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類”哥們兒

    福生是我在農場當“知青”時交結的哥們兒。這次回京過春節“荒友”幾次聚會他都來了，大家敘舊甚歡。他現在剛剛退休，心臟添了毛病不能多喝酒，每每看着酒杯搖頭，說“真想和哥兒幾個好好喝幾杯”。

    其實福生和我本是一個中學的。“文革”初期的1968年初“複課鬧革命”，我們這些在街頭晃悠了一年多的小學五、六年級小學生都就近進了中學；算是初二、初一的學生。剛上中學的時候學校里那個亂，成天就是打架鬥毆。有時我們也到北京郊區“學農”兩個星期。記得有一次“學農”期間，我們這個年級的師生開批判會。被批判的五、六個人當中就有福生。除了他，別的被批判的人我全認識，都是成天在學校里滋事打架的主兒。我當時有些詫異，又瘦又小的福生因為什麼被批判？他如果不被批判，我可以說根本不認識他；就那麼不起眼兒。批判會一開，“革委會”的人數落到福生的“罪行”我才知道，原來他是“佛爺”；這是北京話，小偷的意思。如果是個成天在街頭鬥毆的小流氓，我還真有些佩服，但對“佛爺”就不以為然了。我想當時的孩子們絕大多數人都會這麼想的。有人說他那老工人的父親事後把福生吊起來打，但他仍然當“佛爺”。

    1969年秋天我去山河農場當“知青”；一上火車就看到福生坐在我對面。原來我們是一塊兒的。那趟“知青”專列走得慢極了，三天兩夜才到黑龍江的嫩江縣。在火車上，福生完全像個孩子一樣的打打鬧鬧。他拿我沒完沒了地尋開心，我被他捉弄得哭笑不得。不過他沒有惡意地欺負我。在去山河農場的北京“知青”中大致分兩類人，一類就是像我這樣的，屬於“出身”有問題的；一類就是像福生這樣“本人表現有問題”的。當時車廂里能打能鬧的“刺頭”有的是；福生和一幫子“頑主”（流氓團伙的意思）混在一起。按理說，他要欺負我，那我也只有忍氣吞聲。

    在農場最初的那兩年裡，福生是出奇地能折騰。我們一個宿舍，見到他幹的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太多了。然而我對他的印象竟漸漸好起來。這主要是因為他的“胡作非為”有太多仗義的成分；另外，他有點病態般的自尊，你只要對他以誠相待，他就成了他的“鐵哥們兒”；誰要是看不起他，他就找碴下狠手打架。我就這樣被他納入“鐵哥們兒”的圈子裡。當然，他如果有難，我也得拼死保護他。真沒想到他是個意氣深重的人。還有，如果宿舍里某個人的行為太下作，他的捉弄是非常無情的。

    宿舍里有個北京青年，我們叫他J吧，我現在認為他一定是精神上有些障礙。這傢伙總小偷小摸，把同宿舍的人的鞋子、毛巾，甚至吃的偷走，藏在他的箱子裡。你說說看，都是一個宿舍的，這傢伙偷了同宿舍人的鞋子和毛巾，那他什麼時候用？一用不就漏餡了？再說，鞋子和毛巾又能值幾個錢？偷了同宿舍人的饅頭就藏起來，這簡直是動物的行為。因為發現了J的不齒行為，福生開始無情地捉弄他。有一天福生趁J不在宿舍的時候就把J的箱子撬開，裡面果然有好幾雙很新的農田鞋和好幾條用了沒幾次的毛巾。宿舍里的人們都上來看，失主剛要領回自己的東西，福生說先等等。他把這些鞋子和毛巾和J的箱子都放在宿舍門口“展覽”。等J回宿舍時，見狀便放聲大哭。他真得哭，太沒臉面了。

    大家都以為J得收斂了；沒想到他仍我行我素（所以我認為他有心理障礙）。這次福生是讓J的箱子“不見了”。J發現自己的箱子沒了，當然知道是福生在捉弄他，於是便苦苦哀求福生。福生先說“不知道”，後來就往宿舍外邊的取暖用的麥秸垛說“在那裡”。J拿個四齒叉子花了好幾個鐘頭的時間把麥秸垛翻了個個兒，結果什麼都沒有。他知道自己被福生耍了，但沒辦法，還是得再次哀求。福生買了半天關子又說“我給抬到女宿舍那邊去了”。J只好遠遠地圍着女宿舍轉，看見女青年就問看沒看到他的箱子。當然，這也是沒有結果的。就在J又放聲大哭的時候，福生說：“要你的箱子也可以，就是當着眾人的面把自己的箱子打開。”J只能滿口答應。原來J的箱子在福生的箱子裡。福生的箱子特別大，正好能把J的箱子裝進去。

    J得到箱子，被迫打開，裡面又有同宿舍的人的鞋子和毛巾。大家無不辱罵J。第二天中午，我忽然看見J拿個四齒叉子緊緊地追趕福生！我大吃一驚，橫着衝過去把J推倒在地。福生過來就狠命地踢J。J大哭着喊“我不想活啦，我不想活啦”。我當時攔住了福生，心情真有些矛盾。

