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光亞（上）

簡介：

朱光亞（1924年12月25日－2011年2月26日），出生於湖北宜昌，原籍湖北漢陽，核物理學家。1941年考入國立中央大學物理系，1942年夏轉入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1945年畢業。獲美國密歇根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後於1950年春回國。回國後，朱光亞擔任北京大學物理系副教授。1953年1月，全國院校調整，調往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任教授。1956年，參與籌建近代物理研究室(1957年劃歸北京大學)，擔負起為中國培養第一批原子能專業人才的重任。

1957年後從事核反應堆的研究工作，與鄧稼先等負責並領導中國原子彈、氫彈的研製工作。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1986年6月至1996年5月，先後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副主席、主席，1996年5月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名譽主席。1994年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同年中國工程院成立，朱光亞出任工程院首任院長。

2004年12月，為表彰朱光亞對中國科技事業特別是原子能科技事業發展做出的傑出貢獻，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國際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批准將中國國家天文台發現的、國際編號為10388號小行星正式命名為“朱光亞星”。

朱光亞先生1938年至1941年先後就讀於合川崇敬中學、江北清華中學（今重慶清華中學）、重慶南開中學。1941年至1942年在西遷至重慶的國立中央大學（現南京大學）物理系學習。 1942年至1945年在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學習。1945年至1946年任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助教。

1946年9月，朱光亞隨吳大猷進入密執安大學，進行核物理學的學習和研究。在這裡，他一邊作為吳大猷的助手做理論和計算研究，一邊在研究生院學習核物理實驗技術，攻讀博士學位。朱光亞遇到了在西南聯大讀書時相識的學長張文裕、王承書。在選擇導師時，張文裕、王承書建議他選擇不是很有名氣、卻很有實驗經驗的青年物理學家M.L.Wiedenbeck。朱光亞的學習成績始終全部是A，連續4年獲獎學金，很快取得了優秀的研究成果。1947年在《物理評論》上發表了《符合測量方法（Ⅰ）β能譜》、《符合測量方法（Ⅱ）內變換》兩篇論文，1948年、1949年又相繼發表了《銪的轉換電子與β射線的符合（計數）》、《HF181的輻射》兩篇論文。這些前沿課題的研究成果使他在發展迅速的核物理領域留下了自己的足跡。1949年6月朱光亞完成了《用β射線譜儀和符合測量方法研究Au198和Hf181的衰變機制》博士論文，順利通過論文答辯，25歲獲物理學博士學位。1950年春，他從美國回到祖國北京。

在途中的輪船上，他與51名留美同學聯名發出了《致全美中國留學生的一封公開信》，信中寫道：

“同學們：是我們回國參加祖國建設工作的時候了。祖國的建設急迫地需要我們！人民政府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聲召喚我們，北京電台也發出了號召同學回國的呼聲。人民政府在歡迎和招待回國的留學生。同學們，祖國的父老們對我們寄託了無限的希望，我們還有什麼猶豫呢？還有什麼可以遲疑的呢？我們還在這裡彷徨什麼？同學們，我們都是中國長大的，我們受了20 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種過一粒米，不曾挖過一塊煤。我們都是靠千千萬萬終日勞動的中國工農大眾的血汗供養長大的。他們渴望我們，我們還不該趕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長，獻給祖國的人民嗎？是的，我們該趕快回去了。”同學們，祖國在召喚我們了，我們還猶豫什麼？彷徨什麼？我們該馬上回去了。” “同學們，聽吧！祖國在向我們召喚，四萬萬五千萬的父老兄弟在向我們召喚，五千年的光輝在向我們召喚，我們的人民政府在向我們召喚！回去吧！讓我們回去把我們的血汗灑在祖國的土地上灌溉出燦爛的花朵。我們中國是要出頭的，我們的民族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回去吧，趕快回去吧！祖國在迫切地等待着我們！”

