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本該早些寫出，才接得上約12頁前的“一”，但剛跑了趟多倫多赴幾位同學聚會，耽誤了幾天。不好意思）

在紀錄片《八九點鐘的太陽》裡，製作者採訪了不少當年的老紅衛兵，如宋彬彬（宋要武）、駱小海，以及一些當事人，如劉少奇的遺孀王光美和女兒劉亭、文革期間因言至罪而遭槍殺的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我對我上大學期間發表的曾轟動一時的遇羅錦的《冬天的童話》有極深的印象）、及曾一度擔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和女兒李南央。影片的其他受訪者還有為文革留下影像見證的攝影師李振盛和趙立魁、畫家黃永玉、學者朱學勤、徐友漁、王力雄等。

劉自立在他的評論文章中認為，“九大一開，事情就基本做完一半。劉少奇既倒，整個回到體制內的操作變得可能。於是，老子們和兒子們，很快就回來了。文革後期，。。。他們從祖國廣袤的窮鄉僻壤，紛紛調進北京等大城市，。。。這就是我們看到的，當年紅衛兵們早就預言在先的前途。現在，卡瑪出來說，他們是牛虻、是受騙者。她錯了！他們一點也沒有受騙。在釋放聯動的人民大會堂里，在上山下鄉、當兵、工農兵上大學的歲月里，在他們應召復命，擔當起各級重任之一刻……他們都很清醒。他們從一開始就預言，二十年後的天下是我們的。他們沒有說錯。所以，他們沒有必要說，他們當年的所作所為是錯誤的。他們沒有說，聯動錯了，對聯錯了，致死無數的人命錯了。毛也好，周也好，江青也好，也沒有讓他們懺悔。血脈們及其爹媽制訂的關於對錯的準則，從來不涉及紅衛兵問題。而回顧三十年前，當他們打死一個個校長，就像捏死一隻只螞蟻的時候，他們就知道，他們有權力這樣做。即便是中央文革，也拿他們無奈。在歡快的殺人遊戲中，他們呼喊的一句詩，就是——‘相信未來’！”。這些看法真是很有見地。我還是拿自己的故事來為劉兄的大文（此文在網上曾引起很大反響，有興趣者可到google找“劉自立”閱讀）作註腳吧。

在上一貼中，有網友（鐵獅子胡同）曾談到“大院文化”，認為“純粹意義上的大院文化應當是海軍大院兒、空軍大院，軍政大學和王朔他們那個部隊院兒或是西郊的各個大學、學院大院（老五道口住過）（--江郎註：“老五道口”是萬維的著名寫手）等，院內服務設施一應俱全，和機關單位捆在一起。當然大院文化（此詞起源王朔）在你們身上也是有很深烙印的，你們也是大院文化的一部分。”我估摸着，鐵兄大概是在鐵獅子胡同一號（即段祺瑞執政府，人大宿舍）住過，我在那裡也曾有過不少故事，此是後話。

其實，大院文化是一個還沒有定下性來的新詞，應該還可以有“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餘地。我不知道，在西方發達國家所謂的富人區是否就是我們的“大院”呢？我的回貼說：鐵兄“你說的對，但‘大院文化’不可定義太死了，我認為，只要這一片兒樓群是相對集中的某機關宿舍，有沒有圍牆，門口有沒有把門兒的，並不重要。關鍵是這是一幫子勢力，利益群體，儘管他們內部也有各種矛盾，但外人看來這是一幫子。於是就有了打群架、跳集體舞、集體刷夜。。。。”中國的大院文化的發源地，好像應該從“寧榮二府”算起，但也不對，寧榮二府是一家一院，雖然裡邊上上下下、前前後後牽連了近千口子人，毛老頭說好似整個封建社會的縮影，如果不把他們看成是一家人，忽視小血統，從歷史大血統、歷史血統論（這又是一個耐做的大題目）的角度看，裡邊的關係還真像今天的大院。---這話題以後再說。

我住的甘家口國務院宿舍樓，文革開始時剛剛建成，那個地塊兒因為東西狹長、南北奇窄，似乎很難搞成大院。也許當時北京近郊成四方形大塊的幾通一平的土地已基本上被各大機關、部委圈占，搞成了像鐵獅子胡同附近人大宿舍（那院兒我熟，是在段祺瑞執政府舊址內又蓋了不少蘇式住宅樓，把好端端的國寶級文物糟踏了，但我預言它將會被恢復原狀）那樣的機關大院。所以，建國初期以老大身份住進中南海的中直和國務院機關的家屬們（這可是真正的“大院”，毀的也是No.1級的國寶——值得慶幸的是他們當年沒腦子一熱直接搬進紫禁城），當文革暴風雨突至，形勢要求他們立馬捲鋪蓋卷時，有點傻了眼和措手不及，再說當時的形勢也顧不上講那麼多排場，於是就形成了甘家口那種怪胎式的“大院”，也算是為大院文化添了點兒彩吧。

