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節想起改變了我們命運的兩個人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11月24日16:21:16 於 [五 味 齋] 發送悄悄話 |
大半輩子以來,幫助過我、讓我銘感於心的人,數不勝數。不過在今天這個特別標以“感恩”的日子,我想起的是兩位改變了我的命運、我們一大批人命運、更擴而廣之地說甚至是幾輩中國人命運的人
◆高伐林 大半輩子以來,幫助過我、讓我銘感於心的人,數不勝數。不過在這個特別用來感恩的日子,我想起兩位改變了我的命運、我們一大批人命運、更擴而廣之地說甚至是幾輩中國人命運的人。 想起這兩個人,有個緣由。明年(2012年)2月,是“文革”後第一批通過高考跨入高等院校的大學生畢業30周年。我們武漢大學中文系七七級的校友,正籌辦出版一本回憶文集。這段日子,我的同窗們紛紛提筆,捧獻珍藏於心的往事給大家分享—— 1977年立冬那天,江西山區的生產隊會計、代理隊長李×輝,考大學報上了名。可那是剛剛熬過家家戶戶斷了口糧的饑荒、正逢秋收冬種的大忙季節,他報上了名,興頭頭地回村,卻遭到大隊副書記劈頭蓋臉的訓斥; 在湖北廣濟縣剛評上模範教師,在縣裡開會“吃了七天大魚大肉”的雷×梅,去領高考報名表時,發放表格的王會計,一連三次錯給了他中專報名表,還說“我可是為你好”; 廣西連綿群山里17歲的回鄉知青、文化掃盲班“土教師”、連電話都不會撥的林×,成為全公社數百考生中唯一考上大學者,轟動一時,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專門去看他家祖墳的風水,甚至有人想偷偷在後面不遠處修墳; 湖北一個偏僻小鎮醫院的麻醉師柯×,聽說鎮上失火,扔下複習資料,衝去救火直至夜深,而第二天,他就要走進高考考場; 最倒霉的大概是好不容易剛剛進入武漢市廣播電台的31歲的編輯趙×泳,新婚不久的妻子病重住院,醫生都不敢再做手術了,他請假照顧妻子半個多月,領導發話:“再不來上班,就別來了。”雪上加霜的是,高考雖然獲得近三百分,但直到大學開學了也沒有收到錄取通知書…… 而像老趙這樣歲數的,還有北京的王××、武漢的於××……他們早在12年前就做過“高考夢”,卻被突如其來的“文革”風暴卷得無影無蹤。 還有我。身為武漢市冶金工業局宣傳科幹事的我,也面臨工作繁忙、無暇請假的困境。於是整整一個月,每天白天下廠調查、勞動、趕寫宣講材料、領導報告,晚上攤開全然陌生的高中數學教材,生吞活剝——中國的天,風雲難測,從1973年到1977年就翻了好幾個個兒,今天陽光普照,誰知道明天是否風暴再起?趕上了就得拼命抓住,沒有什麼“來日方長”。 終於,我跨進了武漢大學中文系,匯入了由65個同學組成的集體。 考上大學,對我們每個人命運軌跡的影響之巨,是平生任何其它事件都難以企及的。這是我們每個人事業的起點。如果要求列出自己人生中最具有決定性、最影響命運的大事,別的國家,別的年代,別的人,可能有千差萬別的答案。但我相信,我們這一代大學畢業生,占壓倒多數的人會寫下:“恢復高考,考上大學”。 因為我們是“文革”後的第一屆大學生。 我還記得,1966年6月中旬,那時我是武漢市一中的初中學生,是班上的時事委員。那天,是我在班上宣讀了《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的爆炸性消息: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學生寫信給黨中央、毛主席,“強烈要求廢除原有的升學制度”;緊接着,北京四中師生致信中央響應女一中發出的倡議。《人民日報》6月18日發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通知:招生暫停,以改革高等學校招考辦法,廢止現行辦法,將來的辦法是推薦與選拔相結合,要突出政治,要走群眾路線。《人民日報》同時還配發社論,稱“舊招考制度是資產階級政治掛帥、分數掛帥,嚴重違反黨的階級路線,把大量優秀的工人、貧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子女排斥於學校大門之外,為資產階級造就他們的接班人大開方便之門”。 高考一停,就是11年。“文革”中期,在毛澤東關於“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最高指示”下,大學開始恢復了招生,但是進入大學的,都是“推薦與選拔相結合”,中間有多少貓匿、內幕和黑色幽默,難以盡述。 1975年還是1976年?我看過一部影響很大的電影《決裂》,劇情的焦點就是“什麼人可以上大學”?我還記得男主角豪氣沖天地舉起手:“手上長滿老繭,這就是上大學的資格!”在電影院的昏暗中,我下意識地摸了摸自己的手:當了兩年農民,五年工人,我手上似乎也有繭,但我有上大學的資格嗎? 這一套現在看起來何等荒謬絕倫,在“文革”中卻如此天經地義! 一代人能夠迎來生命的最大轉折點,許多人感謝當時剛剛第三次復出,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這是非常有道理的。他拍板中止執行1971年以紅頭“中共中央文件”名義下發的“全國第一次教育工作會議紀要”,決定當年就安排高考。 但是我想說,恢復高考的決策,與我們母校武漢大學,有更為直接的聯繫。 正是後來擔任武漢大學校長的劉道玉,在教育部工作期間,籌辦了那場教育座談會;正是在會上,武漢大學化學系教授查全性大膽提出恢復高考的建議,得到了與會的鄧小平的首肯。 後來很多回憶文章曾經寫到這段經過、很多媒體採訪過劉道玉和查全性。