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下鄉的年代是階級鬥爭的年代，為數不多的小說電影中充斥着階級敵人搞破壞、知青與之鬥爭的故事。遵照毛主席的教導，我在經歷農村中的風風雨雨中，階級鬥爭這根弦繃得緊緊的，碰到事兒常常自覺或不自覺地用階級鬥爭的變色鏡加以審視。

剛當上生產隊長時，來到菜園查看情況。隊裡原來的老保管在菜園做活。這位老人年過六旬，黑黝黝的消瘦面孔布滿了刀刻般的皺紋，口角向下伸延的有力線條顯出幾分倔強。不知為什麼，這副模樣正是我心目中貧下中農的標準形象。而且，老人在隊裡口碑極好，大公無私，脾氣耿直，為此得罪了不少沾集體便宜的人，後來因為家族鬥爭而下台。和他一起幹了一會兒菜園的活後，我們背靠着看園的小屋歇息。我們這是第一次見面，但只有很快就仿佛毫無間隔了。

“小劉，小心隊委會那幫傢伙背後搗鬼”，他提醒我。

“不會的，我們大家梃團結的，”我還一本正經地維護隊委會的集體形象。

“你這個小青年，懂什麼？晚上到我家裡來！”他失去耐心了，毫不客氣地說道。

當晚，我來到他的家中，他的隔壁即是我們生產隊副隊長的家（第一位副隊長撂挑子後換上這一位），只有一院牆之隔。這兩家雖是鄰居卻相當生分，互不往來。為了避嫌，我們儘可能地減少聲響。當時輕手輕腳的走動，輕聲輕語的交談，仿佛是電影裡看來的地下工作一般，至今記憶猶新。老人給我講了隊裡的家族鬥爭，隊委會中現任保管貪圖小便宜的問題，副隊長私心過重，試圖架空我的種種做法，等等。沒想到，老人不在隊裡上工，卻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對各種事情瞭如指掌。我們素昧平生，現在一見如故，坦誠相見，我深為感動，但無從解釋，只能認定這是貧下中農的階級感情所致！

因為這個信念，我還做了件可笑的事。這位老保管告訴我，與我同時上任的保管手腳不乾淨，常常將隊裡的東西拿回家裡，占為己有。我聽了以後，腦子裡浮現出在小說廣播裡聽到的有關革命群眾如何與階級敵人做鬥爭的故事，於是曾經幾個晚上躲在場院的麥秸垛邊，試圖當場抓住階級敵人的黑手。當時身依在霉味充鼻的麥秸上，一邊豎着耳朵聽動靜，一面幻想着我跳將出來、當場人贓俱獲的戲劇性情景，心中激動不已。當然最後是無功而回。用現在的眼光來看，這無疑是患上了狂想症的舉動，得送心理醫生那裡瞧病去。文革中是不是有許多這樣的狂想症病人呢？

上面說過，村子裡，我當生產隊長的生產隊是一個“敵情”比較嚴重的地方：全村唯一的一家富農成分在這個隊裡。（其實我說過，只因如此，這個隊實際上最容易管理。）另外，在若干年前有一貧農家庭的三個兄弟偷聽敵台，被許諾的黃金美鈔迷了心竅，居然傻乎乎地按敵台給的地址寫信去香港，想與特務組織取得聯繫邀功請賞。信件當然落在公安局手中，三兄弟被逮捕入獄。大兄二兄試圖越獄逃跑，被加刑懲罰。當我們下鄉時，三弟已經刑滿釋放。因為這個歷史，他找不到媳婦，三十餘歲仍然獨身。在生產隊裡的任務是為每個造肥池不斷地送土加料，整個活計都是他一個人包攬，每天獨來獨往。可能是勞改經歷和歷史包袱的壓力，他高高大大的一條漢子，但總是低頭彎腰，偶爾說話也是嗡聲嗡氣，含糊不清。

