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德令哈

汪藝

1969 年，文化大革命方興未艾，北京各大醫院決定以實際行動貫徹執行毛主席“把醫療衛生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六二六”最高指示。我父母親都是醫生，他們和其他十幾位同事，組成了“六二六醫療小分隊”，舉家搬遷，從北京志願下放到青海省海西自治州的德令哈安家落戶，為牧區送醫服務。

1970 年1月，父母親和未滿十歲的我，坐了兩天兩夜的火車從北京到青海省省會西寧市，然後又坐長途汽車從西寧向青海省中部的小鎮德令哈進發。出了西寧不久，公路由柏油變成碎石，窗外只見一叢叢野草長在高低不平的地上，沒有樹，沒有人煙，異常荒涼。途中翻越文成公主入藏時經過的日月山，汽車在懸崖峭壁之間的盤山公路上，吃力地轉了不知多少圈，才到了頂，然後又小心翼翼從山的另一邊一圈圈地轉下去。在一段較平坦的路上，從汽車上遠遠地看到了有名的青海湖。我只記得在荒涼的視野里出現了一大片深藍色，和天的藍色連在一起，分不清哪裡是湖，哪裡是天。顛簸一天下來，傍晚時分在一個叫“茶卡”的驛站歇息，第二天汽車又繼續開了半天，終於到了青海省海西自治州的州會德令哈。公路從山裡筆直地瀉下來，直通到德令哈的中心。這裏海拔3200米，群山環抱，山頭積雪終年不化。有一條橫貫全鎮的河，叫巴音河。全鎮沿巴音河分為河東與河西兩個區域，德令哈自治州醫院，學校和我們住的醫院職工家屬大院都位於河東。電影院則位於河西。

德令哈是漢蒙藏族的集居地，路上除了汽車自行車和行人外，常見到騎馬或騎駱駝的人。鎮上唯一的百貨商店前，有幾個木樁子，專為遠道來的人拴馬或拴駱駝用。我們上學天天經過這個休息站，看那些高高的駱駝，看藏民穿着藏袍，無論天多冷，都露出一條只穿襯衣的胳膊在外面，看他們因高原陽光輻射強烈而變得黑紅的臉膛，看駱駝主人一拉韁繩，駱駝就跪臥在地，讓主人騎在他的駝峰之間。我們看人家覺得新奇，不知道人家看我們更覺得新奇。當年交通不發達，從大城市北京來的人很少，從北京來的小孩更是像天外來客一樣稀奇，至於像我這樣帶着一副白色近視眼鏡的北京小孩，走到哪裡都有人駐足觀望。還有些淘氣的男孩子對我們扔石頭，對此我十分惱火，為了自衛，我天天都對着土牆外的巴音河練習扔石頭，沒多久就能扔得很遠了。後來誰敢向我們扔石頭，我就扔回去，那些男孩子看了大驚，“丫頭也能扔得這麼遠！”於是一鬨而散。

巴音河水看上去倒是清亮清亮的，去河西看電影的路上，我們常常不走橋，趟水過河，一腳踏進去，卻覺得冰冷冰冷，而且水流揣急，尺把處的水流已經擁有極強的推力，可以想見更深處的水完全有可能把人沖走。據說這條河裡每年夏天都淹死幾個人。我在北京的時候常去頤和園游泳，對這條河卻是望而止步，只在淺處下腳，不敢往深處去。

當地人常常問我們，你們在北京見過毛主席嗎？那時能見到毛主席就像現在中了大獎一樣讓人羨慕。我們這些平平凡凡的人當然沒親眼見過毛主席，不過毛主席的光輝一樣籠罩着我們。在學校里，老師對我們說話比對其他同學客氣些。排解起糾紛來，儘量不讓我們吃虧。教室里男女生同一座位，我剛去時，常見男生為些小事，像過了中間線了等等了用拳頭打女生，就像打他妹妹一樣平常。別的同學也見慣了，沒人大驚小怪。我在那個年紀個子長得快，比班上大多數人都高，力氣也大，哪個男生敢打我，若是在課堂上，我就還手打他，那些男生怕老師向着我，不敢繼續和我打下去，若是在課外，我最常用的招數是速戰速決，用力一推，把他推倒在地，然後撒腿就跑，讓他無法還手。這種打架法，只能用於漢族男生。班上還有些其他族的同學。藏族男生臉膛黑紅黑紅的，五大三粗，往那兒一站，像尊鐵塔，讓人望而生畏。蒙古族男生身高挺拔，肩膀又平又寬，雙腿又直又長，上學也穿着靴子，走起路來跨跨有聲。我對這幾個同學，惹不起躲得起，從不敢和他們打架。

