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母親（外一篇）

    九月十一日是我的生日。這個日子偏偏後來是“911”慘劇。今年這天凌晨起來坐在電腦前，我想起了母親。她老人家2007年春節後過世，享年八十九歲。轉眼五年多。不過母親很少來到我的夢中；這是我內心的痛。

    母親提到過我的出生。她那時是北京女四中的語文老師。因為懷我還差一個星期出生，她便請假在家休息。不想校長着了急，說沒人代課，希望母親能堅持兩天。我母親便堅持去了。她說來回都雇個“三輪車”坐（現在北京街頭只有旅遊的夥計還蹬“三輪車”，當年可還是重要交通工具），路面不好，顛得厲害，第二天凌晨她便肚子疼，跟着去了醫院，我就出生了。算一算我早出生了一個星期。

這件事她說過好幾次，現在我才想起去查當年北京市女四中的位置。一看北京市地圖才知道，當年的女四中坐落在北京市朝陽區朝陽門外大街的某處，距離當時我們家住的東城區地安門東大街挺遠的。當時我父親在朝陽門內大街的中科院出版社上班，坐公交車需要半個多小時，媽媽坐公交車上班的話，大約需要一個多小時。母親後來要照料三個孩子，每天花三個小時上下班太花時間，所以她就騎自行車上下班。可見當時母親的身體是多麼好，當然也十分辛苦。母親說，我半歲以後，她就抱着我，領着我哥哥去學校教課，女四中里有個教職員工的幼兒園。母親總笑眯眯地對我講“你哥哥（大我五歲）總跑去和幼兒園老師講‘我弟弟哭了’。”現在想一想，一個母親帶兩個孩子去上下班，真不容易。來回坐公交車有人讓座嗎？

1957年“反右”，父親成了“右派”，“組織”上動員母親和父親離婚。母親拒絕後遭到懲罰；她被發放到遠郊區教書，從此離開了女四中。在遠郊區教書她便不能每天回家，因為來回要五、六個小時。她那時住校，每個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日下午便匆匆趕回學校。在我印象里，母親星期日就是拼命幹家務，洗很多很多的衣物。她是三個孩子的母親呀。到了冬天，四合院的走廊里都涼滿了凍得硬梆梆的衣物。母親總帶着我和妹妹一起洗衣服。我們都幹得興致勃勃，母親總是大聲鼓勵我們。

母親說，她被調到遠郊區教書後，擠出時間上了函授學院。由於她教學效果好，幾年時間裡成為二級語文老師。母親是非常有上進心的人；工作上從不甘落後。當時能成為二級、一級教師的老師是很少的。二級教師的月工資相當於當時一個十五級幹部的工資（125人民幣）。

母親因實在受不了工作的壓力（每周22堂語文課），便在56歲後就退休了。那是1974年。她當時完全勝任合格的語文老師。從退休到她去世有33年的時間。不過她沒能很好地享受晚年。她長期脫離社會生活，自我封閉，從開朗、豁達逐漸變得神經質，最後精神完全崩潰了。其實這裡面主要原因還不僅僅是她自我封閉，而是和我父親的夫妻關係冷淡。讓我後來非常意外的是，父母結婚不久就有了矛盾，主要是性格上合不來。但他們都是信守承諾的人，把責任看得比感情重要，這就是他們為什麼堅持不離婚，把我們三個孩子撫養成人。對此，我有很多很多感慨，但現在只能化作一聲長嘆。現在父母二人合葬在一起，有在天之靈的話，他們會怎麼想……

想起母親最後的歲月，和家人鬧了很多矛盾，大家都無可奈何。那時我在國外，打電話回去總要求和母親說幾句。她接過電話便說“沒什麼事情就掛了吧，免得浪費錢”。我真不知道該說什麼好。

最讓我遺憾的是，由於種種政治上的原因，我對母親的感情淡漠。她走後總也不來到我的夢中……我過生日了，想到母親，遙祝她老人家天國快樂，也希望母親在夢中見我。過去的恩恩怨怨都永遠地成為過去，我現在想您……

　　　　　　　　從女四中到陳經綸中學

1919年，中國北方大旱，農作物全面絕收，整個華北地區餓殍遍地。日人清水安三號召人們出資賑災，在朝陽門外建起災童收容所。他每天趕着馬車到災區逐村收養災童，總人數近800名。上世紀20年代的朝陽門外窮困破敗，民不聊生，賣春者隨處可見。為拯救不幸的女童，清水於1921年出資在災民聚居區創辦崇貞女子學園。作為學園的開創者，清水安三與妻子清水美穗為學園的發展日夜操勞。在1921年5月28日，崇貞學園正式成立，從而開啟了現在陳經綸中學的歷史。這就是女四中的前身。

北京女四中校址在北京市朝陽區朝外大街38號。

　　隨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學校正式移交給北京市教育局成為公立學校，並更名為北京女四中，但只招收女學生。1954年學校被市政府定為重點中學。1966年，文化大革命揭開序幕。在此期間，北京女四中改名為朝陽中學。

　　1991年，香港企業家陳經綸捐贈給朝陽中學人民幣2000萬翻新舊校園，同時學校被市政府命名為北京市陳經綸中學。2002年成為北京市首批“示範性普通高中”。2003年，學校進行集團辦學探索，創辦了九年一貫制分校，現為朝陽區一所從小學到高中十二年完整教育探索的學校。目前，學校按照朝陽區政府和教委的要求，已轉入“國家級示範性普通高中”的建設。　　　　　　　　