他有一個妹妹也為此受到牽連，已經近三十歲還沒有婆家，這在農村已經是公認的嫁不出去的老姑娘了。每天與隊裡的婦女一起出工，倒也沒有什麼兩樣。只是沒有出嫁的姑娘大多把頭髮紮成短辯，而她的頭髮已經和出嫁的婦女一樣剪成短髮了。

當生產隊長不久，就碰到毛澤東逝世。階級鬥爭的火藥味頓時濃厚起來，“嚴防階級敵人乘機搗亂”的指示頻繁下達。就在這時，有人向我報告說，這位老姑娘在悼念毛澤東的靈堂里偷笑。我頭腦中的階級鬥爭的那根弦一下子繃緊了起來，馬上向大隊黨支部書記匯報。支部書記當即指示要嚴加批判。

那是三秋農忙季節，在種麥子之前突擊平整土地，擴大播種面積。因此隊員們常常晚飯後挑燈夜戰至八九點鐘。在夜戰開始前，我把全隊社員召集在一起。記得那是一個漆黑的夜晚，只有遠處挑着的幾盞燈光勾畫出了人群的輪廓。我站在地頭的一塊高處，義憤填膺地大聲譴責這位老姑娘的反動行為。下面一片寂靜，我尖利的聲音在空曠的田野中傳得很遠很遠。散會後，這位姑娘找到我，哭訴道這是子虛烏有的捏造，是與她不合的姑娘泄私憤報復。當時我也頗有些懷疑這件事的真相，但是在貧下中農子女和壞分子的不同證詞之間，我只能相信前者，對她厲聲斥責。好在因為這種懷疑，我以後未再追究這件事。

在我當生產隊長的經歷中，這件事是我最為內疚慚愧的。毫無根據地冤枉一個無辜的社員，而她有什麼罪過？她的唯一罪過就是她碰巧是那幾個傻瓜弟兄的妹妹！我每次回憶起這件事，心中總是湧出深深的歉意。

但是，另外一件“整人”的事卻是我至今不悔的。生產隊裡有一個貧農成分的大家庭，父親曾經當過大隊黨支部書記，在四清運動中因為貪污而免職。他有五個兒子，有的在外工作，有的是復員軍人回到村里勞動，其中的“小五子”是隊委會的“貧協組長”。這個家庭在生產隊裡的勢力最大，大家對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敢怒不敢言。這家許多年前在生產隊借了數百斤糧食至今不還。但是，因為這個家庭的勢力龐大，沒有人敢過問這件事。我當了生產隊長後，有人乘機提出這件事，想借我的手來解決問題。我在了解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後也決定要管一管。於是，我通知這個家庭要限期還糧，如果他們不做，就開始從下一輪生產隊分給他家的糧食中扣除。不料這一下子我可是捅了馬蜂窩。

那時，我每天晚上在隊裡場院記工，並簡單地講評當天的工作。所以，社員也被我訓練地晚飯後都自動地聚集在場院集合，開一個簡短的碰頭會。這一天，這個前支部書記和他的一大堆家人突然簇擁着一起來到場院。這位以前的村領導，平時在大隊果園悠哉做一點閒工，從不參加生產隊的活動，雖然早已經不在任了，但是餘威猶在。他的出現，使得場院的氣氛頓時緊張起來，社員間的嬉笑打鬧突然停下了，大家都在靜觀事態發展。

“為什麼逼我還糧，而xxx （從我們隊出任的大隊會計）借糧不還，你咋不聞不問？你這是偏袒幹部！”他大聲對我發難。

“這兩個情形不一樣。你借糧多少年了？你借糧的原因是為什麼？xxx的情形又是為什麼？”我毫不客氣地反駁道。

原來，原黨支書借糧是當年為了退賠貪污款物，是四清時節的事情，至今已經十餘年了。而xxx借糧是因為老母重病，是近年的事情。農民的心裡有竿秤，是非曲直分得清清楚楚的。