我自己是女生，所以大部分時間和女生玩在一起。跳房子，丟沙包，跳皮筋，爬軟梯，追小人，什麼遊戲都有。女生之間不打架，但有時吵架。吵架也分內外，若有哪個女生和外班同學吵起來了，全班女生不問是非，無一例外，一起參戰，站在本班同學一邊和外班對吵。這景象我在北京從沒見過。女生們剛開始對我們有些敬畏，後來在一起玩多了，覺得我們也不過如此，還不如她們有心計。班上一個女生看我有時吃從北京帶去的果脯，就說她願用一個大白氣球換我的五塊果脯。第二天我給她帶了果脯，她三下五除二地吃完，然後一拍口袋，喊了起來：誰偷了我的氣球！不用說，我讓她給騙啦，還沒法向她討還，總不能讓她把果脯吐出來吧，只有自認倒霉。當然大部分女生不像這樣狡猾，誠心誠意地和我們做朋友。同學王亞麗，和我一起學打乒乓球。起初對着車庫大門練習，把球打向大門，球反彈回來後又打回去。王亞麗和我天天並肩練習，練到能打一百多下時，正好趕上學校體育課教打乒乓球。同學們站成一排，輪流和體育老師對練。我覺得我打得和王亞麗差不多，不知為什麼，老師一眼就認定王亞麗是可造之材，把她歸入高級組，不久後推薦她去當地體校深造，幾個月後王亞麗在地區比賽中獲勝，更上一層樓被選進了省體校。離家去西寧前，王亞麗來校告別，順便和體育老師打了一場球。這時的王亞麗，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打起球來極有架勢，抽球又快又猛，遠不是那個和我一起對門打球的小孩了。

德令哈小學每年都在六月一日這天舉行“六一”運動會，慶祝國際兒童節。在青海的第一年，我和好朋友麗達因為長得高，在運動會預賽中各得第一第二，十分得意，滿心盼望“六一”快到，在運動會中拿個名次。“六一”前幾天，學校要求每人當天都穿白襯衣藍褲子，不然不准參加運動會。這下我可傻眼了，藍褲子我倒是有，那些年的褲子都是黑的或藍的，可是白襯衣卻是一種象徵着莊重的稀有東西，不是平常衣着，多數人沒有，商店裡也買不到。維真媽媽李阿姨一聽說這事，就把她的白襯衣拿來借給我，讓我放心地去運動會。“六一”那天，我和麗達果然拿了名次。會後兩人意猶未盡，又和其他幾個同學在操場邊上玩耍，一不小心，白襯衣的左袖上部被樹枝劃了一個三角口子。這可嚇壞我了，懷着一顆忐忑不安的心回到家，我父親看了劃壞的白襯衣，不忍過多責備已經十分惶恐的我，於是他自己去見李阿姨，要付錢賠衣服。李阿姨立刻隨父親來我家，一進門就連說幾個“沒關係”，說這衣服只破了一點，照樣可以穿在外衣裡面，不礙事的，要我和我父親不必掛在心上。事隔多年回想起李阿姨的話語和笑容，心裡還是漲滿着暖流。