我見過的離我最近的、原汁原味的老紅衛兵（我上中學時紅衛兵的性質已變成共青團的外圍組織，與《八九點鐘的太陽》裡的紅衛兵已經不是一個概念了），是我家隔壁的24號門賀三兒家樓上的張寰（見《我家住在中南海》第 254、356頁 ）那時，老紅衛兵（以下簡稱老兵）先是由一些中學的紅衛兵組成，造反，寫慷慨激昂的文章（代表作有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 神萬歲》和北大附中彭小蒙的《給毛主席的一封信》等），接下來是打砸搶抄抓。隨後出現了西糾（西城區糾察隊）、海糾（海淀區糾察隊）等有中央領導作後台的糾偏紅衛兵，實際上有點像憲兵隊；完後就是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我印象中，張寰是聯動的。
當時，張寰家住的24門，是我們那座樓緊東頭的單元，他家好像住在四層，賀三兒住三層，黃喜兒住二層。那時，我們幾個都還是小學生，小學早已停課鬧革命，大人都在“文革”自顧尚且不暇，沒人管我們，生活就一個字“玩”！我經常去的地兒之一就是黃、賀家，有時就能從東南窗戶外看見烏泱烏泱的來了一大幫子騎自行車的大孩子，那就是被稱為“閘不靈大隊”的老兵們。他們是來找張寰的，在他家裡集合，開會，聯合行動。
我們最關心的是樓下橫七豎八停在那裡的一大片自行車，它在我們眼裡，就相當於現在男孩子眼裡的汽車博覽會。我們立馬跑下去，我 操（當時男孩子的口頭禪，相當於現在的我靠）！一水的“永久牌”，相當於現在的寶馬奔馳牌，還得是錳鋼的（標誌是腳蹬子腿兒是方的，普通鋼的是圓的），相當於寶馬奔馳的頂級系列。當時買得起自行車的人好比現在國內買得起汽車的人，那高乾子弟顯示高貴血統的自然是價值190多元的錳鋼車（普通自行車約110-150元左右）。還有，車座子要拔到最高，顯示車的主人個高腿長，那年頭五短身材挺自悲的，給人的印象是血統低，家境不好，營養不良。可悲的是高乾子弟並不都長的瘦高挺拔玉樹臨風，也有不少矬地蹦，但他們為了威風卻又不得不把車座子也拔得老高，騎在上面一扭一扭的，也不知他們怎麼上去怎麼下來，真難為他們了。再有，車鎖一定得是鋼絲彈簧鎖，為的是打群架、抄家時抽人方便。
賀三兒他哥賀新生（見《我家住在中南海》275頁）和張寰他們同齡，一撥的，有時賀三兒偷偷把他哥的“寶馬”騎出，我們幾個趕緊一塊兒抓緊時間猛練。個兒小，車座子降到最低也夠不着，只能掏襠騎（斜麼叉子從大梁下面鑽腿進去騎，相信不少人是這麼學會騎車的）。有時技術不靈“跨叉”摔那兒了，要是別的牌子的車就慘了，腳蹬子大腿肯定會彎，蹬不了不能轉了，我們還得湊錢去修車鋪請師傅用一種特殊的傢伙給“拿”過來，“拿”一次五毛錢，對我們這些小屁孩兒是筆巨款。這時，錳鋼車的優勢就顯出來了---甭管摔多狠，腳蹬子大腿絕對不會彎！
我們正對誰誰誰的什麼什麼車品頭論足比劃的正歡時，這幫子老兵西里呼嚕開完會下來了，我們趕緊的跑到一邊去，倒不僅僅是害怕，單是那陣勢一般人看了都會退避三舍的，有點像連續劇里官府出巡的勁頭。遠遠看見他們多半一水的將校呢軍裝，有的在軍裝外面還罩上一件學生藍的中山裝兜的外衣以示保護愛惜這身顯示血統的行頭，腳蹬將校靴（一種沒有鞋帶的側面是鬆緊帶的高腰黑皮靴，市面上絕對買不到），左臂上帶着至少八寸寬的紅衛兵袖章，當時小哥幾個也許想：“大丈夫當如是耶！”趕到近40年過去，當年叱詫風雲的那幫子當官的當官，發財的發財，也有一些人呆頭呆腦幾次機會抓不住只好守着祖業吃瓦片兒（靠父輩留下的幾棟房子收租過活），再看滿世界的俗文化都是帝王將相才子佳人豪門恩怨藍血英傑，不由你不感慨：這個世界還真是你們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