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戀是性取向變異，不是理性的選擇。克己同學稱之為“精神錯亂”，非常荒誕。性取向本質上由人腦接近本能的意識部分控制，說成內分泌錯亂也許還靠點譜。要不然前代的地球人早就將同志們送進精神病院或康復中心了。

克己同學所說的所謂“在美國文藝界，成了時尚”說明的是本來就是同性戀者公開其性取向，而不是因為同性戀“成了時尚”，導致產生新的同志，隊伍壯大。

從道德上說，因道德之根本目的在於確保人類的繁殖不絕種，而同性戀浪費受孕機會，早期人類又出於無知以為性取向是個像挑件衣服似的可以自由控制的事情，故嚴厲譴責並不惜用重典懲罰，情有可原。西方尤其是基督教會對同性戀的態度較我中華更為極端，和歐洲，特別是中世紀，人口繁殖遠不如神奇國來得成功有關。

但是時至二十一世紀，萬惡的美國基督教原旨派仍然高舉反同性戀大旗，並將其推至如此高的道德問題，才是真正的“精神錯亂”。這種錯亂的原因一是過於機械地理解基督教義，二是教會裡的髒老頭子們吃得太撐，管閒事不光管到人家的褲襠里，連前後門都要管。

對同性戀的無情打擊是一種荒唐的固執，後果是對保守主義真正重要的問題構成極大傷害，不僅使相當數量的人才從保守陣營流失，也嚇走了大量的中間派選票，對共和黨在大選中不必要的失利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一個真正文明成熟的社會，對同性戀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既不歌頌，glamourize，也不恐懼，製造homophobia，更不應該迫害、歧視。

萬惡的美國社會，在反歧視上做得最好，而在恐懼和歌頌上則自由派和保守派各走各的極端，不斷將子彈射向各自的自己的腳，雖血檢六十米、傷及筋骨，而不自知。這是美國式的極個別的大無畏和神奇之例。

阿拉覺得中國人大可不必東施效顰，而應充分發揮神奇國國民麻木不仁之傳統，公眾保持蛋定，麻木不仁，即可。至於在社會政策上，則政府有不歧視的責任。

同時，本人堅決不同意李伯儒的看法，否認同性戀是一種病。文明社會不僅不懲罰病人，反而同情幫助。而李伯儒連病人和疾病一起同情保護，是其一貫的大腦錯亂的表現。本人認為醫學界有不同推卸的神聖責任找出病因，予以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