第二年運動會，我有了自己的白襯衣，是我小姑過去的衣服。可惜這白襯衣沒派上用場。我母親懷孕了，準備回京生產，父親和我也一起走，出發日期就定在六月一日，為此我跟老師同學說定我只參加預賽，不參加六月一日的決賽。六月一日早上，天剛蒙蒙亮，就聽我母親對我父親說，快送我去醫院，然後去汽車站退票，不能走啦，今天就要生了。我起床來，看着父親母親一起離去，腦筋轉不過彎來，不知該隨着去醫院，還是去學校參加運動會。一上午游游蕩蕩，哪裡也沒去。下午三點多鐘緩過神來，決定去醫院。走在街上，聽到學校操場的大喇叭播放着“運動員進行曲”，間或穿插賽況報道，正尋思着不知麗達又拿了幾個名次，迎面走來了笑容滿面的父親，告送我說，媽媽生了個弟弟！這個弟弟後來取名，大名一個單字 “青”，小名青青，紀念他的出生地青海。六月七日，我們一家，包括坐月子的母親和七天大的青青，日夜兼程，在四天內到達北京。一個月後，青青留在了爺爺奶奶家，父母和我又回到了德令哈。

麗達一家也屬於“六二六醫療小分隊”。她父親在青海致力於高原心臟病的預防與治療，做得很出色，幾年來放棄了調回內地的機會，麗達一家從此就永遠地紮根在那裡了。麗達的母親才到青海不久不就升任海西州衛生局的副局長，人稱“李局長”。我母親和李局長都是共產黨員。海外華僑講起共產黨員來，覺得他們向洪水猛獸一樣可怕。其實在那個時代，入黨非常不易，不像入紅小兵紅衛兵，只要會慷慨激昂的喊幾句口號，人人都能來插一腳，弄個紅袖章戴戴。入黨是最高榮譽，尤其在中下階層里，能入黨的都是集領袖才能，專業才能，公關才能於一身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能服眾。有件事情很說明這一點。德令哈當時有一對青年男女談戀愛，女方未婚先孕，生下一個孩子。這種事放在現在事算不了什麽，但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那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男方被記過調走，女方因剛生了孩子，暫不處理，但整個德令哈責難或嘲笑她的聲音四面八方無處不在，連她弟弟都躲得遠遠的，和她劃清界限，生怕沾了一身腥。李局長一天去看望這女青年，勸說她要想得開，有什麽困難儘管說，毛主席說過，犯了錯誤改了就是好同志嘛！李局長回來後找到我家告送我母親說，她生了孩子後流血過多，身體很弱又不敢上醫院看，怕人罵她。我母親沒等李局長說完，當即答應幫忙，說你明天就帶她來醫院直接找我，不用麻煩掛號之類的事。想想看，要是沒點本事擺平眾議，就是有好心想幫忙，也辦不成事。

麗達和我，有天突然興趣來了，決定學習騎車。我們回家把各自父親的自行車推出來，就練上了。麗達父親的車車把很寬，有助於保持平衡，她一會兒就能滑行了。我父親的車就沒這麼好騎，車把窄窄的，據說我父親曾在大學了得過慢車比賽冠軍，騎車技術十分了得，自然不會在乎車把的寬窄。幾天后麗達看我笨手笨腳，還沒學會滑行，就讓我用她的車練習，我這才學會了騎車，從此一天到晚高高興興地騎着我父親的窄把男式車到處跑，手掌心都磨出了繭子。有一次失去控制，差點掉進後院的防空壕，嚇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再不敢往後院去。

後院的防空壕是彎彎曲曲的幾條相連壕溝，大院的人在我們去德令哈之前就挖好了。那時為防帝修反的進攻，處處備戰挖防空壕，以備敵人入侵時用。在北京外公外婆家的四合院裡，我們也曾花了幾個月日夜苦幹，挖了一條防空壕，不如這裡的防空壕長，但有蓋頂，躲在裡面不怕風吹雨淋，而且平日裡人在頂上走就如在平地上走一樣，決不會有騎車掉進防空壕的事故發生。來德令哈後，挖防空壕的高潮已過，後院的防空壕就光禿禿地擺在那裡，沒人再去過問，也沒加蓋頂。不過文化大革命還沒結束，防空壕還是有用。一天，不知哪裡響起了警報聲，大院裡的人統統聚集在防空壕，聽說這是一場防空軍事演習，等一下會有“敵人”的飛機出現，我們的任務就是盯緊它，隨時向上級報告敵情。不一會，天上果然出現了“敵人的飛機”，原來是一隻紅氣球。高原湛藍的天空裡，萬里無雲，那一點紅飛得高高遠遠的，人人仰頭不錯眼珠地盯着它。我聽見身邊的母親對人說，這倒是舒張眼肌的好機會，對近視眼尤其有益。幾分鐘後，一聲槍響，紅氣球應聲而逝，只剩一片藍天，標誌着“敵人的飛機”被我軍擊落了，演習結束，大人小孩從防空壕里出來回家繼續做家務過平常日子。

