對你觀點的道理。

在五味的朋友大部分都是學業有成的，當然稱得上我上面說的那種“大學問家”大概不多。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以尊重對方的方式為好。咱們都在西方接受過教育，以講理為重，沒必要那麼酸腐。

討論問題，我想大家關心的是你的觀點是否有新意，是否能證明。讀書的目的是什麼？不就是為了能讓你看問題更有見地嗎？所以見地是第一位的。與其讓別人知道你看過多少書，我覺得遠不如讓大家見識見識你的觀點有多高明！

如果一味地只能人云亦云，只能為書上說過的辯護，卻不能夠運用知識解決問題，大家都去捧一本書看好了，還需要你幹什麼呢？

引用一句愛因斯坦的話作為結尾：

Any intelligent fool can make things bigger and more complex... It takes a touch of genius - and a lot of courage to move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