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焦點訪談里曾經採訪過陝北邊遠貧困山區的農民，在問到為什麼家裡已是一貧如洗的情況下還要生小孩的時候，一位精瘦的漢子是這樣回答的：“天核（黑），墨（沒）燈兒，墨（沒）事兒干！”這段經典的對白立即成了辦公室里最流行的答案，用來解釋一切不想干而又幹了的事情。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都是陝北的農民，只不過我們的興趣在"吃"上而已。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可以從容地回憶起放縱在吃上的種種樂趣，但卻很難找得出任何一次冒險、探索的經歷。
說起來我們從來都不是一個特別能折騰的民族。似乎在我們五千年的歷史上，還沒有出現麥哲倫、哥倫布那樣滿世界轉悠，整天琢磨着從其他民族身上撈點什麼的惡棍（或者英雄），就算是曇花一現，七下西洋卻一無所獲的鄭和，也只是給歷史學家增添了對其動機的無窮想象空間而已。再說了，一個太監...！！光憑這一點，衛道人士就足以 褫奪其被供奉在祖廟中啃冷豬肉的一切權利。在我有限的歷史知識里，中華民族似乎總是蜷縮在長城內忙於抵禦外辱，反抗侵略，總是“到了最危急的時候”。在強大的王朝，例如西漢、盛唐時期，自然可以兵來將擋，水來土淹，給說評書的留下不盡題材；但碰上苟安的昏君，大家只好祭出“你有狼牙棒，我有天靈蓋”的法寶，殘喘度日了。
但一旦轉到“吃”這個話題上，哇靠！誰敢與吾國吾民爭鋒！我敢立刻和你賭一分錢（現金！不賒賬！），即使毛頭小子，和老外比起來，也是吃過的鹽比他們吃的米還多（當然，大家就不要深究吃鹽多是否有損健康，老外是吃麵包還是吃米這樣微不足道的話題了）。
以我為例吧，我自認為，我的人生旅程就是生命不止，吃喝不停的歷程。
我不幸生於七十年代初，童年成長在共和國缺吃少喝的艱難年代裡，出生時僅僅三千克，而我的父母供職於文教衛生的清水衙門裡（他們不幸退休於醫院和大學成為印鈔機器的光輝歲月之前），並成功地用微薄的死工資撫養了我哥、我姐和我三個大學生。僅僅憑這一點，根本不用再提醒我為人父母的其他艱辛，就足以讓我從心裡感激他們一輩子。但我的感激並不能掩蓋我們家，就像所有的鄰居一樣，一直生活在不能滿足基本物質需求的陰影中的事實：我上學以前一直是以頭大身子小的當代小蘿蔔頭的形象出沒於大雜院兒中。
這也難怪，雖然是了不起的“城裡人”，大家還是都靠少得可憐的憑票供應的物資生活。在偶爾供應肉的日子裡，我爸總是清晨四點出門排隊，以便買到肥一點的鮮肉；我哥我姐會去幫菜店的人推板車上坡，僅僅是可以不用排隊，先買到 爛得少一點的好蔬菜（似乎那年頭就沒有不爛的菜） ，即使最年少的我，也還依稀保留了和大人們一起刨出樹樁，曬乾以後當柴燒的記憶。記得在剛粉碎“四人幫”的時候，生活尤其困難，糧食定量里苞谷的成分占了多數。有一次，我忽然問我媽 ：“不是都說華主席粉碎了“四人幫”，生活就會好起來，怎麼我們家反而老吃苞谷面？”我媽顯然嚇了一跳，沒想到我小小年紀會問出這等反動問題，四顧無人，才回答我說，“華主席是要我們先把以前的粗糧吃完，才給我們配細糧呢。”
即使是在那樣的環境裡，“吃”仍然，至少在某些時候，給我留下了許多美好的記憶：例如，回鍋臘肉（當然是回鍋臘肉！），洗淨煮熟的臘肉切成巴掌大的薄片，旺火爆炒，在 爆油的噼啪聲和勾魂的肉香中捲曲，縮成我們四川人所說的“燈盞窩”，再加入料酒、醬油、郫縣豆瓣以及青蒜苗、尖椒等“翹頭”一起煸炒，霎那間奇香四溢，饞蟲橫生。重慶人用“翹頭”的手法和做人一樣豪放，決不墨守成規，一年四季，田坎上生，庭院裡曬無不可入菜。萵筍頭、胡蘿蔔、地瓜、豆乾、紅薯干、麥粑、干鹹菜、折耳根、竹筍、蒜薹、大蔥、干豇豆甚至紅苕粉皮......實在是沒辦法一一列舉。每當大人炒肉的時候，我一律是口水嘀嗒傍在廚房門邊觀戰，而一旦大功告成，我爸（或我媽）總會 挾起盛盤後鍋鏟上剩下的最後一塊肉塞進我嘴裡。肉的味道已經忘得差不多了，但當年的場景還一一在目。