高原晝夜溫差很大，“早穿皮襖午穿單，圍着火爐吃西瓜”，說的就是這裡的氣候。德令哈還有一奇，在春秋兩季，每天下午二時左右，狂風大作，飛沙走石，一直刮到五六時才停歇。我們早上去學校都要記得帶紗巾，下午放學的路上，個個用紗巾把頭臉包得嚴嚴的，這樣才能睜開眼睛看路。高原氣壓低，水到七八十度就開了，做飯得用高壓鍋，不然飯不熟。這裡火爐家家都有，不僅外屋有火爐，裡屋還有火牆，利用做飯的餘熱把磚砌的火牆烤熱取暖，非常舒適。可惜沒有西瓜吃，副食種類很少，常吃從北京帶去的罐頭食品下飯，連醬油都沒有，又是從北京帶去一大堆固體醬油，用水泡開後食用。但是羊肉非常新鮮，一塊塊從羊腿上切下的羊肉放在窗外，夜裡凍起來，切成薄片，只蘸醬油和醋，不用其他調料，就是最鮮美的涮羊肉。還有雞蛋，都是自家雞下的。

我們北京去的幾家也像鄰居家一樣，搭起雞窩養起了雞。人常說貓狗的性格隨主人，其實雞也一樣。一般人家養雞是為了讓雞下蛋，所以大多數的雞都是母雞。樂伯伯家的兒子山山，卻專門養了幾隻大公雞。不知餵了些什麼，那幾隻公雞長得高高大大，白毛紅冠，生性好鬥，十分兇猛，活像幾隻惡狗。大院裡不僅沒有一隻雞敢惹它們，就連我們這些小孩也怕它們。這幾隻雞一看見我們走近他們家門，就一陣風地衝過來，跳起來準備啄我們的眼睛，嚇得我們轉身沒命地逃跑。山山的父母為這幾隻公雞，聽夠了鄰居的抱怨，後來家裡請客，趁機殺了一隻最凶的公雞，從此他家門前太平，行人走過，不必擔心被雞追啄。

我家的雞，每隻都有它自己的名字，大公雞，大母雞，大咕雞，毛母雞，小黑雞，等等。它們每天由大公雞帶着，到處找土堆，在土裡啄來啄去，滾得一身土。每次餵食，我站在那裡一叫“咕------”，它們抬頭一看，認定是小主人我，於是一起噼里啪啦地飛跑過來，高高興興地把頭擠進雞食盆里，把菜麵糊啄個精光。大咕雞是一隻最有意思的雞，每次見到家裡人，它總是“咕咕”叫幾聲以示友好，就像狗見了主人搖尾巴一樣，所以我們叫它“大咕雞”。它的來歷也不平凡。當時我母親出差，我父親為家裡買了十隻剛出生的小雞，黃澄澄毛絨絨的甚是可愛，可是我和我父親都不會養這麼小的雞，不是餵多了食，就是餵少了水，幾個星期之內，九隻雞相繼死去，只剩一隻還活着。幸好這時母親出差歸來，對這隻雞多多照顧，才使它活下來長大了。這隻雞就是大咕雞。或許得到過特殊的寵愛，大咕雞的性格明顯地與眾不同。它是一隻母雞，卻有時學公雞打鳴，當別的母雞在土裡玩的時候，它以公雞自居，挺胸抬頭巡視周圍，儼然一副保護者的姿態。家裡的公雞有時對它氣不過，狠狠啄它幾下，讓它知道自己是誰。大咕雞的膽子也特別大，常常獨自一個溜出大院，跑到街對面的副食品門市部找蟲吃。也算它命大，居然沒被車軋死。每次我發現它不見了，就去門市部找它，一找一個準。店員都認識這隻雞了，一見我來就順手一指說，它在那裡呢！我走過去，大咕雞拖拉着翅膀，“咕咕咕”地對我打招呼，乖乖地讓我抱它回家。店員們都說，這隻雞像只貓，喜歡人抱。

