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我的班主任蒋国斌老师

万州崽儿

上上周五晚上，当我从“文学城”上看到我当年大学时的班主任蒋国斌老师自杀身亡的消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直到我一遍又一遍地读着那篇报道，我才确信真的是我当年在清华读书时的班主任蒋国斌老师。泪水渐渐模糊了我的双眼，脑海中那些时而清楚时而模糊的记忆片断和画面，把我带回到了当年的清华岁月。

我第一次见到蒋老师是在我到清华新生开学报到后的第一天。当时我正在铺床，听见有人敲门，开门一看，见到一位个子不高两眼炯炯帅气精神，单肩背着一绿色“军挎”，胸前衬衣上别一红色校徽的青年。他一见到我就伸出手来想与我握手说：“你一定是从四川来的陈小二吧？我是你们班的班主任蒋国斌”。当时我十分吃惊，我与他之前从未见过面，他却一见我就能叫出我的名字，并知道我是从哪儿来到。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这一情景。后来在普度核工系与他见面时还提起这一幕，这才知道他在我们入学报到前就已经看了我们每个人的档案，对我们每人都有个大概了解。但是这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我们那一届新生一进清华就被拉到张家口孔家庄的野战军65集团军去军训。当时我们军训极苦，训练量极大，吃得极差，白天极热晚上极冷，没水洗澡。我们班有些同学受不了生病，蒋老师就常把自己带的药给他们。还时不时在周日（当时全国周六都不休息，要工作）带我们学生外出洗澡和购买当地土产食品给我们补充体能消耗。当时还有一件事情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当时正是中国足球队为汉城奥运与日本队争夺出线权的主场关键一仗，我们班上的几个球迷找到老蒋，让他帮我们向军训教官求情，让我们能够看比赛。结果部队破例让我们如愿以偿，全连上百号人挤在部队电视房看到了实况转播，当然那场比赛中国队0：1输给日本，把我们和部队的那几个教官气坏了。

真正让我对他的身体素质佩服的是在我们军训结束前的长途拉练：我们军训拉练是从张家口孔家庄负重徒步走到塞外长城再走回孔家庄，全程大约四十多公里。我们班上不少人中途掉队撑不下去上了临时用作急救的军用大卡车，全班就我，小白等不到七八人坚持下来，而老蒋跑前跑后为我们同学服务走完全程，之后还和我们几个身体好的一起在营房前踢了一个多小时的球。那天晚饭后与他聊天，才知道他为何身体如此好--原来他以前从小习武，还曾是清华校武术队的队长。他也知道我为什么球踢的不错，我曾在少体校足球队呆过。

军训回来后我们对他极佩服，不少同学将他当大哥看，亲热的称呼他老蒋。老蒋人很和蔼，说话办事非常沉稳，性格介于开朗和内向之间。对我们这些刚进入大学校园的新生非常关心。老蒋的爱好很广，文学哲学诗歌武术跳舞似乎都会。在我们是新生的第一年，当时老蒋还是个单身汉，工作似乎也不太忙，所以在我们班上花的时间比较多。他常常组织全班不少周末活动：爬香山，去圆明园颐和园划船，拱猪大赛，组织我们学跳交谊舞，以宿舍为单位的足球篮球赛等等。这些活动让全班同学相互了解，也对他更加佩服。大一下学期，我们工物系分专业，我们全班被划分到核反应堆组。当时我们全班有不少人（包括我）想去核电子专业组，不想学核反应堆专业（就业面太窄）而闹专业思想。老蒋就非常耐心地劝导我们，只要打下扎实的数学物理基本功，以后转什么专业都非常容易。后来我在美国转校换专业，学习电子工程系中最难的模拟和射频集成电路设计，轻轻松松4.0的GPA就应该归功于当初打下的扎实数理功底。现在我在加州从事模拟集成电路中最热的电源管理芯片设计。不过，说句实在话，我现在走到这步也是蹉跎了很久，花费了我不少心血，充满了不少艰辛。有句话说得好：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如果当初能够自己选专业的话，我的人生之路也许会走得更顺利得很多。当初高考分数超过清华在四川的录取线五十多分，只因出身小县城的自己在考前填写高考志愿时信心不足，填写了“愿意服从调配”，结果清华录取我后就????把我调到了工物系来了。当然这是后话，要怪也只能怪自己。当然也应该怪当时“具有中国特色”的“先填志愿后考试”的高考录取制度。