幾個回合後，對方無理可依，啞口無言。於是他軟下來說，這些借糧已經分到幾個孩子的家庭里。如果我一定要從隊裡分糧中扣留借糧，就從他們各自的家庭里扣除。

人群中發出了輕輕的嘲笑聲。餘威掃地了，人們鬆了一口氣，悄悄地表明了立場。

“借糧是你借的，只能在你的帳上扣除。你願意分給誰，那是你們家裡的事情，和隊裡無關，” 我當即拒絕。

一個人們望而生畏的人物就這樣自討沒趣，灰溜溜地走了。據說後來子女幾家為了承擔還糧的分派，吵得不可開交。

不料從此這一家和我結下了不解之仇，新的陰謀又在籌劃中。這家有弟兄五人，最小的小五子二十出頭，是隊委會中的貧協小組長，所以他的角色通常是在男勞力的活兒帶隊。一天，當我派他帶隊勞動時，不料他毫無來由地突然暴跳如雷，拒不執行。

“如果你不願干，就回家呆着去，隊裡不給你派活”，我當即宣布。這一招在人民公社時期是致命的。不派活，就意味着他不能掙工分，沒有收入，這等同於現在的“下崗”一說。

“不派活就不派活”，他掉頭就走。

當時正是麥收之前。按慣例，在割麥子以前隊裡要給各家分一次糧食，意思是讓社員好好吃飽，準備苦戰。另外一個目的是把糧倉倒出地方來，以便囤積馬上收穫的麥子。我通知保管，停止給“小五子”家分糧。

一天過去了，兩天過去了，他終於沉不住氣了，前來乞求恢復上工。先是他的媳婦來求情，被我打發回去。後來他親自來了，不停地賠不是，說他上次的暴跳都是別人調唆的緣故。

“這不，他們還寫了狀子，讓我到公社去告你。我都沒有去，把狀子撕了。”他表白道。

我把這件事告訴了支書。支書的階級鬥爭意識強，要我馬上討回告狀的信件。當晚，支書和我把那些撕碎的告狀信片件拼對起來，查看內容。原來是告我重用壞人，打擊貧下中農。

“打擊貧下中農”，當然是指我對他們的處罰了。

說起來“重用壞人”，這是指我經常向隊裡的一個富農成分的老漢請教農活。他是唯一富農的第二個兒子，五十餘歲，是隊裡公認的農活好手。現在想起來，當年成分高的人家多半都農活手藝高超、辛勤勞作。我乳臭未乾，當上生產隊長，對農活一無所知，只能依靠這些高人指點。而他也十分關心隊裡的生產，經常主動地提醒我，比許多貧下中農還要關心集體。最為令我起敬的是，他給我提建議時，不象有些成分不好的人那樣低三下四，他就象是在經營自己的家業那樣認認真真，理直氣壯。那時我有一個慣例，就是時常在清晨帶着他和隊委會幾個幹部到地里踏青，就是到隊裡各塊地里走一遍，一邊走一邊聽大家議論指點哪塊地需要澆水施肥鋤草點播，等等。然後我會根據這些建議進行生產部署。這是我跟以前的生產隊長學的，我的農業知識就是這樣一點點積累起來的。

我還清楚地記得這些鏡頭：清晨的農田中，幾個人時而俯身查看苗情地墒，時而指點議論遠處地況。沒有喧譁、沒有疲憊，只有對新的一天的期望。這時，大地才剛剛醒來，一片安祥，霧氣還沒有完全褪去，腳下一畦畦綠茵茵的麥苗，遠眺一片霧氣朦朧中樹木天際隱約可見，田野草木的清新夾雜着幾縷遠處飄來的炊煙，沁人心脾，親切怡人。腳上的膠鞋不一會兒就被田裡的露水浸透了，霧氣也在臉上身上悄悄地灑下濕潤，行走間仿佛在經歷着大自然的沐浴洗滌。

一個富農子弟不下大力幹活，而是和隊長一起在田裡走來走去、指指點點，正在地里幹活的貧下中農看在眼裡有些意見，在那個年代也是可以理解的。

說起來真怪，我在農村的觀察是：越是成分好越不好好幹活；越是成分高，農活把式越好。看官，你給俺理論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