    福生在農場時仍然偷東西。他偷的主要是吃的，比方說連隊養的雞鴨。他弄到“好貨”後就招呼着宿舍里的哥們兒一起收拾。那我也只能成為“同案犯”。在我們把這些“好嚼股”吃到嘴裡時，福生高興極了。他那會兒手舞足蹈的快樂樣子仍歷歷在目。那年中秋節前，青年食堂從連隊那兒得到很多鵝蛋、鴨蛋和雞蛋。預備第二天過節全連隊“知青”吃。那天下午，有人陰沉着臉回來說，連隊的“革委會”主任先拿了一書包蛋走了。大家面面相覷。

    福生悄悄地跑到放蛋的倉庫附近看。回來便和我們商量個大膽的計劃。那倉庫的門用大鐵鏈子瑣上了，不過有個窗戶，沒有玻璃但有很多結實鐵條牢牢地釘着。倉庫的地上就放着那大鋁盆蛋。你可以把手從鐵條的縫中伸進去，但距離蛋還很遠。他準備用一根竹竿綁上個湯勺，這種“加長湯勺”能把蛋舀出來。好啦，我又成“同案犯”。當夜，哥兒幾個放哨的放哨，舀蛋的舀蛋，緊張地忙活了好一陣，弄到幾十個蛋。福生此刻笑笑，“行了，夠咱們吃的就行了。貪多嚼不爛。”中秋節過後，福生會時不時地悄悄地塞給我一個煮好的鵝蛋，臉上笑眯眯的。

    然而1972年福生被判了刑；當然不是在農場“非法行為”。那年冬天我們一起回北京過春節，但開春後他說想在北京再多待些日子。隨後的消息是，他開始在北京夥同其他人溜門撬鎖，最終案發被判五年徒刑。知道福生“栽”了的消息後，我總想：如果我有福生那樣的好“出身”，就好好投機一把，爭取當“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真的，福生為什麼不這麼想呢？

    原以為不會再和福生見面了，沒想到1977年他刑滿出獄，又回到山河農場。不過他沒有回到我們的連隊，而是去了有許多刑滿就業農工的十二分場。知道他出來了，我挺激動。福生所在的十二分場那個連隊距離我所在連隊不到二十里路。我們當年和福生要好的哥們兒有空就去看望他。

    福生完全變了。他在這五年裡長得高大了，性格也老成了許多。他見我們能來看他顯得非常高興，講他所在的十二分場的這個連隊太寂寞了。也是，周圍的人都是農工“老炮”，比他都大一代人（過去山河農場是勞改農場）。一個個除了幹活成天不講話，收工回宿舍，幹部們還讓他們剝麻稈，說那就是休息。他給我們講了監獄的日子，說那裡的“知青”多了去了；甚至我們連隊打架打死人被判刑的三個“知青”他也見到了，只是不是一個車間的。在獄中他是干車工的，一連五年都是開車床。那時候就盼着能出獄，沒想到出了獄卻到了這麼個死氣沉沉的環境。他當然知道當時“知青”都在千方百計地返城，說到這兒他臉上浮現出茫然和憂傷，覺得自己會一輩子這樣活着留在農場。

    其實那時我也完全變了；變得非常的反社會。在連隊裡已經被幹部們稱為“活土匪”。我當時就是想讓那些農場的幹部們難受，千方百計地和他們作對。如果福生沒被判過刑，能成天和我們在一起該多樂！在我離開農場返回北京時候總想起福生，想到他就心裡難過。其實後來福生後來也辦回了北京。他和我們一樣都重新開始投入北京的生活。

    福生回到北京後，他父親退休讓兒子“接班”。福生在工廠里幹得很出色，非常的敬業；那時竟然有個小女徒弟死死地追求他。那女孩兒比福生小十歲，模樣好看且顯得天真。女方的家裡是個軍隊幹部，聽說閨女愛上了“前盜竊犯”便勃然大怒，堅決阻止他們的戀愛。福生告訴愛戀他的女徒弟，說“你別找罪受了，比我好的人有的是”。那小姑娘面對家裡的反對和戀人的消極態度當時就自殺。還好自殺未遂。此後的事情順理成章。他們終於成了一家人。這真是個典型的愛情故事。他們結婚後，我們聚會時總希望福生把妻子領來讓眾哥們兒見見。有一次他還真的領來了；挺靦腆的個姑娘。大家起鬨，讓福生講講“人家是如何看上你的”。福生笑笑，“她傻。”他妻子臉一紅，拿拳頭輕輕打福生。我們便哄堂大笑。

    長話短說，一晃二、三十年過去，我們都六十歲退休了。現在福生的父母和岳父母都走了，都是福生照料下走的。他有話，“我們這會兒就這‘活兒’得正正經經干；把老人穩穩妥妥地送走。”嘿嘿，福生實際上天生一副好心腸。

    這次“荒友”們的聚會上我還能喝幾杯。看到我有了醉意，福生會坐在我旁邊，時不時地拍着我的背，不說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