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後的七天裡，我幾乎每天打一個電話過去，米切爾要麼在開會，要麼在電話上，要麼見客戶去了，最後一次是他出差倫敦了。不管是真是假，總之，他沒有時間 給我。然而，就是這最後一次救了我。拿着電話發呆的我，那天突然靈機一動：我將第二個電話直接掛到了總機，請總機接線員接轉公司總裁。這“膽大包天”的舉 動，給了絕望的我一線生機。電話接通了。　　　　這裡，我得打斷一下。1992年，我去舒利文這家公司工作前，我曾有過一段讓人心碎的炒股經歷，這經歷我 一直想瞞着，因為回憶起來太需要勇氣，但對我後來的求職卻起了很大的作用。十來天前，我和一位朋友循着報紙去一家大陸人開的炒外匯中心去炒外匯，結果這家 公司沒有合法手續，被聯邦政府給查收了，僅三天，我失去了全家的積蓄：一萬七千美元。查封關門的那天，我們這麼多可憐的留學生和訪問學者，想到的、談到的 都是街上那可怕的到處賣房子的廣告，賣車的廣告，失業工人手牽手在市政府門前做成的人體廣告：“我們要工作。”站在被查封的公司門外,我眼前的街上是一對 年輕的美國夫婦，帶着他們的小狗小貓，跪在大街的十字路口，脖子上掛着一大塊厚紙牌，上寫:我們要零活(Odd jobs)。希望有人雇他們去割草做家務。現在，我將加入他們的行列，可我還跟他們有本質的不同：他們至少還可以領救濟金，而我還領不到，因為我那時還沒 獲得綠卡。當時我可真恨透了自己，我必須找份工作!我和朋友心急如焚地離開大樓，在被查封的公司外面轉了很久不敢回家。我後悔萬端當時不該去炒股，但錢已 經丟了，該怎麼辦呢？我不願回家，不願看到丈夫的失望，不願讓他傷心。我和朋友在河邊放聲大哭，哭夠了，我們無處可走，只有回家。回到家，坐在家門口的階 梯上等着，月亮和星星早已出來，灑在波士頓的夜空。我不知等了多久，最後終於鼓起勇氣推門進家。丈夫早已知道丟錢的事，他看見我進屋，一把拉住我的手說， 人沒有出事就好。他把我的手抓得好痛，然後告訴我他下午出去把車賣了，也剛回家。　　　　“車賣了，你怎麼上班？”丈夫剛在一家電腦公司找到一份工作，離 家十多里路，沒車怎麼上班？　　　　“換了一個便宜的車。”這時我才知道丈夫將他花六千五百美元買了僅僅幾個月的七成新的紅色皇冠小跑車，以四千五百美元 賣了出去；又用五百元買來一輛十多年老掉牙的舊車，雖然能開，但很破舊。唉，世上只有我知道他曾經是多麼喜歡那輛紅色的拉風小跑車!　　　　“至少我們能 有幾個星期不用擔心交房租，而且，我很快就會有薪水。”　　　　我的眼淚嘩嘩地滴淌在他的手上，同時發誓要在股票市場或跟金融有關的地方把錢找回來，哪裡 跌倒，哪裡站起來，手上還抓兩把土！　　　　八個月後，當我從公司拿到我的第一筆分紅：扣掉稅後的二萬四千美元，我將丈夫約出去吃午飯，然後歡天喜地地和 他一起去看車。我要給他買一輛當時在男士中最流行的紅色日本跑車米亞塔(Miyata)，那車很亮麗，只需一萬八千美元，丈夫摸着車，十分喜歡，可堅決不 買，把賣車的美國大個子急得流汗。結果我們的第一筆收入，在他的建議下送了他母親八千美元，我的大舅父八千美元，其餘的，我們自己留下。　　　　在我等公 司接線員轉接電話時，我把最壞的結局已經想透了：不就是公司總裁不接我的電話嗎？即使那樣，我也沒有失去什麼，我能失去的已失去了，別人不要我，我得不到 這份工作。誰知總裁秘書接到我的電話後，讓我等等，接着很快傳來宏亮道地的美國男中音，像電視廣播上的聲音那樣渾厚、清楚、動聽：“This is Donald. Howmay I help you？”(這是唐納德。我能替您做什麼？)　　　　在這一瞬間，我把準備了一個多星期的話，我的優缺點一古腦兒全講出來。我告訴他——在緊張狀態下我連 他的名字也沒聽清楚——我沒有商學院的學位，但是我有文學博士學位，文學是人學，我善解人意；在獲得博士學位的過程中，我知道怎樣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同 時我告訴他我是一個女性，是一個少數族裔，我經受了很多艱難困苦，它們沒有讓我倒下，而是使我變得更加堅強。我還說，“女人總有一種土地感，堅忍不拔，長 於應對生活中的不測。哪怕你們的僱傭經理再三不答理我，我也堅決不退。你可看到我的決心和勇氣。”最後，我還專門補充說雖然我沒有銀行工作的經驗，但基於 我有上述這些優點，我懇請公司一定為我提供一個成功的機會，或者至少讓我獲得一份除教書和餐館打工外的主流社會的工作經驗。“您能失去什麼呢？錄用我期間 的薪水？您可以不付我！”　　　　等我被公司雇用後，我的這位大老闆唐納德告訴我，他當時聽到我在電話上一口氣用流利的英文說的這些話後，十分震動，立即 就想雇用我，“因為你是一個不會向生活妥協的人，而我們公司需要的正是這樣的人。”但按公司規矩，他仍然讓我經歷了七次面試，兩個星期後，在拒絕了其他一 百多應徵人後，公司雇用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