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幾年前我愛給學生講這樣一個故事。

我家住北新澤西，為了聽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的課，買了一輛舊HONDA。還沒到普林斯頓，HONDA就壞了。為了修車，只好暫時不去聽哲學課，而是去菜館打工送外賣掙錢。可憐的是，外賣送的多，車就壞的快，送外賣掙的錢也只能支付越來越多的修車費。於是我永遠在菜館打工而沒去成普林斯頓學哲學。

我那時想說的是：人類為了更世俗的需求，在更瑣碎的事務中掙扎，忘記了本來更崇高的目標：對人生價值的追問(哲學是這種追問的代表)。

這種自鳴得意的小故事，其實有一個經不起深思的假定：我們有一個與瑣碎事務分離的、一成不變的人生價值目標。只有追求它才是崇高的、偉大的、可歌可泣的。

與之類似，在海歸海不歸的話題背後，我們似乎也假定了一個不變的、我們的靈魂得以安慰的“家園”。

那裡還存放着童時的兒車，那裡還飄飛着家鄉的翠柳，那裡有父母鄉親的慈祥，那裡有從小學到大學、碩士、博士一路走來的夥伴以及由這些人結成的社會網。有形的加上無形的，可說的與不可說的，恢恢然於一種有引性的力，時不時讓我們停下來往後看一邊做一個甜甜的的夢。

可是，那個“家園”果真還在嗎？

兒車早被扔掉，翠柳早被砍光，鄉親們進了省城，同學們進了秦城。 也許，真的回到那夢中的家園，我們的靈魂也許只能四顧心茫然了。

真正的問題是：我們心靈的家園，為什麼就不能隨着我們的腳步而擴張、而豐富、而再造呢？

藍嶺山的杜鵑，為什麼就比不過西山的紅葉？五湖邊的垂釣，為什麼就遜色於湘江邊的漫步？十幾年新建的鄰里親情，為什麼就不同於年幼時建立的“關係”？多元文化中的生存，為什麼就比不了在單一的、封閉的文化中的苟且？

如果說，華人的才智毫無疑問的在西方世界為自己贏的物質生存的空間。那麼，華人的靈魂，難道就是那樣的脆弱？就得時時日日在做舊家園夢的意淫中求得靈魂的安慰？

人生處處有青山。人生處處有家園。

田園荒蕪不需歸，因為荒蕪的家園已經不再是我們的家園，因為我們心靈的家園永遠伴隨着我們人生的腳步而永遠不可能荒蕪。

歸與不歸，是一個錯誤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