从大二开始，他开始在清华工物系的模拟核电站培训中心担当要职，才减少来我们班上的次数，但也至少每周来一次。他曾在我们班组织几个对武术有兴趣的同学一起在西大操场旁的小树林附近练武，教他们长拳和太极。我去西大踢球时，还常常见到他们在那里比比划划。后来老蒋事情多了，没时间教武。但我常常在西大见他与一帮教工或教工子弟踢球。我也曾与老蒋在踢球时对抗过多次，到底是练武出身，下盘极稳，很难把他放倒。后来我们学微机原理，FORTRAN语言时，清华工物系的机房配发的上机机票不够用，我们还常常找他帮忙搞机票。

老蒋个头虽不高但人长精神一表人才。但他似乎没有女人缘，很少见他与女孩在一起。直到我们读大四时，有天他一个人带了些糖果到我们学生宿舍去，我们才知道他结婚了。不久以后，有天我下晚自习从图书馆回宿舍，见他与一位个子与他几乎一样高的女生一起牵手回三号楼（当时清华的一些单身青年教工住在那里），才见到他的夫人。后来我们班一些好事佬东打听西打听才知道老蒋夫人小卢的一些情况：他们俩在同一个村长大，老蒋他妈是小卢的干妈，老蒋比小卢大七八岁，等等。网上有些人说老蒋与他太太是二婚，这纯属谣言。去年回国，与在北京工作的同学聚会。当时我以为老蒋也在北京，问起老蒋，在清华工作的一同班女生才告诉我一些有关老蒋的八卦：原来他曾与我们同年级另外一个班上的女生走得很近，但那个女生似乎嫌老蒋大他七八岁且身高不高，故而未成好事。

大五我们毕业那年，小卢怀孕，老蒋更忙，照顾小卢，管我们的毕业分配和考研推研。但我们时常见到两人在一起牵手在清华校园里散步，老蒋更少有时间来我们班上。

后来我留在清华核能研究院读硕，有时夏天晚上去图书馆看书时，常常见到小卢抱着他们儿子在图书馆的喷水池前乘凉和别人聊天。小卢为人比较大方，人热情也话多。老蒋后来在清华提为副教授后分了房子，清华也为小卢解决了户口问题，并将小卢安排在了核研院能科楼的复印室工作。估计那段时间是他们最开心最轻松的时候。

我硕士毕业工作后，渐渐与老蒋他们没了联系。直到我搞定T/G去能科楼找我以前老师写推荐信时，才得知老蒋去了美国做了访问学者，但不知是在普渡。后来我拿到普渡核工的offer，临行前去能科楼向以前的老师和一些哥们告别时，才得知老蒋也在普渡核工，同时也得知我们本科班的另一位同学老卜也在普渡核工系，又才与他们取得联系。

来到普渡后的第一顿饭是在老卜家蹭的，第二顿饭是在老蒋家蹭的。与小卢也是从那时开始熟悉起来的。那时我刚到美国，老卜和小卢（更多时是和普渡足球队的老乡李实）时常在周末带我开车去“奥狄”“麦耶尔”和“沃尔玛特”采购（血拼）。从我与小卢不多的交谈和接触中，可以看出小卢是一个比较开朗健谈的人，非常会过日子。什么地方什么东西便宜实惠她似乎都知道，还时常教我们这些单身汉们怎么做菜。小卢那时除了在家带孩子准备托福外，还时常在普渡附近一家叫“长城”的中餐馆打工补贴家用。当时他们家那辆较新的丰田佳美似乎很大部分就是小卢的功劳。小卢那时常说留在美国打工也不错，一天的工资加小费换成人民币可抵她国内一个月的工资。也许部分是这个原因，小卢后来才愿意留在北美和移民去加拿大。的确，在国外生活，中国男性的生存压力更大。相比较而言，中国女性更容易融入北美社会，也更容易找到工作。原因很多，但有一点很重要：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更快能掌握外语口语，外国男人一般觉得中国女人不会对他们构成工作上的太大威胁。另外中国男人对自己要求更多，总希望找专业工作一步跨入中产阶级。