而最讓我喜悅的，還是回農村老家過年。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四川農村的生活都非常艱苦，但春節前後卻是例外。那兩天，多貧窮的人家，都會殺一口豬過年；而一旦有客人上門，不管多麼節儉的主婦，也會傾其所有來款待。一入家門，首先端上來的是一人一碗加了大量白糖和豬油的水煮荷包蛋（當年的人們並不崇尚清淡的食品），如果主人富裕或者婆娘能幹，或者兩者皆是，你還能幸運地發現碗裡有醪糟；而零食 自然是自家曬的酩酩甜的紅薯干 ，在糖憑票供應的日子裡，這可是足以讓娃兒們興奮不已的最佳點心。於是，在青瓦土屋前的壩子裡，在四川冬天裡難得一見的陽光下，大人們張家長，李家短的龍門陣聲和孩子們嘴裡的“嘎嘣”聲往往會一直持續到天黑，被代之以“回屋頭吃飯囉”的吆喝 為止。
這時候，才開始了春節真正的高潮：年夜飯。 各家各戶的年飯當然各不相同，但有幾大碗是家家必備的：燒白、夾沙肉、炒臘肉、臘骨頭熬湯。桌子正中間的，必然是燒白--四川風味，用水鹽菜襯底的扣肉。每塊肉一定要有三寸見長，二寸見寬，數十塊一起裝進當地所能找到的最大海碗，方能顯出主人家的大方和氣派；燒白旁邊的，則是夾沙肉--和扣肉大小差不多，但 足有兩塊厚的肉從中間切開，塞入紅豆沙（四川叫做喜沙）和糯米一起上籠蒸製而成。這兩樣菜都以肥肉為主，一咸一甜，相得益彰，實在是當年長時間不“打牙祭”人們補充肚裡油水的絕佳菜餚。但如果運氣不好，主人比較吝嗇，就有可能故意不把肉蒸透，這樣即使最能吃肉的“莽哥”，也不敢挾上第二筷子。遇上這種情況，客人只好嘴上高頌“菜真豐盛”，心裡表達要和主人的上溯八代女性前輩先人全部發生超過友誼的關係的願望。
至於炒臘肉和臘骨頭熬湯，則是典型的川風農家菜。其中，後者用醃過的豬筒子骨，配以青菜頭，或干豇豆，或芋頭，或海帶等小火慢熬，臘肉獨有的香與骨頭特有的鮮，讓人一喝難忘。離家多年之後，我 曾經獨自淪陷在上海並快樂於骨頭煲，也許根源在此吧。
除了以上幾大碗，其餘的菜就要看主人的富裕程度和堂客（老婆是也！）的手藝了。對於講究的人家，大概還會有臘豬心、臘豬舌、臘豬頭之類的涼菜，後院養的土雞，自家池塘抓的草魚，自留地里長的豌豆尖等等，愛喝酒的人免不得還要來上二兩 紅苕老白乾。不管怎樣，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都是不入流的菜品，但在當年，可能一個農民全年一半的脂肪和蛋白質，都是靠春節十幾天的伙食來解決。
當然，後來就有了大家習慣用來寫八股文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更重要的是，我哥、我姐都先後參加工作，並且混得還不錯。他倆在“吃”的方面， 也都有較強的愛好，所以，我們家也跟着上了一個台階。但對我來說，真正“吃”出一個新境界，還是在我自己工作以後。
然而，無論是貴到順峰的燕翅，明珠的太子蟹，抑或是便宜到甘家口的牛肉麵，新疆村的大盤雞，似乎都不如當年的大肉、下水讓人神往。也許，五十年後，當回憶起最為心動的美食的時候，肚子燉雞、豌豆肥腸等“窮人樂”還是會占據最主要的位置。
只是廉頗老矣，不能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