1952年全國高等學校進行了院系調整。年底，剛從朝鮮戰場歸來的朱光亞被直接調到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任教授，參與組建物理系，後來又擔任了普通物理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代理系主任。在主講力學、熱學、原子物理學等大課的同時，朱光亞十分重視學科建設。在他和同事們的努力下，幾年之內便使東北人民大學物理系躋身於全國高校物理系的先進行列，培養了大批物理學人才，如陳佳洱、宋家樹、王世績院士等都是朱光亞教過的學生。

1955年，黨中央作出發展原子能工業的戰略決策。5月，朱光亞奉調與胡濟民、虞福春等籌建北京大學物理研究室（當時由二機部領導，後改名技術物理系），擔負起儘快為我國原子能科學技術事業培養專門人才的重任，這是國家加快發展原子能事業的五項措施之一。1956年夏，核物理專業培養出第一批畢業生。1956年9月，朱光亞調任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副主任，在錢三強的領導下，與何澤慧等一起帶領年輕人從事中子物理和反應堆物理研究，並參與了前蘇聯援建的核反應堆建設和啟動工作，發表了《研究性重水反應堆物理參數的測定》等論文。他還領導設計、建成了輕水零功率裝置並開展堆物理試驗，跨出我國自行設計、建造核反應堆的第一步。在此期間，他還兼任研究所的學術秘書，表現出不平凡的科學造詣和較強的科研組織領導能力，深受錢三強所長的讚賞。

1956年，新中國決定發展自己的原子能事業。這年，朱光亞參與籌建近代物理研究室（1957年劃歸北京大學），擔負起為中國培養第一批原子能專業人才的重任。這批畢業生在六七十年代，都已成為中國核事業發展的骨幹力量。

兩年後，朱光亞被調到核工業部原子能研究所任室副主任，參與由原蘇聯援建的研究反應堆的建設和啟動工作，並從事中子物理和反應堆物理研究，發表了《研究性重水反應堆的物理參數的測定》等研究論文。隨後，他領導設計、建成了輕水零功率裝置並開展堆物理實驗，跨出了中國自行設計、建造核反應堆的第一步。 20世紀50年代末，中國被迫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核事業。朱光亞這位物理學博士被任命為中國核武器研製的科學技術領導人。年輕的朱光亞以全部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了莊嚴的事業之中。當時他年僅35歲。

核武器研製工作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大科學研究工程，朱光亞對這項研究在科學技術方面負全面責任。他親自參加領導與指導了研製任務的分解、確定應該研究的主要科學問題和關鍵技術、選擇解決問題的技術途徑，設立課題並制定重要攻關課題的實施方案等。

在原子彈研製的關鍵時刻，朱光亞出任4個技術委員會之一的中子點火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同主任委員彭桓武、委員何澤慧等一起指導了幾種不同點火中子源的研製與選擇，並協同冷試驗委員會研究確定點火中子綜合可靠性的檢驗方法等關鍵課題的攻關。由於他善於在綜合各方面（理論、實驗、工程及當時的實際條件）的情況和意見基礎上作出正確的科學判斷，使這些課題都能在較短時間內順利解決。他主持起草的《原子彈裝置科研、設計、製造與試驗計劃綱要及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是當時中國原子彈研製科技工作的重要綱領性文件，對我國在當時科學、工業基礎薄弱的條件下，很快完成中國第一個原子彈裝置的研製起了重要作用。