劉道玉《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一書中,回憶說:“1977年4月初,一天,我突然接到教育部的通知,說要借調我去參加籌備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大約一個多月以後,我突然被任命為教育部黨組成員、高等教育司司長。” 1977年8月4日至8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科教座談會,是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後的第一次公開重要活動。他要了解“文革”期間受害深重的科教戰線如何開展工作。鄧小平要求,從中國科學院系統和教育部所屬大學,各挑選15名有一定聲望的學者參加會議。 此前擔任武漢大學黨委副書記的劉道玉,經辦這次會議的籌備,負責挑選參會學者。高校的15名代表,都由他圈定,其中包括當時57歲的查全性教授。2007年1月27日,中科院一級院士查全性對記者回憶了當時的情況:“當時我資歷淺,要先聽聽前輩談些什麼,可感覺大家都有所顧慮,沒有談實質性問題,我有些坐不住了。”8月6日下午,會議的第三天,查全性寫下發言提綱,發了言。 他直指當時大學推薦招生制的四個嚴重弊病:埋沒人才,卡了工農子弟上大學,助長了不正之風,嚴重影響了中小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查全性語驚四座:“從今年就開始改進招生辦法,今年能辦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辦。”
查全性院士 聽完查全性的發言,鄧小平點頭說道:“高考確實應該恢復,但今年恐怕來不及了。”其他與會代表急了。數學所吳文俊、上海有機化學所汪猷、中國科技大學溫元凱等紛紛表示:“寧可今年招生晚兩個月,不然又招來20多萬,又有許多不合格的,浪費損失就大了。” 鄧小平拍板了:“今年就改,看準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開一次招生會議就是了。” 這一年,教育部破例召開了兩次招生工作會議。按鄧小平的要求,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舉行第二次招生會議,否定了“推薦上大學”,將1977年的招生政策確定為:自願報名,統一考試,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城知識青年、復員軍人和應屆畢業生,符合條件均可報考。
高考恢復已經34個春秋。今天的孩子們、家長們,對這個制度習以為常。這個制度當然不是十全十美的,在實施過程中遭到來自各方的批評。但是比去比來,仍然是所有挑選人才的方式中,最合理、最公平、最有效率、也最符合中國國情的方式。 作為武漢大學校友,我們不能不感到自豪;作為這個決策的第一批直接受益人,不能不由衷地感謝為恢復高考開了第一炮的查全性院士,以及為他提供開炮機會的劉道玉校長。不得不承認的是,這麼影響深遠、推動全局的巨大轉變,還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的結果——沒有舉行聽證會(當然這個座談會也可以算是准聽證會),沒有几上幾下的磋商,沒有徵求各個領域的意見和建議,當然,更沒有經歷過任何法律程序(當時中國還沒有幾部法律,法律機構也極不健全)。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次恢復高考決策的“人治”色彩,甚至超過了11年前廢除高考制度的決策過程。那一次,中國雖然籠罩在毛澤東的權威之下,但廢除高考,畢竟還先由北京的中學生向黨中央寫信倡議,然後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開會討論,才做出正式決定;而恢復高考呢,則只是在教育部的學者座談會上聽了幾位學者建議之後,分管副總理鄧小平就當場一言九鼎,隨後立即實施(當然後來還開了會,那只是討論將這個決策具體化的措施和標準)。 回顧這段歷史,我深深感到幸運。我們能上大學,固然有我們每個人灑下的心血汗水,但是也有許多人比我、比我們,都更優秀,堪稱真正的人才,卻因為家庭成份、父輩歷史問題,或者所謂“海外關係”,以及莫須有的“不要求上進”、“只專不紅”、“思想落後”,而被擋到了高考門外,喪失了(有些人甚至永遠喪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1977年,全國570萬人報考,錄取27.3萬人;1978年,610萬人報考,錄取40.2萬人。最近我遇到好幾位朋友,他們當年的水平在我之上,有的甚至高考成績也相當拔尖,但是後來卻沒有能夠跨進大學校門,或者被分配到質量很差的學校。 1982年,我寫過一首短敘事詩《一分》,後來被鄒荻帆主編的《中國新文學大系·詩歌卷》選入。詩本身寫得很不高明,但揭示的卻是一個普遍現象:一分之差,都可能篩選下十幾、二十萬人,命運的軌跡也就發生了極大的分化…… 我的女兒,我們的兒孫,他們了解父輩嗎?他們知曉中國走過的彎路、跌入的深淵,知曉民眾當年的呼聲嗎?他們領悟中國為什麼要開放、為什麼要改革嗎?他們中有些人甚至還憧憬着“文革”……我希望我們校友們的這些回憶,能像一位學者所說的那樣:“記錄榮與衰,權衡利與弊,評議長與短,分析得與失”,探詢那些隱藏在表象下的變革力量,告訴後代,吃一塹,長一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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