來鎮上看病的牧民只是牧區的一小部分，為此醫院常常組織巡回醫療隊，進駐人煙稀少的牧區，騎馬行醫，住蒙古包，喝酥油茶，吃手抓羊肉。我母親參加過幾次這樣的醫療隊，一去三個月，吃不到蔬菜，洗不上澡，非常辛苦，回來又黑又瘦。但我母親的生命力十分旺盛。她很快就習慣並喜歡上了地道的手抓羊肉和酥油茶，騎馬的技術也練得很高超。那時處處講為人民服務，不取報酬，所以醫生出診不收或僅收極少費用，但出診騎的馬要由病人家提供。想想這也合理，那一望無際的牧區里根本就沒有路，不騎馬寸步難行，哪裡也去不了。按醫院規定，為安全起見，給醫生騎的馬要備鞍，但有些病人家很窮，備不起鞍，在這種情況下，我母親就騎無鞍的馬馳騁數十數百里，出診看病。我從未騎過馬，不過聽人講這種光背的無鞍馬很難騎，醫療隊裡並不是人人都有本領騎這種馬。我母親不僅騎術高明，還有一項“特異功能”，讓所有人望塵莫及。下牧區三個月，多數人回來身上都帶了虱子。我的朋友小維真講有的人，毛衣里住了一個母虱子，下了許多小虱子，小虱子又下小小虱子，子子孫孫無窮盡地傳下去，毛衣上爬滿了虱子，連原來的顏色都變了，根本洗不乾淨，那時物質不豐富，又捨不得扔掉，只好把毛衣放在水裡煮上一天，這才把那些討厭的虱子趕盡殺絕。聽得我頭皮發麻，全身發癢，覺得所有的毛衣都有虱子嫌疑，恨不得趕快把自己身上的毛衣也扔到水裡去煮。回頭說我母親的特異功能就是不招虱子，不管睡在哪裡，穿什麼衣服，洗不洗澡，虱子都不上她的身，也不在她的毛衣里做窩。

1973 年，我在青海已經過了三年。小學畢業升了初中，和麗達不在一班了，但我們兩家搬到了一個新的家屬院，變成了隔壁鄰居，所以我們還和以前一樣，一起上學，一起回家。三月里的一天，我正在學校上課，班主任老師急急地走來，說我外公去世了，要我立刻收拾東西回家。我回到家，發現我母親眼睛哭得紅紅的，說剛剛接到北京的加急電報，“父去世速歸”。她告送我準備立刻出發，全家坐中午一點的汽車趕往西寧，然後再從西寧趕往北京，並且我這一去就不再回青海了，到京後讓我住在爺爺奶奶家，在北京上中學。就這樣，兩小時後，我沒有和任何人包括麗達告別，坐上了汽車離開了德令哈。在西寧開往北京火車上，我看着窗外的鐵軌，有時和我坐的火車一起平行向前延伸，有時向我歸攏過來，匯合在車下，有時又從車下分出去，通向另一條路。回京後的一切都按父母的計划進行，參加外公的追悼會，住進爺爺奶奶家，去北京二中報到上學，父母一個月後離京回了青海，繼續在那裡工作，而我留在北京，結束了我的青海生活。

離開德令哈很多年了，幾年後，文化大革命也結束了，當年響應毛主席最高指示去那裡安家落戶的父母親同事們大都調回了北京或上海。“六二六醫療小分隊”這個名詞，隨德令哈一起變得十分的遙遠。這些年的人，事，地與我也像列車下的鐵軌一樣，合合分分，分分合合。每當想起在那個動盪的年代，我那段遠離家鄉北京，留在青藏高原上的少年時光，心中沒有怨恨和悲傷，有的只是無限的懷念和感激。懷念那裏白雪覆蓋的群山，清亮的巴音河水，筆直的通往天邊的公路，咕咕咯咯嘰嘰喳喳的公雞母雞，甚至每天下午的狂風走沙，以及和同學們的玩耍吵鬧。感激此生有這樣一個機緣，讓父母帶我去青海德令哈，使我今後長長的生命路程里，永遠有高原明朗的陽光照耀。

------ 寫於二零零九年十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