朱光亞主持起草的《原子彈裝置國家試驗項目與準備工作的初步建議與原子彈裝置塔上爆炸試驗大綱》提出了將核爆炸試驗分兩步走，第一個裝置先以地面塔爆方式，然後以空投航彈方式進行的方案，不但提前了我國第一次原子彈爆炸的時間，更重要的是能安排較多的測試項目，用來監視原子彈動作的正常與否，檢驗設計的正確性。這個大綱在第一顆原子彈研究及試驗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59年6月，前蘇聯來信拒絕按協定提供中國原子彈樣品和技術資料。中共中央決定“自己動手，從頭摸起，準備用8年時間搞出原子彈來”。二機部制定“八年規劃”，提出“3年突破、5年掌握、8年適當儲備”的目標。部長宋任窮請錢三強挑選一位負責原子彈產品的“科學技術領導人”。錢三強深信，“中字輩”的朱光亞能夠很好地挑起這副重擔。7月朱光亞調入核武器研究所。1960年3月，35歲的他被任命為副所長，擔任科學技術方面的總負責人，協助李覺所長、吳際霖副所長等抓科研組織領導工作。研製原子彈是一項綜合性很強的大科學工程，涉及理論、試驗、設計、生產等各個方面，需要多學科、多專業的密切配合。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成立10年，科技與工業基礎仍然十分薄弱，有關專業人才也很少，加上正處於三年困難時期，國家難以投入足夠的資金。與此同時，國外對與原子彈有關的技術資料嚴加保密，對重要的原材料、元器件和儀器設備實行封鎖禁運。在這樣的條件下，要在短期內突破原子彈技術極不容易。在二機部領導下，朱光亞與李覺、吳際霖等同志一起，帶領大家制定規劃，選調人才，組建機構，建立設施，逐步開展了研究工作。

當初最大的困難是缺少資料，只有1958年宋任窮、劉傑、錢三強、吳際霖等領導在聽取前蘇聯專家講授原子彈教學模型課時記下來的一份支離破碎的提綱式記錄。朱光亞按照吳際霖的提議，與鄧稼先、李嘉堯一起將這些記錄整理成了一份較為完整的參考資料。以此為線索，朱光亞組織科研人員一邊學習、了解基本原理，開展自己的理論研究，一邊開展科研實驗的準備工作，親自審定大量的技術任務書。 朱光亞還敏銳地發現，從四面八方調來的青年組成的科研隊伍，不僅在學術上，而且在思想、作風上尚不能適應國家重大科研工程任務的要求。於是，他協助李覺建立了一套科學的規範化的科研管理程序，使科研人員一開始就養成嚴肅認真、一絲不苟、精益求精的作風和科學求實的精神。後來，周恩來總理在一次重要會議上，特意表揚了朱光亞這種嚴謹細緻的科學精神和工作作風。這種精神和作風在核武器研製隊伍中一直延續下來，對我國較高的核試驗成功率以及核武器技術的快速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由於朱光亞精通業務技術又善於組織管理，他不僅能與比自己年長的著名專家、研究室主任和諧合作，取得科技工作上的共識，共同深入一線指導工作，而且能與黨政領導幹部密切溝通共事，使得整個研究隊伍就像一台精密機器一樣，各項工作都有效協同地運轉了起來。

1960年8月，蘇聯政府撤回專家，我國核武器研製工作走上了完全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根據科研工作的需要，朱光亞與九局領導商議，向二機部提出調集專家和科技骨幹的建議。經中央批准，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程開甲等著名科學家奉調擔任核武器研究所的技術領導，還選調陳能寬、周光召等一批科技骨幹，與早先調來的科學家一起形成了研究工作的核心力量。隨後，他又與李覺、吳際霖一起組織調整了研究所的科研機構，全面開展理論物理、爆轟物理、中子物理和放射化學、自動控制等研究探索工作。

1963年5月，按照張愛萍、錢三強的要求，朱光亞主持起草了《第一期試驗大綱草案》（即原子彈裝置核爆炸試驗大綱），指出核爆炸試驗的任務是由低到高逐步過技術關。建議先做地面爆炸試驗，再做空投爆炸試驗，並詳細提出了試驗測試的主要項目、技術保障、測試場地總布局、試驗規模等內容。8月，朱光亞與劉傑等領導參加了青海研製基地冷試驗專題研討會，為綜合驗證理論設計和一系列單項試驗成果，決定儘快實施關鍵性的全球聚合爆轟試驗。計劃制訂後，朱光亞幾乎每天都要了解各方面工作的進展情況，並具體指揮。在他和李覺、吳際霖、王淦昌、陳能寬、鄧稼先、周光召等的組織領導下，經過幾個月的緊張努力，解決了大量理論、技術和生產問題，於11月20日成功進行了縮比尺寸全球聚合爆轟試驗。朱光亞親自撰寫試驗總結，認為這項試驗完成後，原子彈研製的關鍵技術只剩下等待足夠的核材料和臨界實驗了。

