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忆抗战

    1937年北平卢沟桥“七七事变”之后，全国掀起对日的全面抗战（其实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国民党政府才正式对日宣战）。当时我父亲正在日本留学，在东京帝国大学准备上三年级。他是国民党政府的半官费生（另一半学费由亲属出）。由于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方面通知，留学生学费不能再继续提供；由政府提供学费的中国留学生将回国参加抗战，旅费由中国政府出。于是我父亲和其他官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等待中国政府的旅费，以便回国参加抗战。此间曾有东京帝国大学教我父亲的教授面谈，大意是：你是搞科研的，学业不能中断，他可负责将我父亲转到英国读书完成学业；学费由此教授负责筹措。我父亲明确拒绝了，他说自己是中国人，现在中日交兵，他只能回国。

    大约在八月初，我父亲坐轮船回到了上海。很快“八一三”抗战开始。按理说，他自“八一三”抗战开始，到三个月后国军被迫后撤，都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应该有很多记忆，可我从他那儿知之甚少。这大概因为后来父亲参加中共，不便提国军上海抗战的事情。在我再三追问下，他只说后来的台儿庄战役国军取胜，而且是抗日战争中唯一的一次完胜；其他国军打的战役基本都失利或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胜利。

    对于上海国军抗战，他只是说在“八一三”抗战刚开始时，中国空军和日本空军在上海上空频繁交战。中国空军的表现很出色，可是后来飞机越打越少，以至后来日本空军完全占了上风。对于国军陆军的抵抗，父亲只是说“伤亡非常惨重，能打三个月很不容易”。伤亡的很大原因是日本舰队开进长江，用大量重炮近距离对中国军队阵地狂轰滥炸。而国军方面炮兵少得可怜，根本无法对日本舰队造成威胁。

    淞沪会战结束后，父亲回到老家浙江温州参加抗日救亡大约一年半。这段日子他有回忆录记载，所以我知道不少他当时的生活。总的来说，他当时思想左倾，对国民党地方上的腐败很厌恶；不过他后来也在国民党地方政府里当过区长。1939年他投考浙江大学，根据学业他插班三年级。我大舅也同时投考，他是从大学一年级读起的。

    父亲和大舅，已经他们思想左倾的同学们后来在浙大非常活跃。后来他们中间很多人（包括我父亲）都成为中共地下党员。父亲在浙大的回忆就非常详细了。浙大在抗战期间不断西迁，最后在贵州的遵义、湄潭、永兴等地停下来，一直坚持办学。父亲是1941年毕业的，后留校在生物系任助教，师从罗宗洛先生。1945年抗战胜利后，父亲随罗宗洛到中央研究院工作。

    根据以往资料，抗战时国民政府并不鼓励大学生参军，而且大学生免服兵役。直到“1943年10月，蒋介石下了一道紧急手令：为了早日组成青年远征军，立即在全国征集10万知识青年，分批空运印度，接受美军现代化的训练。蒋介石这道紧急手令，并没有得到大学生积极响应，报名的学生寥寥无几”。“1944年豫湘桂大溃败后，媒体和政府进一步宣传知识青年从军的紧迫性，此后大学生才大量参军”；但参军的大学生绝大多数也没有到抗战前线作战。

    读到此我想，父亲和大舅，以及当时中国大陆的很多很多能考大学的人是否有意无意地逃兵役？其实他们以上学的名义逃兵役也是合乎情理的。中国传统上是读书人不当兵的。从实际情况看，当时中国有些文化水平的人很少从军；不过共产党的部队里可有不少前来投奔的学生。可见，国民党军腐败略见一斑，愿意从军的知识分子宁肯去中共的军队。这些投奔中共的有文化的人很快成为军队的基层干部，政工干部居多。

    再，我父亲讲过，他的日本教授希望他不要中断学业，送他到英国读书。他当时作为一个有民族感情的中国人回了国参加抗日救亡。然而到了1939年又去上浙大插班。早知道这样，他应该去英国读书呀。这些对事物的看法的转变其实很容易说明白，只是他不说而已。以后他成为中共党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成为中共的干部。可他骨子里就不是中共这种官僚机构当官的料。1957年前他就不断地犯各种“错误”，最终在1957年成为“右派”。本来他是可以成为一名很敬业的专业工作者的。想到此我也只有感叹——想去做学问，就不要投身“政治”。

    我老伴儿刚来美国时在大学实验室工作。她的老板是个二战老兵。那老先生当兵前在马戏团演小丑。战争结束后就上了大学，后来成为科研工作者。在美国部队里他只是个普通士兵。当然，他在美国兵也不多见，但美国士兵的素质是中国士兵不能比的，起码文化水平高。国军的士兵多是抓壮丁来的。他们去和满脑子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兵拼命？一对一肯定不行。蒋介石也明白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