陳經綸簡介：

　　其父樂善好施，在經商之餘，合家族之力，成立“陳瑞祺慈善紀念基金會”。陳經綸從1963年就開始捐辦慈善公益事業，幾十年來，他出巨資捐建了多所學校、醫院等機構，並一直出錢補建、維修等，同時他還捐資用於助學、扶貧幫困、修橋鋪路等，累計捐款已達11847.67萬港元，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可和讚揚。近百年來，陳經綸及其祖父陳澄波、父親陳瑞祺三代人共捐建學校十三所。

附：清水安三介紹

　　1891年清水安三出生於日本滋賀縣的一戶普通農家。中學時代接受洗禮，成為基督教徒。大學時代，清水讀到德富蘇峰的《中國漫遊記》，又在奈良唐招提寺了解到鑒真大師的事跡，於是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1917年清水安三進入中國進行傳教活動。1921年在北京設立崇貞學園（今北京市陳經綸中學的前身）。2006年在崇貞學園建校85周年之際，櫻美林大學在陳經綸中學內樹立清水安三的塑像，以紀念這位充滿愛心的教育家。在北京期間，清水安三跟胡適、周作人、魯迅等文化名人有廣泛的交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清水安三先生回到日本，與妻子清水郁子一起在東京市郊町田市創建櫻美林學園，經過60多年的發展，櫻美林學園成為一所包括幼兒園、初中、高中、大學和研究生院在內的教育聯合體。

　　日本著名作家山崎朋子（《望鄉》的作者）歷時10載，數次往返於東京和北京之間，遍訪眾多當事人，創作了《《朝陽門外的彩虹》，詳細記述了清水安三先生不平凡的一生。該書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文版，由邢麗荃、呂莉、李尚波翻譯，李恩民監譯。

  　清水安三先生有三個頭銜：教育家、牧師、櫻美林學園創始者。在這三個頭銜中，我覺得應該把“牧師”放在第一位。清水安三先生投身教育事業是出於愛，他對於教育的目的也是愛。在陳經綸中學內樹立的清水安三的塑像下面刻着清水安三先生的一句話：學而事人。學習的目的是關愛世人，為人類的福祉服務。而我們的孔夫子教導我們的是：學而優則仕。

　　1917年，清水安三以傳教士身份來到瀋陽，為了更好地學習中文又移居北京。1919年，中國北方大旱，農作物全面絕收，整個華北地區餓殍遍地。清水號召人們出資賑災，在朝陽門外建起災童收容所。他每天趕着馬車到災區逐村收養災童，總人數近800名。上世紀20年代的朝陽門外窮困破敗，民不聊生，賣春者隨處可見。為拯救不幸的女童，清水於1928年出資在災民聚居區創辦崇貞女子學園。作為學園的開創者，清水安三與妻子清水美穗為學園的發展日夜操勞。

　　除勞神於學園事務外，身為日文雜誌《北京周報》記者的清水始終關注着中日關係的動向。對日本在華的擴張政策，他心情極為矛盾：“我有一顆十分愛日本民族的心。但同時又有一種把中國的憂患當成自己憂患的心情。”

　　當時，在華日本人大都有“一等國民”的優越心理，驕橫傲慢。對此，清水批評道：“人不能看見自己的臉，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人的眼睛是一面很好的鏡子”，“我們觀中國人的神情，可以領悟到自己的醜陋。”而對日本人在中國的種種醜行，清水先生更深以為恥：“日本人要再修飾一下自己。不從心裡開始修飾，不觸動靈魂，就不能有熱愛之情，與中國攜起手來是不可能的。”清水先生的正義言行終於激怒了日本軍部，《北京周報》被迫停刊。

　　如果說報紙的停刊使清水失去了發表正義言論的園地，那麼為南京大屠殺的仗義執言則給他帶來了一嘲筆禍”。由於政府和媒體的刻意掩飾，日本普通民眾對大屠殺的情形並不了解。因學園籌款事宜來到夏威夷的清水特別撰文向當地日僑講述真相。該文在當地掀起軒然大波，一些右翼大罵清水為“國賊”、“混蛋”，日本駐夏威夷領事館也指控他侮辱日本軍隊。清水回擊道：“我喜歡北京，更愛中國人，縱然罵我是混蛋，我也還是要完成我的使命。好人多的是，混蛋有一兩個也無妨。”

　　相對於對本國的強烈批判，清水先生對中國一直抱有深刻的同情和期待。當時，中國不少知識精英都曾撰文進行國民性批判。清水先生對此則十分寬容：“在中國的國民性中，常出現使人討厭的東西，但還不曾使人絕望。”清水先生還反對對中國的前途過於悲觀：“如果把中國比作一株老樹，那麼它同青竹般迅速成長的日本是不能比的。老樹不知什麼時候會突然倒地，青竹或許一陣大風就會折斷。枯木的朽掉分外費時，而青竹一旦栽倒，則是驚人的脆弱。”

　　清水安三在京期間，結識了不少中國的知識精英，胡適是他的摯友，周作人與他過從甚密。而與魯迅先生的結識則緣於一次不期而遇。清水先生有一次去拜訪周作人，而主人不在。清水剛要離去，一位中年男子從廂房探出頭來說：“如果您肯見我，請進來吧，我們談談。”進屋後清水才得知這就是他早就翹盼拜見的魯迅先生。

　　晚年的清水還多次撰文回憶魯迅先生。魯迅人格中最讓清水印象深刻的就是“為人非常善良，但直言不諱”。清水曾將自己的漢詩交給魯迅修改。魯迅幾乎一字不落地做了修改，並對清水說：“你不要做漢詩了，日本人不適合。”然後對日本古今的漢詩作了毫不留情的批評，認為日本人做漢詩只講道理，不講詩趣。此事讓清水久久難忘。一般史料認為，日本譯介魯迅始於山上正義的《論魯迅》，其實清水的研究要比這早上七年，在時間上堪稱向日本譯介魯迅的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