1964年2月，二機部決定在核武器研究所基礎上成立核武器研究院，李覺任院長，吳際霖、郭英會、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朱光亞、程開甲等9人任副院長。朱光亞仍然協助李覺、吳際霖統管科技工作。3月朱光亞組織制訂研究院《1964年科研工作計劃綱要》，詳細布置了原子彈研製和試驗工作計劃。

1964年4月11日，中央專委會第八次會議決定首次核爆炸試驗採用塔爆方式，並要求於9月10日前做好準備，做到“保響、保測、保安全，一次成功”。4月18日至5月4日，朱光亞與李覺、吳際霖等一起從青海研製基地赴新疆羅布泊核試驗場實地勘察空運、陸運和試驗現場保障條件的各個工作細節，提出了周密的技術措施。

在各項工作進展順利的基礎上，6月6日，朱光亞在青海基地與其他同志一起組織進行了全尺寸全球聚合爆轟試驗，這是原子彈裝置核爆炸前的一次綜合預演。試驗取得完全成功，預示着原子彈裝置核爆炸已經成功在望。在現場視察指導工作的張愛萍副總參謀長即興賦詩一首：“賀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冷試驗成功——贈朱光亞和九院全體同志：祁連雪峰聳入雲，草原兒女多奇能。煉丹修道瀝肝膽，應時而出驚世聞。” 6月12日，朱光亞組織起草完成了《596裝置國家試驗大綱》，對核裝置運輸、總裝與質量檢驗、引控系統調試、測試項目等各個環節提出了要求，第一次核爆炸試驗開始全面轉入現場實施階段。7月，核武器研究院組成了以李覺、朱光亞為首的第九作業隊，並由吳際霖、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懷、陳能寬、鄧稼先等專家組成技術領導核心，負責處理現場出現的問題。8月20日，首次核試驗用的試驗裝置以及備品備件全部加工、裝配、驗收完畢，陸續運往試驗場。8月23日，在核試驗基地成立了由張愛萍等30餘人組成的中共首次試驗委員會，朱光亞等13人任常委。下設12個部，他兼任試驗部副部長和第九作業隊副隊長。9月，中央專委會提出兩種方案，一是早試，二是擇機待試。毛澤東指示：原子彈是嚇唬人的，既然是嚇唬人的，就早試。

10月8日成立國家首次核試驗委員會，張愛萍任主任委員，朱光亞等9人任副主任委員。朱光亞等在現場親自指導技術人員嚴格按規程進行原子彈裝置裝配與檢驗。14日晚，經張愛萍、劉西堯、張震寰、張蘊鈺、李覺、朱光亞等簽字後，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裝置被吊上鐵塔……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威力為2.3萬噸梯恩梯當量的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結果表明：我國第一顆原子彈從理論、結構、設計、製造到引爆控制系統、測試技術等均達到相當高的水平。 平時頗有酒量的朱光亞開懷暢飲，加之連日勞累，他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喝醉了。

到我國第一顆原子彈裝置爆炸成功時，航彈氣動外形、結構和總體布局以及引爆控制系統設計都已確定，運載航彈的飛機也已改裝完成。隨後，他們又在我國首次核試驗的基礎上，對核裝置的理論模型和結構做了設計改進，最終完成了我國首顆核航彈的研製。