在普渡的那几年，对老蒋小卢他们全家而言，虽然辛苦，但却是最充实和开心的。当时小卢老蒋都有比较明确的奋斗目标。小卢后来半工半读在不到三年里读完了普渡的会计本科，老蒋也拿到了核工的博士与计算机的硕士。

人生就是这样：当你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时，再苦再累再难你都可以忍受。这些苦难反而能激发出你自身的更大潜能去拼搏去奋斗。然而一旦等你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还没有找到下一个目标时，你就会感到人生之空虚无聊，会觉得生活没什么意义。所以，有句话说得很好：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在于不断地寻找自己的下一个目标。

在普渡学习的那几年中，老蒋非常刻苦，他老板对他也很欣赏，专门给他买了台电脑放在家里供他专用。周末老蒋也常常和我们一起踢球，甚至与我们一起开车去附近的UIUC和Kekemo与当地的华人足球队踢球。当时他已经有三十五六了，可踢起球来体力与我们二十七八的小伙子不相上下。当时他们一家在普渡是别的中国留学生眼中的明星家庭。男才女贤，儿子也听话懂事。老蒋由于精通武术，常常在普渡的春节晚会和中秋晚会上与他儿子一起上去表演。另外，老蒋还时常在周末去拉斐特的一家武馆与一些老美切磋，免费教了几个美国徒弟。后来老蒋爸妈来美国，他们搬到一处大的公寓去时，还有一个他的美国徒弟开着一辆truck过来帮他搬家。总之，他们一家在普渡很受人尊敬。

当时那几年是美国经济的黄金岁月。凭老蒋的计算机硕士是可以很轻松找到工作留美的。但当时老蒋是J-1签证，毕业后清华不同意他的两年豁免（J-1 waiver），所以他必须回国工作两年才能再回美国找工作。而我在99年夏转学去了“大十联盟（Big-Ten）”的另一所学校转学EE的芯片设计。之后与老蒋他们的联系逐渐减少，知道他毕业后回到了清华做教授和某个研究室的副主任。到后来与老蒋他们就失去了联系。

几年下来我也曾经历过失业找不到工作，经受过精神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也曾经对自己对人生非常失望，自信心也一度跌落到最低点。但总是对自己不甘心，总觉得自己再努把力就能找到工作，找回希望和自信。就像美国电影《肖先克的救赎》中的主人公所说：希望是一个美好的东西，也许是人生中最美好的东西。凭着这点微薄的希望，我自学了模拟集成电路和射频集成电路中的好几本经典书籍，并做完了好几本书后的全部习题。半年后我也顺利地
找到了我理想的工作。

上上周五晚，因为自己参与设计的一块芯片两周后要送去台湾投片（tape-out），所以留在公司加班做“后仿”写设计文档报告。吃完夜宵没事就上网看文学城，才得知老蒋出事。没有想到，多年没有联系和消息，一有消息却是噩耗。事过了好几天，仍然无法相信。几天下来，依然吃不下睡不好，多年前的美好时光和精彩片断仍时时在我脑海里回放。我非常能够理解老蒋那种理想破灭后的失望心情，也能够想象得到那种多年失业所造成的精神和生活的压力可以让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对家庭对父母对子女有责任感的人）完全崩溃。有时我也常常想到“要是老蒋不来加拿大，也许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事情发生”。人生有时就是这样：一步错，步步错。后面即使再努力，也很难回到原来正确的路上，因为你已经在正确的时间上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老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不可能专给某一个人多次选择的机会。人生没有如果，人生也不可重来。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把握自己的今天，认认真真地好好生活。

尽管我与老蒋只是泛泛的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师生之交，也不是我们班里老蒋最欣赏的那几个学生之一，但儒家传统思想说的好：“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还是决定请假亲自飞加拿大多伦多一趟，代表我们工物系73班的全班同学，送老蒋最后一程。

蒋老师，一路走好。

浓浓师恩，我们永远不忘！