1965年5月14日，在羅布泊成功進行了核航彈空投爆炸試驗。這標誌着中國開始有了可用於實戰的核武器。

原子彈與導彈結合（“兩彈”結合）而成的核導彈，是比核航彈更為先進的核武器。核彈頭與核航彈相比，在體積和重量上要大幅度地減小，所要經受的飛行環境條件則更加複雜和苛刻，研製工作難度更大。早在第一顆原子彈研製的攻關時期，朱光亞與核武器研究所其他領導就根據上級指示精神，部署了原子彈配導彈的前期探索研究工作。1963年開始進行核彈頭核裝置理論研究和引爆控制系統預研。1964年春，根據中央專委關於今後工作的指示精神，朱光亞與李覺、吳際霖等組織制定了核彈頭研製工作計劃，並根據聶榮臻副總理的指示，提出了導彈核彈頭協作任務的主要設計、試驗項目及工藝、定型等進度計劃。1964 年4月完成核裝置理論設計方案後，迅速轉入了工程設計階段，開展了起爆元件和大型爆轟試驗，並進行了核裝置結構設計和工藝試驗。同時，引爆控制系統的研製也很快取得了成果。1965 年6月，朱光亞與其他同志一起，根據研製工作進展情況，組織討論修訂了研製工作計劃。經過一系列地面環境試驗後，為鑑定核彈頭在實際飛行環境下的性能，中央批准進行導彈核武器飛行核爆炸試驗（兩彈結合試驗）。

1966年10月27日9時，進行了我國第一次導彈核武器發射爆炸試驗。試驗取得圓滿成功，標誌着中國有了可用於實戰的核導彈。

從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核航彈、導彈核武器的成功，我國僅用了兩年時間就順利完成原子彈研製的“三級跳”計劃，快速實現了原子彈的武器化。有人評論說，朱光亞等科學家是把物理成果轉化成工程成果、把科學技術轉變成戰鬥力的大師。

20世紀60年代中期，朱光亞就認識到將核試驗轉入地下，無論從減少放射性污染的角度，還是從更深入地研究核武器爆炸過程規律的角度，都是很有必要的。

朱光亞親自起草了《停止核試驗是一個大騙局》的報告。報告系統分析了世界幾個核大國核武器研發與核試驗方面的做法和發展過程，指出，他們核試驗的停與否，最主要的是根據其核武器發展的需要來決定的。美、蘇已進行了大量的核試驗，取得了大量數據，他們停止部分核試驗對其核武器發展並無重大影響，可以通過地下核試驗繼續發展核武器，而中國則即將在大氣層進行核試驗。因此，美、蘇、英簽訂部分禁試條約的目的，就是妄圖把中國核武器事業扼殺在搖籃里。報告建議，我們不但不能禁試，而且要抓緊時機，儘快研製成功我國的核武器，同時，報告還指出，我們也應該儘快掌握地下核試驗技術，因為地下核試驗有利於保密和減少放射性污染，還可以取得地面試驗難以得到的許多測試數據和資料。

根據朱光亞等人的建議，1963年9月中央專委會決定，在抓第一顆原子彈的同時，把地下核試驗作為設計項目。但是，由於忙於原子彈的武器化及氫彈技術攻關，地下核試驗準備工作拖延了一段時間。1967年10月底至11月中旬，在國防科委領導下，朱光亞、王淦昌、程開甲、鄧稼先等討論了首次地下核試驗的目的、試驗項目、工程要求等，地下核試驗準備工作全面展開。核武器研究院與核試驗基地密切配合，經過近兩年的艱苦工作，攻克了大量技術難關。

1969年8月10日，周恩來總理主持地下核試驗準備情況匯報會，朱光亞副院長代表核武器研究院匯報了試驗目的、試驗裝置準備及加工情況。中央專委和周總理要求9月15日前準備完畢。9月19日，中央專委批准朱光亞等7人組成首次地下核試驗領導小組。9月23日，朱光亞、王淦昌、程開甲、彭桓武等在現場指揮試驗，取得了圓滿成功。這是我國首次進行地下平洞核試驗。1970年6月，朱光亞調任國防科委副主任，仍然負責指導核武器與核試驗的研究和發展工作。1975年10月和1976年10月，朱光亞參與組織領導了我國第二次、第三次地下平洞核試驗，1978年10月，又成功組織首次地下豎井核試驗。隨着我國地下核試驗技術日趨成熟，1986年3月中國政府莊嚴宣布：“我國已多年未進行大氣層核試驗，今後也將不再在大氣層進行核試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